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議院法案第622條要求擴大對以色列情報共享，除非總統以國家安全為由暫停。
• 若作出例外決定，政府須15天內向國會報告原因、信息類別及影響。
• 文章稱此舉把美以關系推進到更隱蔽的情報領域，弱化公眾問責。
• 文中舉波拉德案和近期間諜威脅升級，稱以色列對美情報風險上升。
• 作者認為強制共享會束縛總統，難以把情報聯絡作為制衡以色列的籌碼。

一項被塞進一份必須通過的法案中的條款，可能大幅擴大以色列獲取美國機密信息的范圍。

在一份長達192頁的情報授權法案深處，藏著第622條，標題為“加強美國與以色列的情報共享”。該條款要求總統通過國家情報總監，并在必要時通過國防部長，“擴大并加強與以色列政府的情報共享”，涉及的主題清單幾乎涵蓋中東地區所有情報關注事項。

這項法案由阿肯色州共和黨參議員、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湯姆·科頓提出。法案規定，除非總統基于“具體且可識別的國家安全關切”作出決定，否則不得暫停、減少或限制此類情報共享。

一旦作出此類例外決定，政府必須在15天內向國會提交報告，不僅說明調整原因，還要列明涉及的信息類別。報告還必須評估此舉對地區安全及其他多個事項的預期影響。

這一提議，是華盛頓近期一系列動作中的一項。推動這些動作的人，意在即便美國公眾對以色列的支持持續下滑，也要讓美國繼續與以色列深度綁定。美國對以色列最顯著的支持形式，是累計超過3000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尤其是軍事援助。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已試圖提前應對公眾支持下降，并避免在政治上難堪，稱即便逐步取消軍事援助，他也可以接受。

如今，以色列及其在美國的支持者的策略，是更多依賴那些不像軍事援助那樣顯眼的美以聯系和支持方式。其做法包括一些不如國會撥款贈款那樣可見、因而也較少受到公眾問責的軍事一體化安排。眾議院目前審議的一項國防授權法案中的第224條，就體現了這種一體化形式。

而將情報共享寫成強制性要求，則把這一策略進一步推進到情報機構關系這一更隱蔽的領域。與防務一體化相比，這一領域離公眾視野和問責機制更遠，也更不容易讓人聯想到美國納稅人的錢流向外國。到目前為止，這份情報法案中的第622條，受到的關注還少于國防法案中的第224條。

以這種方式通過立法來規定與任何外國的情報聯絡關系，本身就很反常。與外國對口情報機構的聯絡，包括信息交換，是情報工作中重要但高度復雜的一部分。聯絡關系的性質，部分取決于與該國整體政治關系的冷暖，但也取決于許多主要只有情報官員才掌握的因素。

這些因素包括：上級交辦的情報搜集需求、能否依靠本國資源滿足這些需求、對外國情報機構填補搜集缺口的能力和意愿的判斷、信息交換在行動合作中作為互惠條件所起的作用，以及情報來源和手段暴露的風險。

此外，任何一組情報聯絡關系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美國情報機構還必須考慮這類安排對其與其他國家關系可能造成的影響。比如，如果美國與B國的關系大體與其和A國的關系處于同一水平，通常就不會把有關B國的信息分享給A國。

情報聯絡本身存在一套等級體系，從與親密盟友的廣泛合作，到與對手之間經過嚴格限制、臨時性的交換，不一而足。美國情報界有專門人員全職監測和管理這套關系網絡，以避免彼此沖突。國會就某一單一關系作出強制規定，只會增加這種沖突發生的概率。

諷刺的是，正在考慮這一強制要求的國會，也正是那個實際上已把憲法第一條賦予它的部分權力——包括設定關稅稅率和決定是否開戰——讓渡給總統的國會。可第622條卻要讓國會對一個按其性質本應由行政部門、尤其是情報機構處理的問題進行微觀管理。

在情報領域，以色列與其說是盟友，不如說更像對手。所謂情報上的對手，意味著會從事帶有敵意的間諜活動。以色列長期以來一直對美國實施這類敵對行為。最知名的案例是間諜喬納森·波拉德。他竊取的美國機密數量之大，以至于時任國防部長卡斯帕·溫伯格在波拉德被判刑時向法庭表示，考慮到他出售給以色列的信息范圍之廣、對美國的重要性之高以及敏感程度之深，“很難想象還有什么行為會比被告造成的危害對國家安全傷害更大”。

波拉德在2020年服滿刑期并結束假釋后抵達以色列本-古里安機場，受到英雄般歡迎，帶頭迎接他的正是內塔尼亞胡本人。波拉德的行為并無任何高尚之處。盡管他喜歡說自己是出于對以色列安全的關切，但在向以色列出售間諜服務之前，他曾向另外3個國家提出出售美國機密；即便在為以色列從事間諜活動期間，他也曾向第4個國家提出同樣的交易。

以色列對美國的間諜威脅只是在加劇。上周，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新聞報道稱，國防情報局提高了對這類間諜活動的威脅等級，顯然主要反映了美以在伊朗戰爭問題上的分歧。《紐約時報》援引一名官員的話說，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內，以色列針對美國高級官員的情報行動已經激進到“失控”的程度。

任何與以色列分享的敏感信息，包括情報機密，都存在被以色列轉交給其他國家的高風險，其中也包括美國的對手。以色列在這方面同樣有長期記錄。這不僅是因為以色列很可能曾將波拉德竊取的部分機密轉交給蘇聯，以換取莫斯科允許蘇聯猶太人移民。

即便合作對象是“受爭議國家”，也沒有阻止以色列開展軍事和技術合作。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就是例子，雙方合作甚至延伸到核武器研發。

以色列之所以仍有把美國敏感信息轉交其他國家的風險，部分原因在于，它渴望與任何愿意同其保持友好關系的國家建立聯系，尤其希望建立新的正式外交關系，哪怕其繼續壓制巴勒斯坦人。美國情報中的機密信息，對以色列現有或潛在伙伴中的一些國家會很有吸引力，因此也會成為以色列手中的交換籌碼。

即便不向第三國轉交，以色列對大量美國情報的自身使用，也很可能有悖于美國利益以及中東和平與安全。這背后的原因，與以色列在美國公眾中受歡迎程度下降的原因有不少相同之處。以色列發動的戰爭、攻擊過的國家數量，在中東多于任何其他國家。近年來，它通過軍事行動給平民造成的死亡和破壞，也超過中東其他任何國家。它通過使用暴力謀求地區霸權，并試圖摧毀巴勒斯坦民族國家地位，這些做法都與美國利益不一致。

當前這場對伊朗的戰爭，正顯示出美以利益之間的尖銳分歧。在促使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決定發動這場戰爭方面，內塔尼亞胡政府發揮了主要作用；而在此之后，它又一直在破壞結束戰爭的努力。目前，它主要通過在黎巴嫩持續不斷的襲擊這樣做，這些襲擊已造成數千人死亡、超過100萬人流離失所。

上周特朗普與內塔尼亞胡之間一通夾雜粗話的電話，也反映出雙方目標的分歧。通話內容主要圍繞這些襲擊展開。

那些破壞外交努力的襲擊，正是可能會用到美國共享情報的以色列行動之一。即便美國不再為以色列武器買單，由于這種“加強版”情報共享，美國也會因協助以色列其他暴力行動而受到指責。

情報法案第622條中所謂的“退出條款”，在實際操作中繁瑣到幾乎沒有用。向國會提交所要求的報告，會把問題重新拋回國會山，而以色列游說力量很快就會把它塑造成一個是否支持以色列安全的問題。因此，法案中強制性的情報共享安排，將束縛總統手腳，使任何一屆政府都無法把對情報聯絡關系的管理，當作遏制以色列破壞性行為的籌碼。

作者：保羅·R·皮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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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處：Senate wants to force US to share sensitive intel with Isra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