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記住朝代年號，歷史愛好者更要看見具體的人 | 專訪王笛

在3月的一次采訪中，年近70歲的王笛，和記者聊起自己最近重新拾起的游泳運動。從曾經的規律鍛煉，到近幾年的散步，再到如今主動回歸泳池，他清楚地知道，對自己來說，健康的身體，是持續思考、寫作與觀察時代的根基。

這位深耕微觀史數十年的學者，以《街頭文化》《茶館》等作品將普通人的生活寫進歷史，如今依舊保持著敏銳與熱忱。過去一年，他一邊調整生活節奏，一邊直面AI崛起、年輕人生活狀態等當代議題，在劇烈變革的浪潮中，始終堅守著人文學者的清醒與溫度。

憑借《中國記事（1912—1928）》（全2卷），王笛榮獲2025年度刀鋒圖書獎“年度致敬”。這部書既以外部視角回望百年前的中國，也用細節還原真實，讓被宏大敘事遮蔽的日常與個體重新浮現。

城市鏡像與歷史底色

成都與澳門，兩座風格迥異的中國城市，共同塑造了王笛的觀察視角。他生于成都，在這座內陸城市度過青春歲月，離開這里二十余年后在澳門落腳。從王笛的體感來說，這兩座城市都有悠閑的生活節奏，卻在歷史變遷中走上不同軌跡。成都這座城市曾歷經戰爭，傳統風貌與文獻資料多有損毀；澳門則數百年來極少遭戰火侵襲，城區、檔案與歷史遺跡均保存完整，堪稱中西文化交匯的時空膠囊。

在王笛眼中，成都是理解中國傳統城市文化的絕佳樣本，保留著最本真的中國傳統城市格局與生活方式；澳門則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樞紐，見證了傳教、貿易、革命等諸多歷史事件的起點，第一臺中文印刷機、孫中山的行醫足跡，都鐫刻在這座城市的記憶里。

成都保留著最本真的中國傳統城市格局與生活方式。（圖/unsplash）

用微觀史視角審視澳門，王笛看到了更值得深挖的社會肌理。這座僅六七十萬人口的城市，擁有上萬個社會組織，街坊協會、慈善團體等構成了發達的公共領域，成為連接政府與民眾的紐帶。

王笛也澄清，這種公共領域的形成，并非如大家慣性思維中以為的是移植了西方經驗。“中國自古便有‘公’的傳統，社倉、書院等民間組織長期與官方合作，為現代公共領域發展奠定了文化根基。”王笛說，澳門的穩定與完整，讓這些民間生態得以完好留存，也成為歷史研究的富礦。“不僅本地檔案翔實，葡萄牙、英國等地亦留存了大量相關資料，無論是城市史、東西交流史還是全球史，澳門都是無法繞過的關鍵節點，等待著學者持續挖掘。”

近年來，年輕人對歷史的興趣日益濃厚，卻仍容易被宮廷權謀的故事吸引，難以共情普通人的掙扎與智慧。在王笛看來，歷史從來不是非黑即白、成王敗寇，而是具體的人在具體時代里的真實選擇，理解這一點，遠比記住朝代與年號更為重要。

澳門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樞紐。（圖/unsplash）

他的新作《中國記事（1912—1928）》（全2卷），正是這一歷史觀的集中體現。書中借助那個年代真正在中國工作、生活過的外交官、記者、作家等西方觀察者的記錄，以外部視角審視辛亥革命后十余年間的中國。在王笛看來，這些記錄或許帶有偏見，卻常常能讓人看見身處其中者難以察覺的真相。

對于這些記錄，王笛通過書寫，肯定了其作為歷史細節的價值。彼時，當眾人對新生的民國政府充滿樂觀時，有外國的親歷者看到了“千年專制不可能因一場革命徹底改變”；當眾人把目光都聚焦于各類條約、五四運動等宏大歷史事件時，這些記錄卻捕捉到婦女處境、農民生活、土匪與鴉片等社會細節。

王笛在書中既不回避大歷史的脈絡，也著力書寫有血有肉的個體，讓宏觀敘事扎根于微觀真實，不僅填補了大歷史無法觸及的空白，也讓百年前的中國變得可感、可知。

教育的“鋒芒”， 在AI時代尤為關鍵

在澳門大學的校園里，王笛每年都會遇見新一屆的學生，卻多年未曾遇到真正讓他眼前一亮的年輕人。他發現，其實并非當代年輕人個體資質不足，而是長期以考試為核心的教育模式，在潛移默化中磨平了年輕人的棱角。

在AI技術飛速迭代的今天，改變這種人才培養方式更顯緊迫。王笛擔憂，若依舊將人視作“標準件”，忽視其個性與興趣，社會的原創力將難以支撐文明前行。他不反對奮斗，但反對以犧牲身體、個性與思考為代價的內卷。在他看來，一個健康的社會，應當允許不同的人走出屬于自己的道路，保持韌性并學會自我和解，擁有比成績更重要的、在當代生活的能力。

（圖/《請回答，1988》）

這份對個體的關注，早已融入王笛數十年的歷史研究中。據他判斷，自五四運動以來，民主與科學啟蒙已持續百年，歷史觀啟蒙卻始終缺席。我們習慣了以王朝為脈絡、以帝王將相為中心的歷史敘事，然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人，在歷史記載中長期處于缺席狀態。正是這種觀念，讓個體覺得自身無足輕重，也讓歷史失去了最鮮活的血肉。王笛始終呼吁，要打破僵化的帝王史觀，把歷史還給每一個平凡生命。

面對AI時代的到來，王笛保持開放與警惕并存的態度。他坦言自己并不排斥新技術，甚至在寫作、研究乃至對自己的體檢報告的解讀中，他都主動使用了AI，并不否認其帶來的效率提升。但作為長期長時間思考文明的歷史學家，他深知這場變革的顛覆性，遠超戰爭與政權更迭。

“AI不僅可能在智力上超越人類，更可能對人文學科構成深層威脅。”王笛認為，如今因為AI的濫用，已經捏造了大量的虛假內容，甚至有AI在資料搜索中直接編造檔案，讓歷史學賴以立足的真實面臨危機。他毫不掩飾自己的擔憂——當網絡內容絕大多數由AI生成，檔案可以偽造，歷史可以虛構，人文學科的價值便會在根本上受到沖擊。

（圖/《玫瑰的故事》）

“不過，技術的演進，也是歷史的必然。”在他看來，樂觀是情緒，悲觀則是責任，歷史上有無數悲劇皆因過度樂觀而起。“面對AI，人文學者更需要守住底線。AI可以成為工具，卻不能取代人的思考與情感。”他要求學生必須核查AI引用的每一條資料，拒絕盲目信任AI生成的內容。歷史學家追尋的真實細節，是有溫度、有情感、扎根于人類經驗的痕跡，而非算法拼湊的假象。

與眾人對歷史學家的刻板印象不同的是，現在的王笛正處在學術生涯與寫作的黃金時期。當記者問他“假如你是新的，你最希望表達什么”，他的回答是：“希望掙脫表達的束縛，更坦誠、更直接地說出所思所想，堅持為普通人的歷史發聲。”

在技術狂飆與時代巨變中，王笛守護著歷史的溫度，也守護著人文學科最珍貴的真實與良知。

題圖 | 受訪者供圖

排版 | 一飛

運營 | 陳笑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