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浩的微博號沉默在了6月初。6月5日，這位追覓科技創始人的賬號主頁上出現一行灰色文字：“因違反相關法律法規，該用戶目前處于禁言狀態。”距離他上一次更新，已經過去了四天。

一紙禁言，將外界對這匹“跨界獨角獸”的質疑推向了新的高度。當一家公司超過160億的資金來自各地政府和地方國資，當它的創始人一邊高喊“做人類首個百萬億美金商業生態”，一邊在估值暴漲250%后高位套現——這場看似宏大的跨界敘事，究竟是產業創新，還是一場精心設計的“抬轎子”游戲？地方國資成了最賣力的轎夫，而轎子里的人，正盤算著何時下車。

一、地方的“轎夫”：百億國資如何為追覓“抬轎”

“抬轎子”這個詞，在資本市場上有著豐富而危險的意涵。它最直白的一種版本是：有人用別人的錢，買別人設計的單，最終把一個人或一個項目高高抬起，風險卻留給了后來者。

在追覓的敘事中，“轎夫”這個角色，被地方國資扮演得淋漓盡致。

2025年4月，追覓科技旗下CVC機構追創創投宣布完成紹興百億產業基金的首期募集，目標規模高達110億元。該基金由兩翼構成：一個面向成長期戰略基金，聚焦智能清潔、庭院機器人、智能汽車等商業化場景；另一個則是與廈門國資合作設立的中早期孵化基金。在基金的持股結構上，“追覓系”通過三個平臺合計持股55%，而紹興的三家國資平臺則合計持股45%。

同樣的故事正在更多城市復制。浙江紹興、蘇州吳中、杭州臨安、麗水、廈門、柳州、宜賓、武漢——一張覆蓋超過十個地市的地方國資投資網絡正在被編織。

僅以杭州為例，2025年10月，臨安區政府與追覓科技簽署協議，合作設立總規模20億元的生態基金，當地招商部門公開表示，這是追覓以“招商員”角色參與產業引入的新探索。

2025年，浙江省麗水市還公示了一筆10億元的“追覓生態創業投資基金”，主要投向智能家居、泛人工智能、高端裝備制造等領域。這并非孤例。據證券時報報道，追覓關聯的天空工場創投共管理29只基金，政府LP在其中占比高達六成，認繳資本近百億元，出資方覆蓋全國十余個地市。

而俞浩本人曾對外透露，基金實際募資規模超過200億元，追覓自身僅出資20%——這意味著超過160億元的資金來自各地政府和地方國資。

當地方財政的真金白銀變成追覓擴張的燃料，一個問題懸在了所有人頭上：這些國資最終能否獲得對等的回報，抑或在追覓的資本游戲中被“抬”到了一個并不屬于自己的位置上？

二、轎車里的“坐客”：估值暴漲與高位套現

轎夫的辛苦是有目的的——把轎子抬得足夠高。在追覓的牌桌上，轎子里坐著的，是俞浩和創始團隊。

2025年9月之前，俞浩的估值還在約200億元的區間徘徊。但此后，估值曲線陡然攀升。2026年6月，追覓科技被曝開啟Pre-IPO直接融資窗口，投前估值鎖定在約700億元。不到9個月的時間，估值暴漲250%。

按照規劃，這一輪融資將釋放5%到10%的股權份額，對應融資規模約35億至70億元，單筆投資最低門檻高達3.5億元。整個融資窗口預計于7月初關閉。這一輪融資最耐人尋味的地方，在于它同時包含兩個組成部分：面向市場的公司新股增發，以及創始團隊的老股轉讓。這意味著，在估值攀升至最高點之際，轎子里的人選擇了“落袋為安”——而接盤的，正是這輪融資中進入的新機構投資者。

復盤整條資金鏈，出現了一個極富戲劇性的反身循環：地方國資在早期作為追覓生態最重要的“基石LP”，用大量資金“放水”支撐估值；當估值被抬到700億這個高點時，新的機構資本被引入接盤；與此同時，創始團隊通過老股轉讓獲得現金套現；而所有這些新進資金的背后——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都離不開先前地方國資提供的信用背書和資金支持。

這種“我出80%的錢，你來坐轎，風險我扛，收益你享”的模式，用一種荒誕的方式將公共財政與私人利益的邊界揉捏在了一起。

三、風險留在“轎子里”：追覓的資本防火墻

如果說地方國資的角色是“抬轎”，那么追覓設計的精巧之處在于——轎子里的人可以隨時下車，而轎夫卻必須繼續把轎子往前抬。追覓旗下200多個事業部的股權結構與母公司之間的關系，被復雜的法律架構層層隔離。

公開信息顯示，這些事業部大多由員工或外部財務投資人各自持股，在法律上與追覓主體并無直接股權關聯。與此同時，天空工場創投投資的64家公司中，有80%成立于2025年及2026年——這恰是追覓估值暴力拉升的整個周期。

換句話說，地方國資的資金流向了追覓主導、但法律上不屬于追覓的項目。一旦某個項目失敗，風險在法律上被隔離在項目公司層面，追覓主體和俞浩本人無需承擔連帶責任。“況且我們又沒有用你們的錢。”俞浩曾在社交媒體上這樣說。

在追覓的語境里，這句話或許并非自辯，而是對商業模式的最直白解讀——160億的國資資金在法律結構的魔法下，似乎不再等于“你們的錢”了。

四、轎子的裂痕：禁言、摸排與反舞弊三重奏

即便追覓的“抬轎子”游戲精心設計了防火墻，但轎子本身，已經開始出現裂痕。2026年5月7日，追覓科技監察部發布了反舞弊專項通報，數據令人震驚：2026年1月至4月，共查處各類違規舞弊案件23起，23名員工被依法解除勞動合同，其中3人因涉嫌刑事犯罪被正式移送司法機關。通報覆蓋洗地機、吸塵器、供應鏈采購等多個業務部門，核查焦點集中于利益輸送、虛報報銷、侵犯商業秘密等方面。這意味著，在內部治理的層面，追覓已經暴露出重大的控制缺陷——而被移送司法機關的案件性質，更暗示問題并非簡單的管理疏忽。與此同時，外部監管的壓力也在逼近。

追覓CEO俞浩微博被禁言當天，有消息稱長三角某市轄區正在統一部署摸排轄區內企業與追覓的合作情況，包括合作項目、資金投入、財政及國資投入情況等維度。盡管追覓內部人士稱這只是“常規檢查”，但在地方國資數百億資金已經注入的背景下，這樣的摸排動作足以讓資本市場警覺。

這些裂痕的出現，并非孤立的黑天鵝事件。它們共同指向一個核心問題：當“抬轎子”游戲在內部治理失靈、外部環境收緊的夾擊之下，轎子還能堅持被抬多久？

追覓的“抬轎子”游戲，有著一套非常自洽的邏輯：地方國資拿出140億、160億的真金白銀，用來撬動估值故事，支撐一個巨大的資本盤面；估值被推高到700億元后，創始團隊高位套現走人；風險被隔離在法律防火墻之外，留給地方政府和后來接盤的投資者。

俞浩在轎中坐，轎夫在四方抬。

但轎子已經發出了吱吱呀呀的聲響。23名員工舞弊案爆發，3人被移送司法機關；追覓造車主體星空計劃汽車公司新增232萬元股權凍結；嘉美包裝股價在俞浩正式入主次日復牌后大跌。加之地方摸排與創始人對國資關系的“微妙界定”，這一切共同表明，被地方國資“抬著”的追覓神話，已經開始遭遇現實的拷問。

俞浩的微博終將在某一天解禁。然而資本市場的真正考題并非“禁言”，而是：當轎夫的供養減量，當合規紅線收緊，轎子里的人還能維持那居高不下的估值嗎？又或者，轎子本身，還能不能撐得住轎中人的重量？

答案值得所有地方國資投資人和資本市場的參與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