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原校長金耀基先生曾說過一段話：“過去一百年的讀書人是幸運的。他們得以走出傳統，卻依然有底氣去深愛傳統。立于古今中西的交匯處，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開闊視野。”

日前，著名學者、作家遠人與作家張璞，在湘江之畔的長沙圖書館，紅網就“宋代名家傳記”系列圖書創作話題進行深入訪談，開啟一場傳統文化的精神遠游與溯源之旅。

“宋代名家傳記”系列緣起于偶然

張璞：遠人兄，從你的簡介可知，你出版過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集、散文集、評論集、詩集、近體詞集，近幾年更是歷史人物傳記大豐收。我認為用深愛傳統、學貫中西來評價你的閱讀與創作，非常貼切。你的創作輸出很強大，說著作等身真一點不夸張。一直想跟你聊聊“宋代名家傳記”系列的緣起，是什么觸發你投入這個系列的創作？

遠人：“宋代名家傳記”系列的誕生有點意外。大概七八年前，我開始著力于中國歷史并寫了一批歷史隨筆，但不局限于宋朝。和今天的大多數讀者一樣，我也很喜歡蘇東坡，所以就他那句“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寫了三篇對應的文章，每篇都有一萬多字。作品在刊物上發表后，我又拿到自己的微信公眾號上貼出，偶然被現代出版社的編輯謝惠老師看到了，她建議我寫部完整的蘇東坡傳記。面對這樣的機會，我很意外，也很高興，就和現代出版社簽下了撰寫蘇東坡傳記的合同。當這部《應是飛鴻：蘇東坡的詩旅人生》出版后，讀者反響不錯，在豆瓣得到的評分是9.6分。這時謝惠老師又從“蘇辛”齊名的角度出發，建議我再寫部辛棄疾傳，于是我又和出版社簽下了撰寫辛棄疾傳的合同。

到《挑燈看劍：辛棄疾的悲旅人生》出版后，我當時的想法是能不能接下來寫王維和陶淵明的傳記，這是我特別喜愛的兩位歷史人物。但謝惠老師建議我不如將筆力集中在宋朝，她很用心地設計了這個“宋代名家傳記”系列的策劃方案。這個系列立刻吸引了我，我也覺得與其從各個朝代中選擇人物來寫，不如集中在宋朝更好。于是，我開始全盤構思，看該寫一些什么人更為合適：他們既有自己的歷史定位，也使我能對宋朝歷史展開更深的挖掘。另外，讀者也更容易對一個系列產生興趣。四年下來，就有了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四部傳記——《應是飛鴻：蘇東坡的詩旅人生》《挑燈看劍：辛棄疾的悲旅人生》《留取丹心：文天祥的孤旅人生》《關河夢斷：陸游的愴旅人生》。另外，還可以透露的是，這個系列的第五部《俯仰流年：歐陽修的達旅人生》已經脫稿了。

我的體會是，越是深入研究一個朝代的人物，對這個朝代的認識就更加深入。當我對宋代深入研究后，也會對那些人物的言行有更深的理解，也更明白他們為什么會有后人眼里的歷史地位和他們給予后人的價值。所以我要特別感謝現代出版社的謝惠老師，沒有她的精心設計，我真還不會有這套傳記系列的寫作。

張璞：你寫完一部又簽下一部，你說你的計劃是寫十部，可以想象出齊十部書是令人震撼的。為歷史人物立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大量閱讀研究和走訪，對某段歷史、某個歷史人物（群體）有深入的了解，而更重要的是還需要一個鮮明的史觀。請問，你什么時候開始中國歷史的閱讀研究？想聽聽你的歷史觀，哪些史學家的史觀影響你最深？

遠人：我進入中國歷史的寫作是緣于一個意外。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一直喜歡西方文學，曾在商務印書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花城出版社等好幾家出版社出版過關于西方文學、美學的評論集和隨筆集。大概十年前，中華書局策劃了一套規模達九十部的中國歷史人物故事的叢書，經四川作家聶作平兄的介紹，我和中華書局簽下了這套書中的《衛青》的合同。就這樣，我開始進入對中國歷史的閱讀研究和寫作。

為寫好《衛青》，我認真讀了我平生閱讀的第一部史書《資治通鑒》。這是閱讀方面。寫作方面的結果有點意外，中華書局本來只約我寫《衛青》，結果書局的編輯很喜歡我的文筆和呈現的風格，于是我在幾年內給中華書局連續寫了七本，包括《衛青》《霍去病》《夏完淳》《史可法》《祖逖》《文天祥》《黃宗羲》。寫完這幾本書后，我對中國歷史已經欲罷不能，西方文學就此拋下了，一心只讀中國歷史。

這里，還要感謝我的另一個朋友王國華，他是《寶安日報》的編委，也是近年來以《街巷志》系列馳名文壇的散文大家。他邀請我為《寶安日報》撰寫讀中國古詩的專欄，我當時正有意將二十四史讀一遍，這個讀古詩專欄正好給我提供了契機，以讀史上詩人的作品為出發點讀二十四史不是很好的角度嗎？于是我從《史記》開始一邊讀一邊寫，幾年下來這個專欄一直寫到了明代，我也在幾年里將二十四史囫圇吞棗地翻閱了一遍。

讀這些史書，也使我形成了一個大致的歷史觀，用簡單的話說，中國歷史教給我的，就是人最需要明白何謂是非善惡。中國史要教給讀者的，也就是讓你明白什么是善，什么是惡，什么事可做，什么事不可做。王陽明在《傳習錄》中就說過，“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為訓者，時存其跡以示法；惡可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這些話看起來是常識，但常識往往被人忽略。為什么中國歷史總給人輪回的感覺？就是因為常識的缺席和漠視，導致了混亂和殺戮，導致一個朝代的勃興和一個朝代的毀滅。

如果說哪個史學家的歷史觀對我影響最大，我的回答是歐陽修。在很多人的感覺里，歐陽修不是位列“唐宋八大家”宋代之首的文學家嗎？歐陽修固然是文學家，但他又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史學家，否則他怎么能獨立完成《新五代史》？他撰史的目的就是要否定五代的混亂，為大宋重新建立一種能長治久安的道德秩序。

另外，對我影響很深的當代史學家是美國的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1936-2021）。他的每部著作我都反復閱讀，外國人寫中國歷史的角度總是不同，他們更善于抓住某個細節。黃仁宇的著作也是這樣，從被人忽略的地方切開一個歷史的橫截面，然后帶領讀者深入，最后驚嘆地發現原來這么多歷史的真相就藏在一些看似簡單和平凡的細節當中。他們還給我提供了一種歷史寫作的可能，這一可能是方向也是對切入視角的選取。當我寫作的時候，總希望這部書能寫得好看，至于怎么寫得好看，史景遷真的給我提供了很好的榜樣。

“傳記”系列不止于正史和筆記

張璞：我也很喜歡你提到的這幾位大史學家的作品，從大學開始就愛上了黃仁宇先生的大歷史觀，后來讀過許倬云系列，讀過史景遷的《追尋現代中國》等。

我接受的傳統的歷史人物評價觀就是“知人論世”，“論世”就需將歷史人物置于一個無限接近真相（離不開你說的細節）的時空中，而這建立在大量閱讀積累史料的基礎上。請問你在著手這個系列的傳記寫作時，做了哪些資料準備或儲備？

遠人：我對中國歷史的閱讀在前面已經講了個大概，集中到這套“宋代名家傳記”系列的資料積累時，基本上每天的大量時間就是在讀《宋史》《續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長編》《宋史全文》《宋史紀事本末》，另外還有大量的各朝筆記。我統計過，這幾年每年的閱讀量都在百本以上。這個數字有點讓人不愿相信，其實也很簡單，古人筆記都不長，每本也就幾十頁，很快就能讀完。

張璞：遠人兄，確實從你這個傳記系列里讀到了很多引用的筆記資料，你的參考書目就開列了大量的筆記資料。請問你如何評價正史和筆記資料？又是如何使用這些史料的？

遠人：我對正史和野史的看法是，二者都可信，二者又都有可疑之處。所以閱讀不是將一本書翻完那么簡單，還要求你是否有甄別力。有很多事“孤證不立”，你就得去一些雜書中尋找。我對袁枚說的一句話深有體會，他說“史不易讀。讀全史而后可以讀本傳；讀旁史、雜史而后可讀正史。不然，知人論世，難矣哉”。袁枚在這里提供的也就是確立讀史的順序，他說的不一定適合每個讀者，但這句話真還適合我。史書的確不易讀，對讀者的考驗太多：考驗你的閱讀功底，考驗你的理解能力，考驗你的真偽判斷。

我的確很喜歡讀古人筆記，尤其一些當事人的筆記。筆記通常被稱為“野史”，和正史相比，我更愿意相信野史中的細節，因為那些很多是當事人的親歷，比正史更值得信賴。魯迅先生也說讀史應讀的“尤須是野史，或者看雜說”。譬如說蘇東坡，從《宋史》中讀他的列傳也不過數千字，而且大部分事件不知到底發生在哪年哪月，這時候筆記的重要性就體現出來了。每部筆記由不同的人來寫，這就要求你做盡可能開闊的橫向閱讀。

但野史記載的就都是真的嗎？也不見得。所以還是我前面說過的那樣，讀正史和讀野史，同樣考驗你的判斷力。筆記都是用肯定的語氣來寫的，讀者會不知不覺地愿意接受，但你得從一件事的發生時刻和正史體現的時間進行印證，得出這條或那條筆記是否可信的結論。說到底，讀書并不容易，得依靠你累積的經驗。好在讀書本身是愉快的事，我也很喜歡從閱讀中比較一些不同說法，這是提高閱讀質量的方式之一。作為讀者，必須不斷地提高自己的閱讀質量。

我讀到很多覺得有用的軼聞故事時，會將書簽紙夾在書內，在紙簽上寫下簡單的內容，這樣我在寫書的時候會容易找到更多的可用資料。

張璞：在閱讀你的這個系列的時候，發現你對當代人撰寫的很多人物傳記征引參照是很少的，原因是什么？

遠人：這一點我得承認，我拒絕去讀當下我寫的這些宋代人物的同類傳記。我沒有否認誰的意思，更沒有我的書就是寫得最好的意思，而是我擔心受到一些同類書的影響。每個作家都珍惜自己的思想，在一些很重要的歷史時刻，我更愿意說出我的想法，這樣既可以避開他人的思想，也能不受干擾地呈現我自己的思想。另外，有些細節，別人或許覺得重要，但我不覺得重要，有些我覺得重要的，別人又或許覺得不重要。這也是我希望能和他人保持區分的一種方式。

對我來說，讀《宋史》《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長編》等書籍已經足夠我展開我要寫的筆下人物了，也沒有太大的必要把閱讀時間花在同類傳記的作品上面。時間對我來說異常珍貴，我每天至少有十個小時待在書房，用來寫作的時間大概兩三個小時，另外的七八個小時都用在對史書史料的閱讀、比較和分析之上。

大宋一分為二種子下在“陳橋兵變”

張璞：向你學習，堅持獨立書寫。你這一路讀下來、寫下來，大宋的人和事早已諳熟于心。接下來問幾個——估計也是很多讀者想問的問題，請問你如何看待“陳橋兵變”、王安石變法、“靖康之變”這幾個大事件？它們之間的內在關聯是什么？大宋何以一分為二——北宋和南宋？順便幫我們分析分析到底是哪些因素導致了大宋的衰亡。

遠人：這個問題問得特別好，但要真正地回答它，恐怕需要一部書來解釋。我在這里簡單說幾句個人看法。在寫蘇東坡傳記的時候，我想得還不是太廣，僅僅因為喜歡蘇東坡，又有太多的蘇東坡資料可以選擇，所以寫蘇東坡是不太難的一件事。我動筆寫辛棄疾傳記的時候就發現一點，辛棄疾的一生是與兩宋間的歷史震蕩緊密相連的，這就迫使我對宋朝要有更宏觀的眼光。于是我先寫了一篇兩萬多字的長文，這篇文字不是為辛棄疾傳記所寫的序言，它就是我想知道北宋為何滅亡，南宋如何支撐的前因后果。我這篇文章的題目叫《從“陳橋兵變”到“靖康之變”》，我從宋太祖趙匡胤立宋開始打量整個北宋，發現“陳橋兵變”就埋下了百年后“靖康之變”的種子。在趙匡胤那里，“陳橋兵變”后依然以開封為都，未能遷至洛陽，這就使開封一馬平川的地理給后來的金國南侵提供了渡過黃河就能兵臨城下的契機。但這只是隱患，后面的宋帝一步步加劇了隱患的生根和萌芽。宋太宗還有力量主動伐遼，所以他不覺得遷都多么重要；到宋真宗時，“澶淵之盟”的簽訂又使遷都成為不必要之舉，但因“澶淵之盟”的實質是城下之盟，宋真宗為挽回天朝顏面做了使國庫為之一空的“東封西祀”之舉，尤其建立無數道觀，不得不設置無數官員，這就使大宋陷入冗兵、冗官、冗費交織的泥潭。

當宋、遼維系和平之際，西夏又對宋境展開侵襲，數十年不識干戈的大宋居然連續敗在小國西夏的兵鋒之下，造成的后果又有兩點：一是遼國趁機大兵壓境，宋廷不得不再次追加歲幣購買和平；二是宋仁宗迫切希望能振興朝綱，對內去除弊政，對外不至于懼怕西夏和遼國，便開始了“慶歷新政”。今天很多讀者知道“慶歷新政”這個名詞，卻不一定知道它的內蘊，甚至還會覺得新政對大宋一朝的影響不大，難免有些忽略，但史書上有句話說得清楚——說后來王安石變法時，汲取了“慶歷新政”的教訓。什么教訓呢？書里沒寫，就我個人來看，王安石汲取的教訓就是不隨意罷免基層官員，而是直接推出法令。他為什么不動基層？因為這是“慶歷新政”失敗的根源。“慶歷新政”的核心是對無數官員進行考核，不合格的要么降職，要么貶官，因為在范仲淹等主持新政者眼里唯有罷免不稱職的官員才能換上真正的賢能。但理想與現實總是沖突，你永遠不知道某個小官的背后站著誰，所以哪怕罷免一些小官，也牽涉到很多朝臣的利益，因此反對勢力特別龐大。于是，他們只需羅列范仲淹、富弼、韓琦等人為朋黨，就足夠讓皇帝產生疑心了，新政就這么在“朋黨”的誣陷中失敗。

但朝廷面對的狀況還是需要錢，王安石變法的目的也是要增加國庫收入。對雄心萬丈的王安石來說，知道再去罷免不稱職的基層官員是走不通的，他就直接推出法令，這就造成法令到下面后，反而變成基層官員們撈錢的手段，從而使大宋的根基出現動搖。基層官員是和百姓直接打交道的，當他們變得貪婪，受害的就一定是百姓。因此，變法導致的民怨越來越大，最終王安石也保不住相位。當宋神宗駕崩后，接位的宋哲宗因為年幼，垂簾聽政的太皇太后高滔滔廢除新法，起用司馬光、蘇軾等人入朝，不僅令蘇軾和司馬光對新法是否全廢而生嫌隙外，還引發朝中出現洛黨、蜀黨、朔黨三黨之爭。到宋哲宗親政后，又恢復了新法。

從歷史上看，宋哲宗確為英主，最起碼西夏在其手上終于臣服。可惜他死得太早，又無后嗣，當他二十五歲駕崩時，因為向太后的一力主持，皇位落在宋徽宗身上。宋徽宗是大家都比較了解的一位皇帝，因為沉迷藝術，國事上信用奸臣蔡京之流，但偏偏又好大喜功。當金國崛起后謀劃與宋聯手滅遼時，宋徽宗打著滅遼即可收復燕云十六州的如意算盤，果然與金國簽訂了聯手滅遼的“海上之盟”。但沒想到戰事一起，金國就發現宋軍的戰斗力孱弱不堪，在金國面前兵敗如山倒的遼軍竟然仍可輕易取勝宋軍，結果就是宋、金聯手滅遼后，金國已抑制不住南侵之想。滅遼使宋朝違背“澶淵之盟”而失信天下，還使宋、金國土接壤，失去了原本可為緩沖地帶的遼國。“靖康之變”就在這個背景下發生了。從上述事情來看，“靖康之變”絕非孤立的歷史事件，而是自宋太祖未能遷都開始就埋下了北宋滅亡的種子，經過一代代宋帝的百年折騰，到金軍兵臨城下時就不得不面對亡國的命運了。

北宋的主色調是《清明上河圖》

張璞：謝謝你幫我們理清這條線，完全可以衍生成一篇好文章，太精彩了！請容我慢慢去消化。你是宋代歷史人物研究者，又是藝術評論家，假如讓你給大宋的人和事設個底色，你會怎么選擇？

遠人：我和很多熱愛宋史的讀者一樣，每次想起宋朝都會不由自主地想起《清明上河圖》。不論北宋的帝王們為“靖康之變”種下過什么種子，北宋在“澶淵之盟”至“靖康之變”的百余年間始終保持了太平。從最粗的線條來看，經濟與文化的發展始終是北宋的主要色調。《清明上河圖》所表現的就是那個時代最真實的風貌，也最能體現那個時代的色澤。

張璞：完全贊同，這就是宋朝最真實的生活原色。那《千里江山圖》算不算是給大宋添色？

遠人：《千里江山圖》是宋徽宗朝的理想化色彩。宋徽宗本來就是藝術大師，搞藝術的都多少追求完美，對一個帝王來說，完美是他的藝術心理，也是他自以為是的政治心理。宋徽宗希望他的江山完美，所以他對這幅畫情有獨鐘。該畫的細膩度和嚴謹度結合得就堪稱完美，不說后世難以企及，就連當時宮廷畫院的其他畫家也很難做到。但宋徽宗不可能想到，他以為他能做到的完美會在金國的武力下土崩瓦解，所以今天看這幅畫就令人唏噓了，完美是經不起外力來摧殘的。

（待續）

制作｜熊思琪

初審｜熊思琪

復審｜謝 惠

終審｜李 漓

我們還在其他平臺

小紅書/抖音 @現代出版社有限公司

歡迎找我們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