唐代詩人韋應物所撰以龍門為題的詩歌，與其本人的兩次親身游歷相關，均從龍門山的自然景色寫起，視覺落點又回到了洛陽城。其一為《龍門游眺》：“鑿山導伊流，中斷若天辟。都門遙相望，佳氣生朝夕。素懷出塵意，適有攜手客。精舍繞層阿，千龕鄰峭壁。……日落望都城，人間何役役。”此詩反映出唐代龍門與洛陽城的密切關系。從留存于龍門石窟的大量造像題記中，我們也可以一窺唐代洛陽城層次豐富的社會空間。

關于這一問題，溫玉成、李玉昆等學者均有論述。今筆者所選擇造像題記涉及到的人物，是以有明確記載生活于唐洛陽城、出資營造龍門窟龕的功德主作為研究對象，世俗社會中不同身份、不同階層的人物組成了自上而下、金字塔形的社會結構，形成了錯綜復雜的社會空間。

二圣

位于最高層面的是高宗皇帝與武后，稱為“二圣”。龍門西山奉先寺大盧舍那像龕一鋪九尊造像（圖1），規模宏大，不僅是龍門石窟佛教造像的典型代表，而且是唐代雕塑史上的巔峰之作。在其佛座東南隅，刻有唐調露二年（680年）大盧舍那像龕記：“龍門山之陽，那像龕者，大唐天皇大帝之所建也座高八十五尺，尺，迦葉、阿粉錢校僧師、法、大使司、東面監料匠李等。至上十二月卅日，調露元年己卯八月五日，奉敕于大像南置大奉先寺。”該題記因露天刊刻而石質風化，文字缺損（圖2），故開元十年（722年）重刻題記全文于佛座北側，并附刻牒文于后。1483號龕亦刻有大盧舍那像龕記，內容與上述題記有相同之處，涉及韋機、樊玄則、李君瓚等人：“盧舍那大石像，右件像，咸亨三年四月一日起手，至上元二年十一月卅日功訖。敕使司農寺卿韋機囗囗囗校囗囗囗囗囗囗囗囗樊玄則囗囗囗囗囗囗囗李君瓚囗囗囗囗姚師積……”

圖1 大盧舍那像龕（霍宏偉攝影）

圖2 奉先寺大盧舍那像龕佛座南側調露二年造像記拓本（路偉供圖）

題記中所云“天皇大帝”即唐高宗李治，“皇后武氏”即武則天。兩人長期居住于洛陽宮城內。因高宗身體欠佳，韋機在宮城西南隅營建上陽宮。《兩京新記輯校》卷四云：“上陽宮在皇城西南，東即禁苑東垂，南臨洛水，西亙谷水，上元中韋機充使所造。”小字注云：“高宗末年，常居此宮以聽政也。”據陳長安先生考證，唐調露元年（679年），“于大像南置大奉先寺”，作為大像龕的供養寺院。開元十年（722年），大奉先寺被伊水沖毀。唐玄宗將此寺與龍華寺合并，奉先寺選在原龍華寺址之上。1997年，考古學者對位于魏灣村北臺地上的奉先寺遺址進行了大面積揭露，發掘出一些建筑基址、殘石佛像等考古遺存（圖3、4、5、6、7）。

圖3 龍門奉先寺遺址發掘現場全景之一（洛陽市考古研究院供圖）

圖4 龍門奉先寺遺址發掘現場全景之二（洛陽市考古研究院供圖）

圖5 奉先寺遺址局部（洛陽市考古研究院供圖）

圖6 奉先寺遺址出土殘石菩薩坐像（洛陽市考古研究院供圖）

圖7 奉先寺遺址出土殘石菩薩立像（洛陽市考古研究院供圖）

皇室貴族

第二層面是皇室貴族，包括韋太妃、魏王李泰及濮王妃等人。

龍門敬善寺前室門北側力士左上方刻有一塊小碑，名為《敬善寺石像銘并序》（圖8）。據碑文可知，敬善寺為唐太宗的貴妃韋氏出資鑿窟。太宗駕崩之后，韋太妃居住于洛陽。《金石萃編》卷五六《紀國陸妃碑》：“以麟德二年六月廿六日，薨于澤州之館舍，春秋卅有五。……紀國大（太）妃時在洛下，初聞兇訃，頗極哀痛之情。”

圖8 敬善寺前室門北造像碑（《龍門石窟造像全集》第1卷，188頁）

在賓陽中洞與賓陽南洞之間，有一通摩崖石碑，即伊闕佛龕之碑（圖9），為唐貞觀十五年（641年）魏王李泰為其母文德皇后長孫氏所刊刻。魏王李泰曾經住在洛南里坊區中部偏北的道術坊，因北臨洛水，故坊中有面積廣大的水池，為都城勝景。《河南志·京城門坊街隅古跡》“道術坊”條注云：“唐貞觀中，并坊地以賜魏王泰。泰為池，彌廣數頃，號‘魏王池’。泰死，復立為道術坊，分給居人。”《河南志·唐城闕古跡》“魏王池”條注云：“與洛水隔堤。初建都，筑堤上雍下土水北流，余水停成此池。下與洛水潛通，深處至數頃，水鳥翔泳，荷芰翻復，為都城之勝地。貞觀中，以賜魏王泰，故號為魏王池。泰黜后，賜東宮，屬家令寺。”

圖9 位于賓陽南洞與賓陽中洞之間的伊闕佛龕之碑（路偉供圖）

龍門1499號龕題記為“濮王妃閻像龕”六字楷書銘文（圖10）。《舊唐書·李泰傳》：“濮王泰，字惠褒，太宗第四子也。……（貞觀）十年徙封魏王。……二十一年進封濮王。”結合歷史文獻來看，龍門唐龕題記“濮王妃閻像龕”，反映的應是貞觀二十一年（647年）李泰被封為濮王之后，他的妃子閻氏出資造像的史實。

圖10 濮王妃閻氏像龕銘拓本（《龍門石窟碑刻題記匯錄》，552頁）

在賓陽南洞門外北力士像南側有一小龕，題記云：“郇王阿你造。”造像時間應在唐高宗初期。“阿你”，意即乳母，郇王是指高宗第四子李素節。《舊唐書·高宗紀上》：顯慶二年（657年），“二月辛酉，入洛陽宮，曲赦洛州。庚午，封皇第七子顯為周王，徙封許王素節為郇王。”《舊唐書·李素節傳》：許王素節，高宗第四子也。天授中，與上金同被誣告，追赴都。臨發州，聞有遭喪哭者，謂左右曰：“病死何由可得，更何須哭！”行至都城南龍門驛，被縊死，年四十三，則天令以庶人禮葬之。由此可見，高宗第四子李素節與洛陽有著密切關系，其乳母在龍門開龕造像亦在情理之中。

文臣武將

第三層面是文臣武將，包括中央級官吏與地方官吏。敬善寺區365號龕東有造像記云：“右驍衛大將軍、薛國公阿史那忠造。”（圖11）阿史那忠居住于洛南里坊區定鼎門大街東側的尚善坊，唐上元二年（675年）五月二十四日卒于此坊。1972年，在陜西醴泉縣西周村西發掘阿史那忠墓，出土一方墓志。志云：“以上元二年五月廿四日，薨于洛陽尚善里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五。……粵以上元二年歲次乙亥十月辛未朔十五日乙酉，奉遷靈櫬，合葬于昭陵之塋。”可知阿史那忠卒于洛陽尚善坊，葬于關中昭陵塋域內。

圖11 阿史那忠造像記拓本（《北京圖書館藏龍門石窟造像題記拓本全編》第5冊，915頁）

291號龕唐顯慶二年（657年）吏部尚書唐臨造阿彌陀佛像記云：“顯慶二年七月卅日，吏部尚書唐臨奉為皇帝、皇后殿下，臨亡父母及法界群生，敬造阿彌陀佛像，愿普成正覺。”（圖12）唐臨宅第位于洛南里坊區中部的道化坊內。《河南志·京城門坊街隅古跡》“道化坊”條注：“唐有定安公主宅，皇甫無逸宅，本隋蕭琮居，后為唐臨宅。”唐臨的仕途經歷先順后逆，正史有傳。《舊唐書·唐臨傳》：“永徽元年，為御史大夫。……尋遷刑部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復歷兵部、度支、吏部三尚書。顯慶四年，坐事，貶為潮州刺史。卒官，年六十。所撰《冥報記》二卷，大行于世。”

圖12 吏部尚書唐臨造阿彌陀佛像記拓本（《龍門石窟碑刻題記匯錄》，72頁）

極南洞地處龍門西山最南端，以窟門北側殘存的力士像而為學界所熟知。窟外南壁下部有姚崇之母劉氏造像發愿文碑。碑銘云：“二州都督、長沙縣公姚意之妻也。龍朔年中，囗囗囗闕南之別業也。夫人時入洛城，路由此地。”（圖13）碑銘中的“夫人時入洛城，路由此地”一句，意即姚崇母親劉氏經由龍門，自南向北而行，進入洛陽城中。原有學者考證，極南洞碑銘為姚崇（字元之）等為亡母劉氏做功德之碑，該洞窟為神龍二年（706年）啟造，約景龍四年（710年）完工。今有學者提出，極南洞造像的功德主是姚崇的母親劉氏，而非姚崇本人，筆者贊同這一觀點。劉氏造像的動因是“她認為神佛保佑了家族兒女長大，各預班秩，為還愿而舉家捐資開窟造像”，極南洞完工于唐神龍元年（705年）正月至二月間。龍門極南洞碑記述了姚崇母親劉氏舉家捐資開窟造像的史實。

圖13 極南洞造像發愿文碑（路偉供圖）

姚崇長大后進入仕途，住在洛陽城內洛南里坊區東北部的慈惠坊，北臨洛水，南近南市，東鄰詢善坊，坊內有姚崇山池院。《河南志·京城門坊街隅古跡》“慈惠坊”條注：“唐有姚崇宅。”“詢善坊”條注：“北至洛水。唐有郭廣敬宅，后為姚崇山池院。崇薨，為金仙公主所市。”姚崇之母劉氏卒于慈惠坊姚宅，“以神龍二年正月八日終于洛陽慈惠坊之私第。……可于龍門山外用為窀穸，冀近家園，以慰吾平生之好耳。”姚崇晚年仍居此坊，“池臺琴筑，優游暮齒。……享年七十有一，開元九年九月，寢疾薨于東都之慈惠里。”

東都留守是唐代朝廷在洛陽設置一套常制性留守機構的最高行政長官，其地位在不同時期有所變化。在龍門東山萬佛溝2158號龕，有唐咸通二年（861年）東都留守盧鈞題記：“留守盧鈞，咸通辛巳一家游此，三月六日。”盧鈞在正史中有傳，《新唐書·盧鈞傳》：宣宗大中年間，“以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俄檢校司徒，為東都留守。懿宗初，復節度宣武，辭不拜，以太保致仕。”盧鈞宅第位于洛南里坊區東南隅的集賢坊。《河南志·京城門坊街隅古跡》“集賢坊”條注：“太師致仕盧鈞宅，失處所。”盧鈞曾任東都留守，留守府設置于宮城廣運門內。《河南志·唐城闕古跡》：宮城“長樂門內曰廣運門”，注云：“隋名。其后留守府，在廣運門內。”《河南志·宋城闕古跡》：“今宮室囗囗九百九十余區云”小字注曰：“按，唐留守府，在大內廣運門內。”

龍門石窟造像與題記所涉及到的唐代地方官吏，主要有合宮縣令、洛陽縣武騎尉等。合宮縣令蘇頲的形象曾經被雕成等身觀世音石像。蘇頲年輕時為合宮縣令，政績顯著。在其調任其他地方之后，洛陽百姓念其功績，就募工匠依照他的形象雕造了一尊等身觀世音石像。唐代張說《龍門西龕蘇合宮等身觀世音菩薩像頌》一文記述了這尊雕刻于龍門的菩薩石像：“龍門西龕等身像者，此都人士思賢令蘇君之所造也。天下之大都有五，而河洛總其中。皇居之赤縣有二，而合宮是其一。蘇君名頲，字廷碩。……蘇君于是乎始為政于京邑。……模宰官之形儀，現輪王之相好。……盛德相傳，與此山而終始，不其偉歟！”蘇氏住于洛南里坊區東南部的陶化坊內，崇讓坊有其竹園。《河南志·京城門坊街隅古跡》“陶化坊”條注：“唐有桓彥范宅，蘇頲宅。”“崇讓坊”條注：“唐有蘇頲竹園。韋述《記》云：此坊出大竹及桃，諸坊即細小。”

龍門356號龕南端第一尊優填王造像附近，刻有唐顯慶四年（659年）洛陽縣武騎尉文林郎爨君協造優填王像記：“顯慶四年二月八日，洛陽縣武騎尉文林郎爨君協為亡妻張造優填王像一軀，功訖。”（圖14）據開封市博物館藏洛陽出土爨君墓志記載：爨君為“雁門人也，今寓居洛陽焉。……以龍朔元年九月五日終于清化里之私第，春秋六十二。夫人張氏……顯慶三年十一月六日，終于清化里之私第，春秋五十。以龍朔元年十月八日，與君合葬于芒山之陽。”（圖15）

圖14 爨君協為亡妻造優填王像記（《龍門石窟碑刻題記匯錄》，89頁）

圖15 爨君墓志拓本（《隋唐五代墓志匯編·洛陽卷》第4冊，88頁）

從時間、地點及人物姓名等方面考證，龍門題記中所說的“爨君協”，與洛陽出土唐志中記載的墓主人“爨君”應該是同一人。據這方墓志可知，爨君妻張氏于顯慶三年（658年）十一月六日，卒于洛陽城內清化坊私第。三個月后，即顯慶四年二月八日，爨君為亡妻在龍門西山造一軀優填王石像完工。造像完成兩年半之后，即龍朔元年（661年）九月五日，爨君終老于洛陽清化坊。清化坊位于洛北里坊區最西端中部，徽安門街與上東門街交叉路口東北隅。《河南志·京城門坊街隅古跡》“清化坊”條注：“唐有左金吾衛、都亭驛。”

城內外的庶族地主、平民及商人信眾

第四層面是洛陽城內外的庶族地主、平民及商人信眾。例如，龍門118號龕南側刻有唐貞觀十一年（637年）洛州鄉城老人造像碑，此碑記載了像主吉萬歲、副像主張孝舒“卅四人等囗囗，敬造囗尊儀一龕”。這些人包括源自洛陽城內及其周邊鄉里的老人。101號唐永徽元年（650年）王師德龕西壁造像碑云：“今有洛陽鄉望父老等卅人，……遂謹于此堪敬造尊，山之固，鐫瑩真容。”（圖16）“洛陽鄉望父老”是指洛陽地區有名望的上年紀的老人。從龍門題記來看，商人身份的佛教信眾主要來自唐洛陽城南市與北市。

此外，還有一類特殊人群僧尼，他們與龍門石窟的關系尤其特別，大多是來自于城內敬愛寺、凈土寺、景福寺、麟趾寺及福先寺的僧尼。

圖16 龍門101號王師德龕造像碑（《龍門石窟造像全集》第1卷，23頁）

結語

隋唐洛陽城與龍門石窟之間，究竟有著怎樣的聯系？從大量的龍門題記及散見于各處的歷史文獻入手，認真、細致地梳理這些資料，才有可能獲得令人信服的答案。關于龍門石窟與洛陽城的對應關系，可以總結為以下三點。

其一，龍門石窟隋唐窟龕開鑿的興衰，與隋唐洛陽城營建的盛衰緊密相關。隋代大業元年（605年），煬帝下詔營建東京洛陽城。大業二年（606年），東京城營建完工。大業五年（610年），改名為“東都”。據王振國先生考證，龍門石窟隋代開皇、大業年間開鑿的小龕，能夠識別的共計37個，分布于7處，其中屬于大業年間的共計25個。值得注意的是，大業年間，龍門小龕均為民間開鑿，未見皇家鑿龕。

自隋至唐，龍門實現了兩個轉變：一是從龍門山到龍門石窟，其人文景觀、宗教圣地的氛圍更加濃厚，成為佛教圣地；二是龍門作為洛陽城中軸線的南端基點，不僅具有物理方面坐標參照的作用，而且有著更為重要的政治意義。關于龍門唐代窟龕的分期，溫玉成先生分為太宗晚期、高宗前期、高宗晚期至武則天時期、中宗至玄宗時期，共計四期。唐代窟龕開鑿歷史的興衰，與不同時期洛陽城市政治地位的升降密不可分。當東都城的發展在高宗、武則天時期達到鼎盛之時，一系列大型建筑包括乾元殿、明堂、天堂及上陽宮的營建，成為洛陽城歷史上的代表作。城外龍門石窟的造像活動也隨之達到空前絕后的程度，無論是開鑿窟龕、造像數量，還是各類石像的雕造水平，均達到了唐代最高水準。據李曉霞女士統計，龍門石窟唐代紀年題記448例，其中武則天時代自光宅元年（684年）至長安四年（705年），長達20年，歷經光宅、垂拱、永昌等17個年號，共計造像紀年113例，占唐代紀年題記的25%。若從顯慶元年（656年）武后參與國政算起，則造像紀年為296例，占唐代紀年題記的66%。溫玉成先生提出，唐高宗在位三十余年，曾七次行幸洛陽。武則天更以洛陽為定鼎雄都,號稱“神都”,居住于長安時間較短。因此,武則天（624-705年）時期的大祟佛教必然在龍門石窟中留下大量值得探索的遺跡。據估計,顯慶五年至長安四年的窟龕約占龍門唐代窟龕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正是這個時代佛教信仰的一種反映。“城興窟盛，城衰窟微”，正是隋唐洛陽城與龍門石窟鑿龕開窟關系的真實寫照。

其二，關于龍門石窟分區，閻文儒先生指出：龍門伊水兩岸共計分為五個區，其中東岸有一個區，西岸有四個區。根據龍門石窟具有典型意義唐代窟龕的空間分布，筆者認為，龍門唐代鑿窟的規律可歸納為“自西向東，從北到南”。自西向東，是指從以龍門西山為開鑿窟龕的主要區域，逐漸向東山轉移。從北到南，是僅就龍門西山唐代窟龕而言，有一個自西山北端，漸漸向西山中部、南端延伸的發展趨勢。與此相對應的是，自初唐、盛唐至中唐，居住在洛陽城內以及來自其他地方的佛教信徒南赴龍門，祈福發愿，鑿窟開龕，其窟龕分布與上述規律基本相符。

其三，從整體觀的視角來思考城址與石窟的空間關系。城址與石窟，原本是古代物質文化形態的兩種類型，以往研究城址的學者，大多側重分析其布局特點、階段性變化及其原因，較少將城址與石窟整合在一起進行綜合研究。筆者提出隋唐洛陽城空間體系“城－苑－窟－墓”四位一體的整體觀，探討一座城址，應將城垣內外的各類遺存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構成一個完整的城市體系。四類考古遺存的背后反映出來的均為古人活動，串聯起來看，這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就本書來說，將龍門石窟部分造像題記、唐代人名與洛陽城相關資料放置于同一歷史背景下考察，揭示出三者能夠完全對應的這一歷史現象，從而充分表明龍門石窟是隋唐洛陽城空間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龍門石窟的開鑿者、功德主，主要來自洛陽城。該城與龍門石窟空間關系的特點，可謂“北南呼應，城窟一體”。

當我們重新梳理城址與石窟兩類完全不同的文物遺存資料時，既要上升到城市體系的高度來看待兩者的關系，又要強調人的活動。通過唐人的佛事活動，將城址與石窟兩種物質形態結合起來，城內人們的政治生活、日常生活，與城外的宗教活動通盤考慮，展現活生生的歷史場景，其中會涉及到人的因素、文化因素，努力突破冷冰冰物質形態的城圈考古。關于隋唐洛陽城與龍門石窟關系問題的討論，僅選取了城址與石窟的空間關系進行初步分析，由于篇幅所限，還有其他諸多問題尚有待于今后做更為深入的探索。

曾幾何時，矗立于地平線之上的，不僅有隋唐洛陽城，還有龍門石窟。歷經千載風雨滄桑，東都城早已湮埋地下。居住于城中的各色人等悄然逝去，而龍門山仍存。山上大大小小的窟龕造像、文字題記，訴說著往昔的輝煌，折射出東都城的光輝。雖然只是一鱗半爪的歷史片段，卻是足以令世人感到震撼的隋唐華章。

（本文內容源于霍宏偉著《隋唐洛陽城空間體系研究》一書，文物出版社，2026年4月。因篇幅所限，略作修改，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

來源：霍宏偉（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