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曾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他被免職并接受審查后，依然按照副大軍區職級待遇得到妥善安置！
1962年初春，珠江邊乍暖還寒，羅榮桓到廣州軍區看部隊建設。檢閱結束，他側過身問身邊的政委：“文件念得多，實事抓得緊不緊？”那位中將回答得干脆：“說到就要做到，否則就是空。”這一句“說到就要做到”，在軍區機關里一傳再傳，因為說話的人正是劉興元。
劉興元出生于1908年，山東莒南富農之家。六歲私塾，打好識文斷字的底子；十七歲進青島紡紗廠，夜夜機器轟鳴，磨出了執拗勁。1928年底，北方軍閥混戰，他隨馮玉祥部隊南下，一年后又改編至國民革命軍。在江西“圍剿”紅軍的途中，看見繳獲的宣傳品，他第一次認真讀完《共產黨宣言》節譯本，心里打了個突：這才是要走的路。1931年，他帶著幾名同鄉脫隊投紅軍，同年12月入黨，從此專管政治教育。
文化底子在那時候是稀缺資源。根據地辦夜校，要人識字；辦報紙，要人編稿；開班子，要人講課。劉興元全都接了。可是他管事也“辣”，連小號手抄報錯了兩處標點，他都能當著全連的面指出來。有人私下嘟囔：“這也太尖了吧。”他聽見后擺擺手：“句號位置都不準，你讓我怎么相信你打信號的位置能準？”一句話噎得對方再不作聲，卻也不敢敷衍。
嚴格不等于疏遠。1941年，皖南大別山區條河村，一支獨立旅在此休整。劉興元把指揮部設在張姓老鄉屋后牛棚，卻把前屋讓給帶傷的新兵。老鄉心疼自家床鋪，他解釋：“打掃干凈還能用，人沒了什么都空。”老鄉愣了愣，回頭把家里唯一的油燈遞過去。三個月后部隊轉移，老鄉發現墻上掛著一只干凈軍號、一件灰綠棉衣——“留給娃子用功讀書”，這行字是劉興元用粉筆寫的。
抗戰、解放戰爭一路打下來，他從營政治教導員干到山東軍區二師政委。1955年授銜時，他四十七歲，中將。授銜儀式后，戰友祝酒，他只說了一句：“等級是國家需要，別拿它嚇唬群眾。”大家哄笑，卻都服氣。作戰會議上，他常常用粉筆在黑板畫圓圈，標出“政令、糧草、民心”三個點，然后接著畫三條線相互連通，“缺哪一條，仗都難打”。
建國后，廣州軍區機關事務繁雜：復員安置、邊境防務、地方建設，一樁樁都得人拍板。主任會議里，司令員龍書金敲桌子：“這事先問政委。”有人疑惑，龍書金笑：“他心里那把尺子比我還直。”尺子直，難免得罪人。文件送審，他能把領導親筆圈閱的紅杠劃掉；伙食賬目，他能為兩分錢差額追問一上午。有人暗自抱怨，他照舊一句老話：“說到就要做到。”
1970年，中央考慮“一線在軍隊、二線在地方”的布局，劉興元被任命為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同時兼任廣州軍區第一政委。班子里最怕的是他突然查崗。夜里十二點，他推開辦公室，見文秘還趴在桌上打盹，輕聲問：“稿子幾成？”對方慌忙站起：“七成。”他沒訓，遞過去半塊餅：“別硬撐，明早給我八成。”轉身走。文秘后來回憶：“那口餅比批評更頂事。”
1972年春，他調四川，地方與軍區雙重身份更復雜。那一年毛主席南巡途中經過成都，囑咐陪同人員去武侯祠看兩幅對聯。要講解的領導脫稿忘詞，急得直冒汗。劉興元在一旁接過話筒，順口背出“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全文，還補了段諸葛遺誡，把現場氣氛緩和下來。毛主席聽完點頭：“腦袋里裝的東西多，辦事就不慌。”
然而風向說變就變。1978年11月，中央決定對部分領導干部作組織審查，劉興元名字也在名單上。通知到手，他只說一句：“組織認為有必要，那就配合。”六年里，他寫了厚厚幾本說明材料，字跡工整，沒有一句牢騷。調查結束，結論是“缺點錯誤與政治問題無關”，仍按副大軍區職待遇安排，1984年正式離職。
有人問他“值不值”。他笑得很淡：“這把尺子從二十歲用到七十歲，彎過就量不準了。”話不多，卻照例鋒利。1989年秋，他把最后一份修改稿交給軍政大學史料室，囑托保管。翌年病逝，終年八十二歲。桌上那把用了幾十年的黃木直尺，被同事封進玻璃匣，放在走廊展柜里。每逢新學員報到，老師都會指著它提醒：“說到，就要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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