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幾乎是同一時間內，兩則新聞同時沖進了公眾視野，初看毫不相干，卻又環環相連。

一邊，是宏大敘事：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與中國就業促進會聯合發布的報告估算：

中國靈活就業人員已達2.8億人，2026年可能突破3.2億，占全部就業人口的將近一半。

誰能想，前幾年剛發明出來的“俏皮詞”，現在已經從一個邊緣的“補充形式”變成勞動力市場的“重要支柱”。

不用多說，按照一些研究院“表演藝術”專家的觀點，肯定是贏。

另一邊，是一則奇案。

名打拐志愿者“上官正義”揭發：河北保定市臧村鎮劉莊村一家水泥經銷商，涉嫌非法奴役一名身份不明的殘障大叔長達20年。

20年里，大叔每天清晨5時許起床，每天扛約400袋、合計20多噸，沒有任何防護、沒有一分工資、沒有身份證。

而且工作環境極其惡劣，裝卸水泥過程沒有任何的防塵措施。

當上官正義趁老板不在場時詢問殘障大叔“累嗎”，對方直言“累，想回家”。

至于水泥店老板則振振有詞，說這名大叔是朋友“送給他”的，至少已有20多年。

這20年里，他每天清晨5時許起床，殘障大叔也一同起床工作，每天扛約400袋、合計20多噸，沒有任何防護、沒有一分工資、沒有身份證。

當被問到“沒有身份，如果死了，怎么辦”。

老板竟冷血回應：“死了就埋了”，并宣稱：

“當地有關部門均知情。”

那么解救這個殘障大叔的代價是什么呢？

上官正義向保定市有關部門反映后，涉事水泥店的鄰居竟聲稱他將家門口的地板磚壓壞，要求賠償，后又向警方表示懷疑上官正義是“拐子佬”。

最后甚至當著警察面前開貨車揚言要撞死上官正義。

上官正義亦在抖音收到死亡威脅。

你可能已經感受到那種撕裂感了。

一邊是智庫報告里體面的詞匯——“新形態”、“彈性”、“結構拐點”、“重要支柱”；

另一邊是一個活人被困在粉塵里7300天，他甚至都算不上“靈活就業者”，連“勞動者”三個字都配不上：

沒有社保、不領工資、不簽合同、不被統計、不被看見。

他是一段被徹底擦除的數據——一個“不存在”的人，被當作一臺“會喘氣的叉車”用了20年。

而這起案件中最誅心的細節，還不是老板的冷血，是他那句“當地有關部門都知道”。

20年。 一個滿身水泥灰、明顯智力障礙的外鄉人，在一個村的顯眼位置的水泥經銷點里，全年無休地扛袋子，來往買水泥的人看得見，

隔壁鄰居看得見（事實上后來跳出來鬧事的鄰居再清楚不過），村干部看得見。全村“默認”了他是一臺免費設備。

換言之，這不是一起“藏得很深的秘密犯罪”，而是一個在光天化日下運行了20年的公開事實。

為什么能運行那么久？

因為有三股力量的共同沉默：行政末梢不管、鄰里默認不報、灰色利益不惹。

而當志愿者上官正義來揭破它時，鄰居的第一反應不是愧疚，而是跳出來碰瓷索賠、造謠他是“拐子佬”、開著貨車當著警察面揚言撞死他。

這種歇斯底里的阻撓本身就在說：

黑暗潭水里，不止一條魚。

02

我把這兩件事放在一起看，不是想制造什么對立，而是想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當專家們在修飾報告的時候，他們的視線里到底有多大的盲區？

現在很多大V、學者也是沾沾自喜，說我們的快遞、外賣便宜，工業小商品和白送一樣，吊打西方國家，于是得出結論，認為國內效率高、服務好、生活水平先進。

但在他們視角里，似乎沒有外賣員、快遞員、流水線工人。

經濟學里有句話：There is no free lunch——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

任何便宜的東西，都只是把成本轉移到了別的地方。

你花幾塊錢點的一份外賣，背后是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騎著電動車在車流里狂奔幾公里為你送餐。

坐在空調房里，打開手機，點幾下，半小時后熱飯送到門口，你覺得這是“高效”“便捷”“服務好”。

但你沒有想過，那個送餐的人可能一天跑了十幾個小時，可能被差評扣了錢，可能在路口差點被車撞到，可能連一份像樣的午飯都舍不得吃。

不是因為這些人“不努力”，而是這個系統的邏輯就是把人壓縮成“成本項”。

當你習慣了用“幾塊錢”來衡量一切服務時，你就很難再把服務的提供者當成一個和你一樣有血有肉的人。

這就是共情喪失的根源：

我們被訓練成了只看價格的消費者，而不是彼此關照的社會成員。

保定那個水泥店老板，不過是把這種邏輯推到了極致而已。

在他眼里，那個殘障大叔也不是人，他不過是一臺“不需要付錢的機器”。

就像有些人眼里，外賣員只是一個“配送節點”，快遞員只是一個“物流環節”，流水線工人只是一雙“會干活的手”。

03

消費者福利和勞動者福利，很多時候并不是同一個概念。

我覺得一個成熟的評價體系，不僅要看消費者獲得了什么，也要看提供服務的人獲得了什么。

是的，保定水泥店老板享受了20年“免費的勞動力”，他也許還開著吊打德國一切豪車的國產新能源。

那么成本呢？

你沒有看到的是，他把所有成本都轉移到了一個“不存在的人”身上。

我們的社會，某種程度上也在享受一種“便宜的幻覺”：

我們把勞動者的保障、尊嚴、休息時間、人身安全，統統折算成了“低成本”，然后沾沾自喜地說：

“看，我們的模式贏了。”

制造強是好事，但如果生產越來越強，可普通人的收入、福利和消費能力沒有同步提升，那么生產能力最終也會受到需求不足的約束。

這正是我們今天面臨的困境！

我們的工廠可以24小時不停產，我們的外賣平臺可以在30分鐘內送達，我們的電商倉庫可以在凌晨打包發貨，但這一切的背后，也是數以億計的人拿著微薄的收入、承受著極低的保障、消耗著自己的身體和時間。

他們創造了巨大的產能，卻沒有足夠的錢去消費自己生產出來的東西，同時陷入了一個死節：

越生產，越廉價；越廉價，越依賴低成本的勞動力；

越依賴低成本勞動力，普通人的收入就越難提升；收入越低，消費能力越弱；

消費越弱，越只能靠更低的價格來刺激需求，于是打工人被壓得更狠。

這就是生產型社會的終極悖論：

把人都變成了工具，最后發現，工具是不消費的。

04

我認為一個健康的社會，至少要守住幾條不可逾越的底線：

1無論“用工形態”多新多靈活，都不得有人被剝奪休息的自由，不分城鄉，不分作坊還是大廠，這是法律紅線。

2.“灰色地帶”不能無限擴張，3億靈活就業者尚且需要社保兜底、工傷認定、平臺責任劃定，鄉村小微作坊里那些連“靈活就業者”都不被承認的人，更需要被拉回法律和公眾的視線之內。

3我們應該具有共情能力：評價一項社會服務，不能只看消費者得到了什么，更要看提供服務的人付出了什么。

如果一個商業模式建立在壓榨人的基礎上，那它就不應該被稱為“創新”，而應該被叫作“剝削”。

好消息是，事件曝光后保定當地已成立聯合專班，涉事老板被控制，工作人員將這名飽受折磨的殘障大叔轉移安置，安排專業人員為他進行全面身體檢查，讓他暫時脫離了被困二十年的惡劣環境。

但，還是那句話，個案需要機制的拯救，才不會成為“海量個案”。

現在，我們的專家把“非正規就業”寫成研究報告里的“重要支柱”，我覺得他的良心應該要看到：

在那根光鮮的統計柱體的最底部，有一些人正被鎖在粉塵里、以“不存在”的狀態替別人的利潤買單。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每一份廉價的背后，都有人在替你支付賬單。

大叔反復說的那句“累，想回家”，不該只是熱搜上的一個淚點，更應該讓我們看到一個底線——所有的經濟形態、所有的靈活性、所有的增長敘事，都必須以“先把人當人”為前提。

低于這條線去談成績，不叫光榮，叫恥辱。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