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茂偉 （寧波大學公眾史學研究中心教授）

研究歷史的根本目的在于為當代國家與社會服務。然而，當前的歷史研究往往局限于還原歷史事件的本來面貌，而忽視了對當代國情的探討，未能參與未來發展趨勢的討論，也未能介入當下的國家治理實踐。同樣，史學理論研究也較少涉足當代史學實踐和當代人生史的研究。這種狀況導致歷史研究與史學理論研究均與當前國家與社會的需求脫節，無法產生直接的實際效用。

近十年來，筆者一直強調歷史理論與歷史記錄的二分法，提出生活世界、大腦世界與文本世界的三分法，并倡導從國家大歷史向公眾小歷史的轉型。歷史研究與歷史記錄的風格迥異：歷史研究是問題分析式的，而歷史記錄則是主體記錄式的，以當代人與事、組織為主體，進行系統的專題個案研究與記錄。進入以人民為中心的時代，歷史學應實現從國家本位向公眾本位的轉型，從文獻導向向記憶導向的轉型。歷史的時空跨度極長，最遠的與最近的均可稱為歷史，凡過去式的事物皆為歷史，按時段可分為新聞與舊聞。歷史學主要關注舊聞，而公眾歷史記錄則重點關注百年內的人與事。歷史學能否直接服務現實社會與當代人？答案是肯定的，公眾史學的興起為此提供了可能。歷史學是一門“變廢為寶”的學科。大腦記憶是人人擁有、人人使用卻往往被丟棄的“廢品”，而歷史學工作者通過搜集這些記憶，編纂成書，便將其轉化為寶貴的歷史文獻。公眾史學的出現，使歷史學的種類更加豐富，涵蓋歷史記錄、歷史研究，以及高端、中端、低端的不同層次，形成了更為完整的學科生態。參與歷史記錄與研究的人員不僅限于專家，更多業余愛好者也可參與其中。書寫與研究的對象不再局限于國家大事與大人物，而是逐漸下沉，涵蓋更多的中小人物與中小事件，甚至可以是我們的祖輩、父輩。通過引入田野調查的概念，公眾史學走入人民中間，建立了一門更具實踐性的當代歷史學科。

歷史記錄理論研究必須關注生活世界中人類大腦記憶的特點。以人為本的研究方式往往停留在過往記憶中，以當事人大腦記憶為核心。與自己交集多的人，記憶也更為豐富；反之，記憶則較少，這便是熟人間的交往記憶。文獻記憶則更多體現為集體記憶或整體記憶，能夠將不同個體的記憶匯集起來，再現集體或群體的歷史。個人記憶是個案性的，與人交往的記憶也是單向的。個人記憶既可以成為個案性歷史作品，也可以融入群體性或集體性作品中。生活世界的大腦記憶雖然是個案性的，但通過文本的整理，可以將同一圈層內的個體記憶匯集起來，形成集體或群體記憶。

面對文獻研究與面對活人研究，與死人對話和與活人對話，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歷史知識生產方式。與文獻對話，實際上是與死人對話，是一種單向的解讀。而活人則是有思想、有個人話語體系的主體。口述史采訪是研究人員與當事人的雙向直接研究，這種雙向對話過程是一種認知增殖的過程。口述史通過記憶的碰撞實現知識的增殖，人際交流的不斷深入能夠提升認知水平。將當代人作為歷史研究的對象是一項重要任務。從更廣闊的視野來看，這標志著當代公眾史研究的開辟，更多的當代人被納入研究視野。只有成為研究對象，他人才會關注，才會搜集相關的大腦記憶與文獻，提煉出有意義的故事。這是對當代人文化遺產的整理與研究。歷史記錄對象的下沉與民主化，意味著每個人都有資格成為記錄對象，每個人都有機會入史。如此一來，人人擁有了自己的歷史話語權。讓當事人參與歷史記錄，解決了歷史再現中的生產過程問題。

人們閱讀學術作品時，往往只看到文本的結果，而忽略了文本生產的復雜過程。這一過程不僅是科學訓練的關鍵環節，也是培養歷史知識生產型人才的核心。若沒有這種知識生產過程的教育，本科生與研究生難以真正入門并成才。因為我們要培養的是歷史知識的生產者，而非歷史知識消費者。不了解前人作品的生產規律，如何能夠掌握并進入這一領域？口述史采訪的重點在于生產過程，將可見的場景記錄下來，即某某作品的誕生記。

時空大小的不同影響著認知與建構方式。社會的時空概念可以是小時空、中時空或大時空。宋代理學家提出的“身-家-國-天”人群空間圈，至今仍具參考價值。身是最小圈，天是最大圈，今日可理解為國際。人直接的活動圈是人際小圈，但受家、國、天等大圈的影響。大、中、小的劃分是相對的，沒有明確的界限。不同人所處的位置不同，時空觀也不同。時空大小不同，信息點的多少與顆粒度的大小也不同。層次越低，越接地氣，人與事越少，信息更為直接。顆粒度大表示宏觀、概括；顆粒度小表示微觀、注重細節。層次越低，視野越窄，關注的人與事越小，掌握的信息量越大，顆粒度越小。直接的微觀層面的“三親”(親歷、親見、親聞)信息，因其微觀與直接，認知也更為到位。相反，隨著層次的提升，時空范圍擴大，關注面變寬，所涉及的人與事增多，個體信息不足，微觀偏差也會增大。層次越高，視野越寬，認知的顆粒度越大。當代社會的主體眾多，以主體為單位，會出現“書不勝書”的現象，這是十分正常的現象。

關注當代社會歷史文化建設是當下的重要任務。口述史的意義應從社會層面來思考，而不僅限于歷史文本生產層面。這是對老人的人文關懷，他們在職時有話語權，退休后聲音逐漸邊緣化。口述歷史文本化可以讓這些邊緣化的退休人員再度發聲，并且永遠發聲。口述史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口語更為形象生動。例如，寧波市委原書記葛洪升回憶寧大開學時說：“寧大開學，一定要漂漂亮亮、正正規規地開學，而不能披頭散發。”[1]這種生動的語言源于實際生活經驗，而辦公室人員寫的文章雖然工整，卻缺乏生活經驗的體悟，顯得乏味。群眾的語言之所以有靈性，是因為他們有實際生活與工作經驗，對現象的概括更為到位，語言更為鮮活。而“筆桿子”缺乏生活經驗，寫出的文字往往顯得官僚化。口述史理論研究應關注這些現象，探討口語與書面語的表達習慣問題。例如，是保持口述的自然模式，還是進行修訂？這涉及不同的理念。習慣書面語的讀書人往往難以接受口語的粗陋，而認同口語表達的人則更傾向于保留自然聲音。又如，采訪主題是由他人設定還是由受訪者自己決定？受訪者若知道采訪者有特定目標，往往會按照大綱回答；而強勢或主觀的受訪者則會按自己的意愿講話。這兩種風格代表了不同的主體旨意，前者是采訪者的旨意，后者是受訪者的旨意。兩者并非完全對立，可以兼顧。可以先拋話題，讓對方按自己的順序講述，然后在此基礎上進行有目標的追問。關鍵在于讓當事人開口說話，采訪是誘導性的，話題應基于當事人的往事設計。

口述史有助于確立以人為本的公眾史學觀念。我們習慣于通過文獻研究“死的歷史”，而不太習慣通過大腦記憶直接研究“活的歷史”。口述史的出現使研究者能夠以人為本，研究當代活人記憶中的各類過往歷史。除了研究者的需求，口述史的動力也來自各行各業，他們有保存自我歷史的需求，因此會編纂各類口述史。例如，浙江省某位高招辦退休老師告訴筆者，他們正在制作全國高招辦同行的口述史，每人15分鐘左右的視頻版本，下一步計劃由專業人員制作。這說明口述史有市場需求，可以通過行業學會等組織進行操作。同行互相介紹，找人方便，采訪效率更高。這是當代人對前人的肯定，是一種主動的行為，留下記憶以再現過往。個體力量有限，群體力量則更為強大。專題口述史可以將同類人納入，形成群體口述史，力量更大。公眾專題史突出以人為本的意識，是去中心化的。從歷史學角度看，它是小人物的歷史；從社會學角度看，它是一群人的生活方式，值得深入研究。當代公眾史的最佳模式是口述史，個體口述成為微觀史，更符合生活世界的面貌，同時也方便后人的綜合研究。以人為本是中國史學可以大展拳腳的地方。

當代永遠是歷史發展的最新時段，是沒有文獻覆蓋、需要文獻來托底的時代。生活世界瞬息萬變，只有文本世界才能承載生活世界的往事，因此稱為“托底活動”。普通人多沒有歷史檔案，少有文獻記錄。口述史通過大腦記憶成史，而人的記憶多不出百年。與自己相關的直接記憶更為深刻，而與自己關聯度不大的記憶則多不出二三十年。當代人眾多，必須人人參與。為什么要讓當事人參與進來？一是可以搜集到細節或完整的流程，細節與直接動因存在于當事人大腦記憶中；二是人是網絡中的人，可以將不同的人串聯起來。走進圖書館，可以發現分門別類的文獻，分工極為細致。有了口述史，可以將不同學科、不同領域的活動通過人串聯起來。沒有人的聯結點，各領域便是互相切割的條塊關系。

口述史是第一人稱的歷史研究。當事人寫作與外行寫作完全不同。講述同樣的事，當事人與局外人的觀察效果會不同，因為彼此所處環境不同。當事人是生活世界的局中人，掌握的信息更為全面，細節性更強，能夠根據記憶進行分析與寫作，內在邏輯更為清晰。而局外人只能根據有限的文本信息進行推理分析。記憶與文本的不同，決定了信息來源與表達方式的差異。研究訓練需要經歷從憑大腦思考到憑文獻寫作的轉型。生活世界的人習慣于依靠直接記憶信息說話與寫作，而學者則依賴于文獻，需要掌握專題文獻并窮盡文獻，觀點是自己的，證據是他人的，且必須有明確的文獻記錄。學者的整體思維與普通人的局部思維不可同日而語。從生活世界到文本世界的轉型可以培養人的歷史意識。當代多數的大學歷史教學是不完整的，學生雖然了解了古今中外的大歷史知識，但未能培養出歷史意識，也未能訓練出書寫自己及身邊人歷史的能力。

當代中國史學理論思考的核心對象應是當代中國歷史實踐活動及其成果。要實現這一目標，史學理論需經歷幾大轉型：從史學史轉向史學理論，從學科史綜述轉向史學理論再思，從外國史學理論轉向中國史學理論，從前代史學理論轉向當代史學理論，從國家史學理論轉向公眾史學理論。最終目標是使當代中國史學理論能夠對當代中國歷史實踐活動及其成果進行深刻的反思與總結。僅僅依賴歷史的學術研究是不夠的，還須增加面向當代史學實踐、當代歷史記錄以及當代歷史經驗的研究，這些均是以當代為重心的歷史研究方式。具體而言，應進行多時段的史學理論反思，確立年度整體史學理論思考模式。除了傳統的國家本位原則，當代中國史學應朝著以人民為中心的方向發展，建構一種整體史學觀，既包含學術研究，也涵蓋當代歷史記錄與歷史經驗研究。歷史理論、歷史技術與歷史產品三者缺一不可，候補學者應接受科學、技術、產品一體化的歷史學訓練。

史學工作者應具備更強的外部需求意識，將傳統的分科研究與當下的靈活研究相結合。當前歷史學的現狀是戰線過長，專業分工固化，靈活度不足，難以跟上時代發展的需求。這種轉型困難與學術根據地建設意識有關。內在的學科自主選題與外部的國家社會需求選題應結合起來，而非對立。當代歷史研究應倡導緊跟國家與社會需求，通過外部項目滿足當下需求，從而自證歷史學的社會價值與學術價值，使歷史學在社會中立足。

此外，應加大歷史研究成果的社會宣傳力度，將復雜的研究成果簡化為大眾易懂的形式，惠及廣大人民群眾，服務更多的小型社會組織和社區。歷史思考的成果應通過多種渠道傳播，既可通過網絡放大，也可進入生活場域，讓更多人關注。歷史學應學習新產品的推廣方式，開展線上線下結合的多樣化宣傳。歷史學作為“人學”，具有三大基本功能：一是擴大人的古今中外視野，二是留下當代歷史記錄，三是通過歷史研究提升當代人對國家及個人發展規律的認知水平。只要歷史學服務人人，人人就會喜歡，歷史學的社會價值也將得到證明。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當代中國公眾歷史記錄理論與實踐研究”（項目編號：19ZAD194）階段性成果。

[1]葛洪升：《葛洪升同志談在寧波的工作》，寧波市政協文史委員會2018年增補版，第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