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明與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

李鴻賓簡介：

李鴻賓，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唐史學會、中國民族史學會、中國中外關系史學會等理事，中國長城學會常務理事兼副秘書長。主要從事隋唐五代史、中古民族關系史（含長城學）等領域的研究。發表專業論文140余篇，出版學術專著《唐朝朔方軍研究》、《唐朝中央集權與民族關系》、《隋唐五代諸問題研究》、《唐朝的北方邊地與民族》等，主編《隋唐對河北的經營與雙方的互動》、《中古墓志胡漢問題研究》等著作。應邀在國內多所大學和臺灣清華大學、中正大學、中央大學、中興大學進行學術講座，曾受邀到美國康乃爾大學亞洲系講學。先后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子課題等項目。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中央民族大學“優秀人才”系列，榮獲全國“寶鋼優秀教師”、北京市高等學校教學名師等稱號，主講的《唐史五講》入選國家級精品視頻公開課。

2018年4月4日晚上7點，人文學科研究方法系列座談活動第三講我們請來了中央民族大學李鴻賓教授為我們授課，講座題目為：中國古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本次講座的內容主要分為四部分：

一.對中國王權政治的基本看法

李鴻賓教授指出，東西方同時在公元前五六百年出現了對歷史進行記載的現象。西方的代表是希羅多德的《歷史》，中國以《春秋》《左傳》為代表。同為歷史記載，兩者有所不同，古希臘古羅馬歷史多為學者對當時社會現象的記載，受前基督教文化的影響，往往和文學、神話交織在一起，有自己獨立的系統。中國古代的歷史記載則依附于王權政治，為政治服務，例如《春秋》一書就是從魯國的角度看魯國和其他諸侯國的交往。

所謂“國之大事，在戎與祀”，戎是戰爭，祀是祭祀。戰爭是政治的延續，是國家發展壯大的必經途徑，而政權合法性的獲得需要天意。西周為了取得政權合法性，稱文王家族有義務推翻前朝，建立政權，這一政權就是“天人神授”，所以通過祭祀祖先達到上天和人間之間的通感，通過祖先的合法達到政權的合法。秦漢以來，此傳統一直在延續，董仲舒為代表的儒家把這套學說具體化，從“天下四方”“中國居中”，到把金木水火土五行理論和政權結合在一起，五行的運作成為中國人理解中國政治合法性的基本理念。所以，戎和祀之間的關系就成為中國古代社會最核心的東西。

二.中國古代社會的基本特點

這一特點是與地中海世界對比得出的結論，李鴻賓教授為選擇地中海沿岸世界作為比較對象做出了解釋。阿拉伯文明的歷史不是連續性歷史，曾出現過斷裂性變化，這種斷裂的劇變在中國歷史上并不明顯，從這個角度來講，阿拉伯文明和中國文明沒有可比性。除此之外，可能與中華文明具有可比性的還有印度社會、地中海社會。其中，印度社會和中國社會的可比性在文化方面，國家政治方面沒有可比性。英國學者芬納指出，印度作為一統化國家，存在時間不超過三百年，印度在英國人統治前一直是分裂的，印度的整體歷史并非是一統化的國家。排除了其他，只有歐亞大陸西端的地中海世界和中華文明具有可比性，但也并非完全可比。地中海世界早期屬于古希臘，后又屬于古羅馬，一直到1453年被穆斯林世界征服，地中海文明存在了1000多年。而歐洲歷史上的中世紀多屬于小國寡民，一般是公國和王國，幾乎沒有什么王朝。歷史上的文化遺傳、精神理念會影響當代。當時的歐洲社會不追求國家大一統，大一統帝國對于他們來說，并沒有好處。

與之相比，中國則選擇了集體化的道路，這決定了必須有權力控制，否則將是一盤散沙。中國的地形有內外兩層構造，大興安嶺至內蒙古包括外興安嶺到西南騰沖一帶，基本上是一個弧形線，把國土分東南和西北兩個部分，東部是平原和盆地，有很多可開墾的平原，為巨型農業帝國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從世界范圍來看，歐亞非大陸適合大規模耕種的只有中國的中原地區以及長江黃河流域。工業革命之前，地理環境是影響人口多寡的重要原因，東方社會為農耕帝國提供的條件得天獨厚，所以出現了人口眾多、物產豐富的巨型帝國。西方沒有幾乎出現像中華帝國這樣的巨型帝國，只有地中海世界還稍具有可比性。中國是巨型國家，人口多、可耕地多、財產多，所以帝制成為當時中國的一種選擇，這是國家統合的有效辦法。

三.歷史學的基本方法

中國古代史學基本方法的發展脈絡是從乾嘉考據到當代實證主義史學。乾嘉考據是中國古代治學的流派，完全依存現有文獻，并對文獻進行技術性整理，對文獻所記載的內容進行分析，從而分辨出所記載的歷史真相。其背后的理念是歷史存在的真實性，即歷史是真實存在的，歷史客觀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種看法受到現代各種史學流派的批判和攻擊）。乾嘉考據學派在以往的基礎上發展到高峰，進入近代社會后，受西學沖擊，跟西學有機結合，形成了現在的實證主義史學。18世紀，西方的實證主義史學學派是蘭克學派，蘭克學派和中國的乾嘉學派幾乎同時產生，考證理念也差不多，都認為歷史是客觀存在的，對歷史的研究只能通過文本，官方文獻最重要。而今，蘭克學派在歐洲已成為明日黃花，中國的實證主義考據在國內仍是主流。雖然國內有很多學派，但今天歷史學的訓練仍是這一思路，版本學、目錄學、文獻學、校勘學等，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史不可缺少的技術環節。

另一個重要流派是“漢學”，漢學出現在西漢王朝建立后。漢學有兩種：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雙方對經文的理解程度不一樣，古文經學遵循文本記載，今文經學喜歡發揮。唐朝后期，韓愈主張復古精神，主張重新回歸傳統，回到夏商周到孔子時期。宋儒中的二程、周敦頤、朱熹則主張重新闡發經典，這是程朱理學的核心。兩相比較，漢學拘泥于古經，宋學重義理，重理論，重闡發。清末的康有為、龔自珍重今文經學，這又和宋學結合在一起。中國古代史上，從古文經學、今文經學到宋學，然后到乾嘉考據到辛亥學，理論一直在來回轉。如今，實證主義史學仍是我們今天治傳統中國學或者歷史學的核心。

四.治學體會

最后，李鴻賓教授談了自己的心得體會，并提出了“從廬山外面看中國”的方法，比如英文視角和日文視角。他認為今天的學術研究依然離不開西學，研究中國史也需要良好的西學素養。只有中西學兼通，才能做好史學，陳寅恪是這方面的典范，楊聯陞、張廣達先生也是如此，馬伯樂、沙畹、伯希和等著名的漢學家也都是如此。李鴻賓教授認為做學術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要多向一流學者學習，多學習理論。例如歐洲的政治哲學系統給我們提供了很多新思路，通過這些，我們可以多視角看中國史，可以從政治哲學和西方角度來回歸中國。研究歷史學，應該加強理論系統的研究，這樣，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知識也會順理成章地進入我們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