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德國柏林一名35歲的年輕教師薩拉·黑塞爾曼在學校工作9年后，決定辭職。她說，自己之所以離開，是因為“我不想再以這樣的方式工作下去”。
高中畢業(yè)后，薩拉很快就確定，自己一定要從事與兒童相關的工作。于是，她進入洪堡大學學習小學教育和體育科學。“尤其是和孩子們一起上體育課，我一直很喜歡，他們大多都很投入，也很有積極性。”她說。畢業(yè)后，她在新克爾恩區(qū)一所小學完成教師實習，隨后留校任教。
兩年前，薩拉第一次認真懷疑，自己是否愿意把這份工作一直做下去。“所以我申請了停薪休假，想把很多事情想清楚。”她說。起初，她花了好幾個星期才真正放松下來。之后，她去旅行，也反復思考自己的處境。等到一年后回到學校時，她其實已經基本確定：“長期這樣下去是不行的。”不過，她還是告訴自己，想再試一次，“這樣才能真正確定”。
她很快就得出了結論。“學校日常里有太多事情讓我憤怒，也讓我沮喪。”她說，“工作條件很差，已經影響到我的身心健康。”
最讓薩拉感到難以承受的是噪音。作為體育老師，她經常帶學生去游泳館上課。“如果同時有兩個班在那里，噪音大得難以想象。”她說，“那樣的日子過后，我總會對聲音特別敏感，有時甚至會耳鳴。”
她曾用手機測量游泳館內的音量，結果超過100分貝。她認為，這樣的環(huán)境已經遠遠超出安全工作的范圍。“我向雇主，也就是柏林教育參議院管理部門，提交了超負荷工作申訴。”她說。她原本希望能得到回復，或者至少得到一些降低噪音的措施建議，但6個月過去，始終沒有任何回應。
“這讓我真切感到，自己沒有被重視。”她說。除了噪音，教室里的工作同樣讓她感到沉重。“班級人數(shù)太多，教師又太少。只要有人缺勤，補充輔導課就沒有了。這樣一來，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孩子，我根本無法給予足夠支持。而他們本來就有這個權利。”
每天放學回家后，薩拉都感到空虛而疲憊。“我只能癱在沙發(fā)上，”她說，“已經沒有力氣再去社交，或者做任何別的事情。”到了5月，她終于無法再繼續(xù)忍受，遞交了辭呈。“我不想做一份以犧牲健康為代價的工作。”她說。
像薩拉這樣離開的教師，柏林每年都有數(shù)百人。2024/25學年，共有694名教師辭職，另有93人調往其他聯(lián)邦州任教。
同事們得知她的決定后都很震驚，但并不意外。“大多數(shù)人都能理解我，”她說，“因為大家的處境其實都差不多。”至于下一步做什么，她說：“再看看吧。”她可以想象自己去接受一項職業(yè)培訓，“但肯定會是一個完全不同的領域”。她相信自己很快就能找到新工作，“即便那可能只是一個普通工作，而不是像教師這樣，其實非常適合我的職業(yè)”。
她說，自己會想念同事，也會想念孩子們，“但我已經看不到別的辦法了”。不過，薩拉并不完全排除未來重返學校的可能。“這其實一直是我最想從事的職業(yè)，”她說，“但前提是，結構性問題必須發(fā)生很大改變。”
在她看來，一個重要問題是縮小班級規(guī)模。“孩子們變得更難帶了，也更需要密切照顧。”她說。小班教學的效果就曾讓她印象深刻。“那時候我們已經看到，小規(guī)模分組上課效果有多好。孩子們專注得多，幾乎沒有爭執(zhí)，整個氛圍也輕松得多。”
她認為，眼下恰恰是推動改善的機會。出生率正在下降，許多幼兒園已經出現(xiàn)空位，未來幾年小學接收的學生人數(shù)也會減少。“這本來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應該抓住，而不是又只想著節(jié)省開支、縮減學校規(guī)模，甚至關閉學校。”她說，“未來幾年我會繼續(xù)關注。如果條件真的改善了，我愿意重新站回講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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