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這次無法動用一票否決權，2比11票的結果出來后，中方代表當場表示對此很失望。

當地時間6月9日，聯合國安理會舉行公開會，焦點在于是否應當舉行關于伊朗核問題及恢復“第1737號決議制裁委員會”工作，俄羅斯在會議開始就提出異議，認為這場會議不應該召開并發起程序性表決，最后的票型是11票贊成舉行會議，中俄2票反對，以及巴基斯坦和索馬里2票棄權。

隨后，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孫磊大使在會上明確表示對投票結果“感到失望”，并不點名地批評個別國家忽視安理會成員分歧和關切，對困難局面“負有全部責任”，措辭可謂十分嚴厲。

根據2015年簽署的《聯合全面行動計劃》，也就是伊朗核協議，及與之配套的安理會第2231號決議安排，多項歷史性對伊制裁決議均處于“終止并懸掛”狀態，早年的1737號制裁委員會及其專家小組也早已隨之解散。

2025年9月，英、法、德三國以伊朗未能履行協議義務為由，單方面啟動了所謂的“快速恢復制裁”機制。隨后，聯合國秘書處部分官員及西方陣營堅稱，聯合國對伊全面制裁已自動恢復，1737號委員會及其清單也隨之“重啟”。

但中方的立場很明確，安理會成員從未就歐洲三國是否有資格啟動該機制達成任何共識。更為關鍵的是，安理會第2231號決議已于2025年10月18日迎來了其法定的“終止日”。

按照條約法和國際法理，終止日過后，整個決議及相關的審議議程在法律層面上已徹底終結，安理會已經終止了對伊核問題的審議。

此時西方強行借用一個已經失效的舊機制來拼湊新會議，不顧其他成員國反對，堅稱“快速恢復制裁”已經正式觸發，極大地破壞了安理會決議的嚴肅性與國際法的確定性。

此外，在安理會的運行規則中，程序性表決不受常任理事國一票否決權的限制，只要獲得超過9票的贊成票即可通過。

美國、法國、英國正是利用了這一機制，拉攏非常任理事國湊足11票，強行將一個在法理上充滿巨大爭議，且中俄兩國堅決反對的議題塞進了安理會的日程表，將原本用于維持溝通、協調立場的程序性規則，用于推進自身單邊議程，將傳統多邊外交路徑視若無睹，完全是“為了開會而開會”。

中方的失望，還帶有對中東地緣熱點的現實顧慮。當下中東局勢尤其敏感復雜，隨著伊朗和以色列互相空襲，美國又借機發動所謂的“防御性打擊”后，停火協議基本上名存實亡，進一步壓縮了理性談判的空間。

在這一背景下，美國及其歐洲盟友在安理會處理伊核問題時大玩“雙軌游戲”。

一方面，由于前線軍事壓力巨大，重要能源航道持續受阻，美國不得不表現出在外交上與伊朗接觸，維持低限度停火的姿態，即便襲擊了伊朗，還公開表態“希望談判能繼續”，而在聯合國框架內，美國不愿放棄任何可以合法化其單邊制裁的機會。

通過借用歐洲三國啟動的“快速恢復制裁”機制，美方試圖在不重啟沖突的前提下，利用聯合國的名義，持續擠壓伊朗的經濟和外交空間，憑空制造談判籌碼。

而中俄兩國的邏輯則完全不同。在中方看來，中東長治久安的根本出路在于構建一個均衡、有效、可持續的地區安全架構，而不是依靠無休止的經濟制裁與單邊軍事威懾。

西方在安理會的強硬動作，其本質是在為過去的誤判強行打補丁，尤其是2018年美國單方面退出伊核協議，又在2026年協同以色列發起大規模襲擊。中方在投票中堅決反對美國獨斷專行，恰恰是為了防止安理會徹底淪為西方大國地緣對賭的政治工具。

聯合國安理會的設計初衷，是建立在五常一票否決權之上的“大國一致原則”，確保任何重大集體行動都必須具備國際政治的最大公約數，以此防止大國之間的分歧公開化。但從實際情況來看，程序性表決不適用否決權這一設計，正在被異化為繞過大國一致原則的“制度性漏洞”。

當安理會面對根本性的實質法理分歧時，本應通過長期的政治協商來解決，但美歐的做法是，通過私底下拉幫結派建立數量優勢，利用程序性表決強行繞過實質性爭議，避免中俄用否決權攔路。

這種做法也許在程序上找不到明顯的紕漏，卻在政治層面上卻造成了較為惡劣的影響，讓安理會的表決變成了純粹的數人頭活動，失去了通過辯論、妥協、建立共識來化解危機的根本功能。

俄羅斯代表在會前明確指出，“聯合國秘書處領導層錯誤且不合法的立場”在此不具備效力。

這主要指的是，之前在安理會成員內部存在巨大分歧，且未達成任何正式決議的情況下，聯合國高級官員在通報中直接采信了西方的話術，并在官方網站上悄然恢復了“第1737號決議制裁委員會”的主頁和制裁清單。

這一舉動直接將聯合國秘書處備受國際輿論質疑，作為聯合國的核心執行層，秘書處本應恪守中立、客觀的原則，充當各方溝通的橋梁，而不是輕易下場站隊。

在面對西方陣營高強度的輿論攻勢和暗中拉攏，秘書處在實際操作中有了明顯的傾向與偏見。

一旦官僚機構開始“選邊站隊”，未能彌合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間的分歧，反而成為沖突升級的催化劑，導致多邊外交的底層互信基礎持續受損。長此以往，安理會也許在處理國際熱點時，勢必只有形式上的高度活躍，但在實質治理上難免陷入真空。

因此中國有充分的理由感到失望，而且也進一步證明，聯合國改革迫在眉睫。安理會需要在架構上，進一步增加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和代表性，如此才能避免聯合國“一錯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