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國話劇的發源地。2027年，中國話劇即將迎來誕生120周年。

最近，上海戲劇學院圖書館館員胡傳敏、上海圖書館副研究館員陳果嘉、海派文化研究者張舒萌三位編者，首次系統匯集從民國時期到新中國成立初期的600余種劇刊，編成《上海話劇演出劇刊匯編（1935—1952）》（全6冊），由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匯編中的多數劇刊為首次完整影印出版。該書的出版，不僅為戲劇研究、文學史與城市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一手資料，也為讀者打開一扇重返近現代上海舞臺現場的窗口。

《上海話劇演出劇刊匯編（1935—1952）》（全6冊） 胡傳敏、陳果嘉、張舒萌 編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說明書中的演職人員表、劇目演出預告（下同）

1935年，上海話劇發展的里程碑

據《上海話劇演出劇刊匯編（1935—1952）》“前言”介紹，上海話劇起始于清末民初，是中西文化碰撞及舊戲改良過程中的產物，時稱“文明戲”。但由于自身的局限和嚴酷的社會環境，“文明戲”以及后來的“愛美的戲劇”“左翼戲劇運動”都沒能成為上海文化市場的主流。1935年對于上海話劇的發展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1930年代中期，隨著上海民族工業的迅猛發展，娛樂業也再一次得以振興。其間為抵抗日本入侵，在“國防戲劇”主張的召感下，絕大多數的上海話劇人摒棄前嫌，達成共識：只有讓話劇回歸劇場、走職業化演出之路，才能真正發揮其社會功能，贏得民眾與市場的認可。首先試水的就是左翼劇人，他們以上海舞臺協會的名義，于1935年1月31日包租了金城大戲院，上演了《水銀燈下》《回春之曲》，接著又以“業余劇人聯合演出”的名字，演出了《娜拉》《欽差大臣》《大雷雨》等一系列進步劇目；與此同時，以陳大悲、向培良為首，主張“愛美”的戲劇人士也成立了上海劇院，演出了《摩登夫人》《西施》等劇目。

1936年中國旅行劇團回歸上海，在卡爾登大戲院與業余劇人、（復旦）戲劇工作室輪流上演國內外優秀劇目，他們以緊湊的情節，高超的演技，精美的布景和服飾，博得上海民眾的認可，最終讓話劇這種演出形態成為上海娛樂市場的主流，這一年也被譽為“話劇年”。自此開啟了以職業化民營劇團為主體，以市場運作主導成敗的上海現代話劇運作模式。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民營劇團依然得以保留，直到1952年末，政府完成了對話劇演出團體（除少數通俗話劇團）的改造，話劇演出開始進入以政府為主導的運作全新模式。這也就是本書把收錄范圍限定在1935—1952年這一區間的原因。

這一時期的上海話劇雖然只有短短的十八年，但社會動蕩多變，從話劇演出高調回歸劇場藝術，到日軍占領上海形成“孤島”話劇運動；從淪陷時期大量資本介入話劇演出市場引發的話劇演出異常繁榮，到抗戰勝利后各地話劇人重聚上海；再到因為越、滬劇崛起以及電影業的再度振興，使話劇演出受到市場的冷落，到上海解放話劇再一次重獲新生。每一次變化，都伴隨著人員的流動和劇團的重組，以及對演出劇目內容的重新定位，演出生態可謂千頭萬緒，難以厘清。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盡管上海現代話劇一直被學術界所關注，但全景式反映這一時期演出狀況的論著并不多見。該書就是試圖以這些當年留存下來的演出原始文獻作為切入點，去盡可能地還原那個時代的上海話劇演出生態的演變過程，盡管方式有些另類。

不同開本、尺寸和裝幀，形態各異的說明書（下同）

上海話劇面面觀

《上海話劇演出劇刊匯編（1935—1952）》分為6冊，第1—5冊收錄的是1935年至1949年5月民國時期上海話劇演出的劇刊，通過這些劇刊刊登的內容以及內容背后所隱藏的信息的梳理，讀者可以了解到“上海話劇持久繁榮的原因”“上海話劇演出團體的組成及變遷情況”“劇目創作者的創作理念及風格擅長”“上海話劇團體的營銷方式”和“上海話劇演出史中含有的紅色文化基因”。

1937年日軍進攻上海，大批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和中產階級涌入租界，從劇刊中可以發現其中不乏有名望的話劇工作者，如編劇于伶、顧仲彝、李健吾等，導演黃佐臨、唐槐秋等，演員唐若青、石揮等，加之一大批話劇業余愛好者，構成了上海話劇得以發展的社會基礎；大批備受民眾關注的電影從業者，如費穆、劉瓊、上官云珠等，以及劇場的經營者加盟話劇演出行列，給話劇市場帶來空前的活力；劇團眾多，演出劇目類型多樣，表現手法和表現風格各異，擴大了受眾范圍。從業者普遍敬業，演出活動頻繁，從劇刊中可以看到一個劇目正在上演，下一個劇目的預告已出現在廣告中；此外，專業劇團派出大批骨干力量去組織和輔導業余劇團及話劇愛好者的演出，在業余劇團刊發的劇刊中，可以看到吳仞之、穆尼、胡導等許多著名導演常為業余劇團擔任導演或顧問。這種專業人士與業余愛好者之間的互動，對于上海話劇人才的培養、演出市場的穩定和繁榮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從劇刊中可以了解到劇團成立的時間和發布宣言（告觀眾書），劇團人員的組成，演出劇目的演職人員，演出的時間和地點及演出劇目的故事梗概。對于不少沒有留下劇本的劇目，如張愛玲的《傾城之戀》，費穆的《楊貴妃》《浮生六記》等，可從劇刊中了解到劇情內容。由于時局的動蕩，劇團重組是這一時期的常態，通過刊登的劇團主要成員的名錄，可以厘清劇團變遷的脈絡。如上海業余劇人協會在三次公演后，為解決資金及演出場所問題，委身新華影業麾下，并更名為業余實驗劇團。又如，費穆的天風劇社于1942年解散，此后他創立上海藝術劇團，并相繼以“新藝”“國風”“聯華”等名義開展演出活動等等。

劇刊，尤其是特刊，都會刊登主創人員的文章，如《編劇寄言》《導演的話》以及名家點評、演員感受、創作花絮一類的文章，這些文字有助于我們了解這一時期劇目的創作者意圖及創作過程，其中大部分文章未曾在其他媒體發表過，更顯其珍貴。如有興趣對相關創作者加以歸納，還會發現他們不同的創作擅長。如：于伶擅長編社會底層人物的劇本，魏如晦、周貽白擅長編歷史劇，李君磐、方逸君擅長編言情劇；費穆擅長導演歷史人物劇，朱端鈞擅長導演悲劇，洪謨、胡導擅長導演喜劇，1930年代的唐槐秋擅長導演中外名劇，1940年代懸疑劇則成了他的導演特長；等等。

這一時期，上海的話劇演出十分繁榮，而繁榮的背后是激烈的市場競爭。為了生存，劇團經營者們可以說是動足腦筋，各顯神通。有的采用錯位競爭的策略：以綠寶劇場為例，他們將富有且常出入商場的社會閑散階層作為目標觀眾，招募一批受現代話劇演出方式影響的原文明戲演員組成劇團，用直白、夸張的手法演繹通俗故事，并通過高頻率更換劇目，穩住了這批占人口比例不多的受眾。

有的則通過擴大劇團規模來占領更多的市場份額。以1944年唐槐秋的中國旅行劇團為例，分別同時包租了麗華、美華、綠寶三個劇場，針對不同觀眾的需求，演出不同類型的劇目，讓每一位演員都有戲可演，既穩定了演員班子，又可以避免單一劇目的不慎失敗造成的市場風險。此外，也有劇團通過宣傳明星，尤其女明星來吸引觀眾。

注重對劇目的包裝宣傳，是各劇團最常用的一種方式，劇刊就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1942年下半年起，隨著大量社會資本流入話劇演出市場并引發激烈的市場競爭后，各劇團對劇刊的編印可謂下足了功夫，新劇目上演都會編印特刊，特刊外觀上一改以往簡樸的風格，通過精美的設計和異形開本吸引觀眾的眼球；內容上，除了保留以往的劇名、梗概、演職員名錄這些基本信息外，還大量植入劇目創作者對演出的解讀、社會名家的評判以及演員介紹、演出花絮、舞臺設計圖等，通過增強可讀性贏得觀眾好感。

1935年上海話劇的復興無疑與上海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共江蘇省文委有關，他們提出“國防戲劇”的口號，使一直處于地下活動的左翼話劇人獲得合法身份進行公開的進步戲劇演出。在大批話劇骨干組織救亡演劇隊奔赴抗敵前線后，留滬的上海地下黨負責人夏衍、于伶等人團結在滬進步話劇人，不僅在租界堅持進步戲劇演出，還幫助話劇業余愛好者們組織業余劇團，并派出骨干對他們進行輔導和組織演出，如上海星期小劇場演出，組織上海業余戲劇交誼會。其中最有影響的當數1939年7月為幫助新四軍籌募抗敵經費，在黃金大戲院舉行的上海業余話劇界慈善公演。抗戰勝利后，中共領導下的上海劇藝社、觀眾戲劇演出公司、新中國劇社、演劇九隊以及上海實驗戲劇學校師生又重聚上海，演出了一系列揭露黑暗、追求光明的進步話劇，為迎接上海解放作出了貢獻。

說明書中的創作者感言和劇團史料（下同）

雅俗共賞的海派話劇

《上海話劇演出劇刊匯編（1935—1952）》的第6冊，收錄了1949年5月至1952年上海解放初期演出的話劇劇刊。收錄這一時段的劇刊，一方面是為了展現自1935年以來上海話劇演劇生態從開始到消亡的完整過程，更是要表現上海解放后，上海話劇人追求光明、擁護新社會的熱情。短短兩年半時間，官辦劇團、民營劇團各顯風采，演出了一百多個劇目，不僅有傳統的優秀劇目，更有大量歌頌新社會的劇目應運而生。這些演出不但再一次促進上海話劇的繁榮，也為上海話劇演出生態的轉型提供了依據，創造了條件。可這一重要的轉型期卻很少受到關注，不能不說是一種缺憾。

本書共收錄各種劇刊650余種，有影響的主要劇團覆蓋率達90%以上，有影響的重要劇目覆蓋率也可達85%以上。其中包括不少稀見的業余劇團演出劇刊，業余演出的周期往往很短，有的甚至只演出一兩場，能收集到他們留存下來的劇刊已是一種幸運。

涉及外國劇目的說明書（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