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蔣豐

有人將《宋史》卷二百七十三《何繼筠·子承矩傳》視作父子相繼為將的合傳，我以為未免淺近。細加體察，可以發現其中隱含著一次重要的轉折，那就是從五代以來依賴個人武勇與軍功的邊防方式，逐步過渡到北宋以制度、地理與經濟為依托的綜合性邊防構想。何繼筠與兒子何承矩，恰好分處這一轉折的兩端。

何繼筠的形象，首先是“武人”。史傳開篇即以“幼時與群兒戲，必分行伍為戰陣之象”點出其性格底色。這類記述固然帶有史家筆法上的“先兆意味”，但也并非全然虛飾。五代以來，軍人集團長期主導國家運作系統，戰陣經驗幾乎成為進入權力結構的主要通道。繼筠由殿直而供奉官，再至刺史、防御使，其路徑幾乎完全依附于戰功累積，這正是五代舊制在宋初的延續形態。

在周世宗與宋初的連年征戰中，何繼筠的表現頗為典型。《宋史》記其“嘗領偏師出土門，與并人戰，斬首數千級”，又記其在契丹入侵時“逆擊敗之”，再到太祖征太原時奉命拒契丹，終以捷報應期。這些片段看似零散，實則構成了一位邊將的標準履歷，出戰、取勝、遷官。戰功不僅是功績，更是制度意義上的通行證。

但值得注意的是，史傳對其評價并不著力于“奇謀”，而強調“與士卒同甘苦，得其死力”。這意味著何繼筠的權威，并非來自制度化的指揮體系，而更多建立在個人與部屬之間的關系紐帶之上，而非可復制、可延續的制度安排。這正是五代軍人政治的基本結構，以將帥個人為核心，通過恩義與共患難維系戰斗力。它可以迅速形成戰斗力，卻難以沉淀為穩定的國家能力。

《史傳》記載何繼筠生前常臨喪嘆曰，諸公才領節制，果至淪沒，慮其數奇耳。這句關于命運不濟、難以長久的嘆息，沒過多久也應驗在他自己身上，年五十六而卒。這聲嘆息不僅是他個人的宿命，其實也觸及了北宋立國后最核心的制度焦慮之一，如何擺脫對能戰之人的依賴，而建立可長期運轉的邊防結構。

如果說何繼筠代表的是一種“以人御邊”的舊路徑，那么他的兒子何承矩的出現，則意味著另一種思路的萌芽，而且這種萌芽并非來自書齋，而是從長期邊地經驗中生長出來的。

何承矩早年的經歷，并未脫離父輩軌道。《宋史》記其從父親何繼筠征討劉崇，又奉命平定西江群盜，隨后出任地方，做到“囹圄屢空”。這些經歷說明，他既熟悉戰陣，也具備治理能力。然而，這些仍然只是“合格官員”的表現，還不足以使其在史傳中形成獨立地位。真正使其凸顯出來的，是他那篇極具系統性的邊防奏疏。

在這篇奏疏中，何承矩提出以順安砦一帶為核心，開河導水，“導水東注于海”，并“筑堤貯水為屯田”，使水網既為農利，又為防線。這一構想，并非單純的水利工程，而是將地理環境直接轉化為軍事屏障。換言之，他并不是在既有戰場上尋求勝利，而是在重新塑造戰場本身，使敵騎尚未接戰，便已受制于地形與水勢。

與之相應，何承矩又主張通過屯田“收地利以實邊”，以減輕軍需壓力。這一點，與《宋史》卷一百八十《食貨志》中關于屯田制度的記載可以相互印證。宋廷原本已在邊地推行屯田，但多偏重經濟功能，而何承矩則將其與防御體系結合，使之成為“可用以制敵”的結構性工具。這種轉化，顯示出一種明顯超越單純作戰經驗的思考方式。

何承矩在奏疏中所言“兵不患寡，患驕慢而不精；將不患怯，患偏見而無謀”，已經接近兵學層面的總結。其所論“校之以計而索其情”，與孫子兵法中“校之以計”的原則相通，說明其思考并非零散經驗，而具有一定的理論自覺。他不再滿足于能打仗，而是試圖回答為什么能打贏。

更為重要的是，何承矩對契丹的認識，并未停留在簡單的敵我對峙層面，而是試圖從其社會結構與生活方式入手加以分析。所謂“以馳騁為容儀，以弋獵為耕釣”，與《遼史》中的相關記載大體相符。這種認知，使他能夠提出針對性的對策，以水網限制騎兵機動，以農耕削弱其持續作戰能力，從而在更深層次上改變戰爭條件。

由此可以看出，何承矩的邊防思維，已經從戰場勝負轉向條件塑造。他所追求的，并不是在既定條件下取勝，而是通過改造環境與結構，使戰爭的主動權提前轉移。這是一種明顯不同于其父的戰略視角，也是北宋邊防理念逐漸成熟的重要標志。

然而，何承矩的復雜性也在于此。他一方面主張修水利、備戰守，另一方面又強調懷柔遠人，并參與榷場等邊貿安排。這種看似矛盾的態度，實際上反映了北宋邊防運作系統的內在張力，既不愿輕啟大戰，又必須維持足夠的防御能力，既要防范契丹，又不得不維持基本的交往秩序。

在雄州任上，何承矩不僅能夠“前知契丹動息，還通過與邊民的直接溝通建立信任。《宋史》記其卒后，“緣邊洎涿、易州民，皆詣雄州發哀”，這一記載極為罕見。這說明其治理已經超越單純軍事控制，而進入社會整合層面，使邊地秩序不再完全依賴軍力，而開始依賴人心與利益結構的穩定。

從何繼筠到何承矩，我們后人可以看到一種清晰的演變軌跡，前者是依賴個人勇力與部曲關系維系邊防，后者則是嘗試以工程、制度與資源配置來重構邊防結構。從人的能力，轉向系統的能力，這一變化看其來并不張揚，卻是極為關鍵的。

當然，這種轉變，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在當時也未必就被完全理解。但是，從長時段來看，它恰恰預示著宋代在面對契丹等北方政權時所采取的基本路徑，不以單一決戰求勝，而以綜合運作系統謀求持久穩定。

因此，《宋史》卷二百七十三《何繼筠·承矩傳》的價值，絕對不止于記述兩位邊將的事跡，而在于呈現出那個時代在邊防理念上的悄然轉向。從戰陣之間的個人英雄，到水利之間的制度設計，這一靚麗的轉身，正是北宋王朝政治邏輯由人轉向系統的關鍵一環。（2026年6月11日寫于東京樂豐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