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張丹華

西安事變紀念館外景。 聶珥雙攝

陜西西安市臨潼區華清宮，實景演出《12·12》將現場觀眾帶回了近90年前的那段歷史歲月。如今，驪山五間廳玻璃窗、墻壁上的彈孔依舊清晰可見，兵諫亭旁的虎斑石，吸引游客駐足觀看。

1936年12月12日凌晨，按照張學良、楊虎城商定的計劃，東北軍一部包圍華清池，扣留了蔣介石。第十七路軍同時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從南京來的幾十名國民黨軍政要員。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

時間由此回溯至一年前。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決議和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的報告，明確提出黨的基本策略任務是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后，黨對駐扎在西北地區的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軍和以楊虎城為首的第十七路軍開展統一戰線工作。

中共中央派聯絡局局長李克農兩次去見張學良，商談合作抗日。1936年4月9日晚，周恩來和張學良在延安一座教堂中秘密會見。張學良接受中國共產黨關于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張。

西安市青年路117號的楊虎城將軍紀念館，原為楊虎城止園別墅。在一樓會客廳，楊虎城先后會見了共產黨人王世英、王炳南、南漢宸等人。作為秘密接待處，楊虎城與中共聯絡人員在這里達成共同停戰、一致抗日的初步意見。

1936年上半年開始，紅軍和東北軍、第十七路軍之間實際上已停止敵對。西安市建國路69號的張學良公館，如今已成為西安事變紀念館。在史實陳列室中，一張東北軍與紅軍的聯歡照印證著當時紅軍、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西北大聯合局面的初步形成。

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黨內指示，明確提出黨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這是黨根據國內階級關系變化作出的一個重大政策變化。

這時，蔣介石對日本的態度雖有變化，但其“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并未根本改變。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再次前往西安，逼迫張學良、楊虎城率部“剿共”。張學良、楊虎城“哭諫”蔣介石抗日，遭到嚴厲拒絕。于是，他們決心采取“兵諫”，逼其答應抗日。

事變當天，張學良、楊虎城等18位高級將領署名發表《對時局通電》，說明在國難當頭的形勢下，被迫發動事變是為了敦促蔣介石進行抗戰。

扣留蔣介石后，張學良致電毛澤東、周恩來：“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及其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兄等有何高見，速復”。

12月13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澤東認為西安事變是有革命意義的，應該支持。12月17日，應張學良邀請，周恩來等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到達西安。弄清情況后，中共中央以中華民族利益的大局為重，獨立自主地確定了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據此，周恩來與張學良、楊虎城共同努力，經過談判，迫使蔣介石作出“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的承諾。

在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我國、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關頭，黨率先高舉武裝抗日旗幟，廣泛開展抗日救亡運動，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對推動國共再次合作、團結抗日起了重大歷史作用。在西安事變紀念館史實陳列室的尾廳，毛澤東對西安事變的評價格外醒目：“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了時局轉換的樞紐：在新形勢下的國內的合作形成了，全國的抗日戰爭發動了。”

近年來，西安事變紀念館深挖文物背后的故事，舉辦“歷史的見證——西安事變舊址群聯展”“民族正氣翻危局——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主題展”等原創展覽，年參觀量超100萬人次。

西安事變紀念館黨支部書記、館長王敬巍介紹：“五間廳、新城黃樓、張學良公館、楊虎城止園別墅、高桂滋公館、西京招待所、西安事變指揮部，這些西安事變舊址分布于西安市不同的地方。如今，它們作為紅色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已成為游客了解這段歷史的生動現場。”

《 人民日報 》( 2026年06月11日 0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