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于公元1356年進據金陵(當時名為集慶路),利用金陵的形勢同地位，作了他的事業發展的基礎。1368年大明建國，定金陵為國都，稱南京(當時開封稱為北京),目的在“宅中圖大，控制四方”。到1378年又改稱京師。明成祖即位以后，因為他興起北平，與北平有三十二年深密的關系，同時注意到北方疆土之遼闊與邊防之重要，遂改北平為北京，稱為“行在”。成祖本人時常駐居北京，各部主要官吏也隨之北上裁決政務，稱為行部，而南京則由太子監國。自此，政治中心漸漸由南京移到北京。到1431年，正式改北京為京師，京師為南京。

在明代遷都以后，因為南京曾經作過六十六年的都城，又是明太祖孝陵所在，所以體制上始終沒有降低。在南京有六部，有卿寺，有科道，并且有宗人府；只是沒有“獻替可否，票擬批答”的內閣。南京官署的職掌、分司，依然遵守舊制，沒有改變；只是員額較少。他們主管的范圍，雖然限于南京，不復照顧全國，但是各部依然有尚書、侍郎，各司依然有郎中、員外，品秩和北京一樣。在南京有多量的軍隊，有四十九衛，有五軍都督府，有守備，有操江，一切留守防護的工作異常完備。在南京有著名的國子監——所謂南監，學生自四方來學，出版的書籍通行全國。所以體例上我們看不出前后的差異。至于文物之盛，也依然與首都一樣。

但是，在心理上，人們的觀感就多少有些不同，南京和北京官吏的官階雖然相同，而北京是國家最高政令所從出，是政治中心，所以一般官吏全愿留在北京，在嘉靖時，南京禮部尚書缺員，竟沒有一個合于資格的人愿去。南京職官，雖然有時候不過是一個遷轉階級，而大家看來，總覺有些像左遷。事實上，也實在如此。嘉靖初年，李夢鶴被薦為御醫，有人說他是賄賂桂萼而得，經法司審問定罪，后來又有人證明說是法司故意構成贓罪，于是刑部的郎中員外全都奪職，而刑部尚書周倫亦調為南京刑部尚書。這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在黨爭中，遇到機會一如京察，把反對黨擠到南京去更是常有的事。所以南京有時形成了一個政治上失意人的聚集所。話雖如此，可是陪都究竟與普通城市不同，在南京，有天塹的形勢，有開國建都的榮譽，有充足的保衛布置，有完備的崇高體制，有深入人心的陪都偶像，而且交通便利，地位適中，這全不是其他城市所能具備的。一般想以學問結納天下知名之士的人，除了北京，全愿意住在南京，像明末復社黃宗羲、萬泰、顧杲、楊廷樞、沈士柱，以及侯方域諸名士，就是其例。一般不得意而有才華，在政治上有野心的人，招納游俠，談兵論政，與朝士廣通聲氣，沽名要譽，希冀起用，北京既不便住，只好流寓南京，像馬士英、阮大鋮之流，便是其例，所以南京往往是眾流所匯。南京既有她特殊的條件與政治地位，每當國家發生存亡問題的時候，朝野人士總是首先想到她。崇禎殉國以后，史可法諸人所以很迅速的能在南京建立一個規復的中心，也就因為南京是南方的政治中心。

清太祖于1625年自東京遷都沈陽，1634年定名為盛京，1644年多爾袞入關，遷都北京，中間只有二十年歷史。建都的期間，較之明初的南京相差很多，而且盛京的經營，全在太宗時候，當時滿清只是一個塞外小國，一切體制雖說摹擬明朝，然而規模太小，不能與北京相提并論。多爾袞入關以后，他覺得“燕京勢據形勝，乃自古興王之地”,“遷都于此，以定天下，則宅中圖治，宇內朝宗”①,所以決議遷都北京。現在雖然沒有看見當時沈陽人們對于遷都態度的史料，可是我們從滿洲人們以往反對遷界凡，反對遷沈陽的情形，以及多爾袞六月建議遷都，而世祖九月才入關的事實來看，可以想像到，當時在沈陽的人對于遷都北京是很遲疑的。

清朝遷都北京，于是盛京僅成為東北的政治中心。入關以前，滿洲人口少，遷都后，大部分相從入關，盛京只有小部分駐防。及因為保全地利的關系，許多山林礦產，全部封禁。因此，清代的盛京與明代的南京，體制上大不相同。最初在盛京設置內大臣為留守，后來改內大臣為昂邦章京，給鎮守總管印，后來又改昂邦章京為將軍。他的職責是“鎮守險要，綏和軍民，均齊政刑，修舉武備”②,這是明朝南京所無的。清代在盛京也設了各部，掌管盛京同邊外的事務，但只有戶、禮、兵、刑、工五部，而沒有吏部，各部只有侍郎一人而沒有尚書，此外也沒有卿寺科道，這是與明代南京不同的。在盛京五部的官吏，只用滿人，不用漢人，這也與清代北京各部滿漢員額并設的制度不同。所以清代盛京的體制，遠不如明代的隆重。又因為當時交通的困難，盛京雖距北京只有千余里，但許多人視為畏途。乾隆時候，有個人叫世臣，去到盛京作禮部侍郎，他非常不滿意，作了許多詩，詩中有“霜侵鬢朽嘆途窮”，“半輪明月西沉夜，應照長安爾我家”①等句。我們于此可以推想當時一般人對于盛京是如何的怕去，如何的不愿久居了。

（原載《周論》第1卷第4期，1948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