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上，武則天的執政有很多爭議，但是在武則天執政時期，武周的鞏固住了自己的周邊利益，滅掉了契丹，分化了吐蕃，甚至奪回了西域的利益。

而其中突出的事件就是公元699年，吐蕃內部爆發了政治危機，吐蕃的宰相論欽陵被殺，其弟弟論贊婆率部眾歸附武周，并成為武周抵御吐蕃的核心力量。

論贊婆兄弟當年是吐蕃大非川，青海戰役，素羅漢山戰役的指揮者，也是曾經讓武周數十萬將士喪命的元兇。為什么武則天會接納論贊婆，不計前嫌而且給與其高官厚祿呢？

我們今天就來讀一讀《資治通鑒》記載的這段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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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治通鑒》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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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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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獲與反思

我們在讀唐朝歷史的時候，除了東北的高句麗，北邊的突厥勢力的威脅，貫穿整個唐代的還有西南部吐蕃的崛起對李唐構成的威脅。

吐蕃的崛起是在李唐李世民執政的時候開始的，最早吐蕃還是各個部落相對均衡的狀態，到了公元633年，松贊干布平息了各個部落的叛亂，建立了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并在現在的拉薩建都，這才讓吐蕃逐步發展壯大起來。

而發展壯大后的吐蕃一方面向當時的大國尼泊爾等（當時叫尼婆羅）施加影響，和尼泊爾通婚，同時也向青藏高原的南部擴張，吞并吐谷渾，并進攻了大唐的松州。

松州之戰后李世民才意識到吐蕃不可小視，所以才同意跟吐蕃通婚，將文成公主嫁入吐蕃。

但文成公主的入藏并沒有阻止吐蕃的擴張，畢竟吐蕃不僅僅是松贊干布一個人可以說了算，也是有不同的利益群體的。

當李世民駕崩，李治上臺將重點轉移到了北伐高句麗時，吐蕃人再次在西部與李唐展開爭奪，吞并了西域十八州，并前出甘青地區，展現了要徹底吞并李唐西域的意圖。

當時李唐放棄了眼看到手的高句麗的利益，從高句麗撤軍，回師西北，但是在接下來的大非川戰役，青海戰役上，都遭遇到了慘敗。

而當時之所以慘敗，就是因為吐蕃人當時的宰相是論欽陵，吐蕃噶爾氏家族的領袖，這個人的能力非常強，在與大唐戰神薛仁貴的對決中，都能滅掉薛仁貴的十萬大軍。

所以這個在論欽陵執政時期，是吐蕃軍力最為強大的時期，這個時候是武則天執政時期，在西部承受了巨大的軍事壓力。

不過從歷史記載來看，武則天還是比較強勢的，對于吐蕃的擴張，武則天采取了針鋒相對的過程。當時朝堂內很多勢力是不支持武則天持積極防御態度的，甚至連武則天最信任的狄仁杰也是如此。武則天當時構想的在川西拓展防御就被否決了。

而之后武則天重用婁師德和王孝杰，在公元692年收復了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四鎮，這其實才奠定了后來李唐在西域的根基。

但公元696年，婁師德和王孝杰還是在素羅汗山之戰大敗，王孝杰和婁師德都被免（當然從后來歷史看武則天顯然也明白罪責不完全在他們兩人，只是失敗需要有個交代，但很快這兩人又重新啟用了，這才有了王孝杰在對契丹一戰中身先士卒，最終犧牲）。

而素羅漢山之戰，吐蕃之所以如此強悍，背后還是吐蕃的宰相論欽陵和其弟論贊婆所指揮的。

但在素羅漢山之戰后，武則天聽取了郭元振的分析和建議，對吐蕃采取了分化和離間的策略。

為什么當時武則天要對吐蕃采取分化和離間的策略呢？就是因為郭元振和武則天實際上都看到了吐蕃內部當時矛盾已經激化了。

這個矛盾就是吐蕃宰相論欽陵以及他的家族噶爾氏家族壓制了皇權，造成皇權對其不滿。

之前在文章中我們介紹過吐蕃宰相論欽陵以及他的家族噶爾氏家族，其家族的奠基人祿東贊作為輔佐松贊干布的股肱之臣，主持迎娶文成公主、劃分五茹六十一千戶行政體系、制定戶籍制度，為吐蕃王朝奠定了穩固的國本。

松贊干布去世后，祿東贊長期輔佐年幼的芒松芒贊，噶爾氏家族由此開啟了長達半個世紀的攝政時代。

公元667年祿東贊逝世后，其子欽陵兄弟全面接掌了吐蕃的軍政大權。史載：“吐蕃自論欽陵兄弟專統兵馬，欽陵每居中用事，諸弟分據方面，贊婆則專在東境，與中國為鄰，三十余年，常為邊患。”

這句記載精準地道出了噶爾氏家族對吐蕃政權的掌控程度：論欽陵坐鎮中央、總攬全局，其弟們分駐各方、獨當一面，整個吐蕃的軍事和行政機器幾乎完全掌握在噶爾氏手中。

更令贊普深感不安的是，論欽陵兄弟不僅在軍政層面深度控制吐蕃，而且在戰場上也所向披靡。從670年的大非川之戰開始，在長達三十年的時間里，論欽陵先后擊敗唐朝的薛仁貴、王孝杰、婁師德等名將，其“兄弟皆有才略，諸蕃憚之”，幾乎戰無不勝。

公元696年的素羅汗山之戰，論欽陵再度大敗武周軍，并要求割讓安西四鎮與突厥十姓之地。

這種將舉國兵馬握于家族之手的格局，對任何一位贊普而言，都無異于懸在頭頂的利劍。噶爾氏家族已不僅是“權傾朝野”，而是近乎在吐蕃內部形成了一個“國中之國”。

論欽陵與贊普赤都松贊之間的沖突，并非孤立的歷史偶然，而是一場典型的“君權”與“相權”之爭。在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中，君主需要依靠強有力的執政大臣來治理國家、平定四方；但大臣的權力一旦膨脹過度，便會反過來威脅到君主自身的安全與權威。這種二元結構中的張力，幾乎是所有古代封建王朝都無法回避的宿命。

中國歷史上，君權與相權的矛盾由來已久。秦始皇統一六國后設立丞相制度，本意是以丞相輔佐皇帝處理日常政務，然而秦二世時趙高“指鹿為馬”、專權自恣，直接加速了秦朝的滅亡。漢代霍光受漢武帝托孤輔佐幼主，卻權傾朝野、廢立皇帝，至其身后家族滿門抄斬。明初朱元璋更是因胡惟庸案廢除丞相制度，將權力悉數收歸皇帝，“中書省”從此蕩然無存。清代雍正設立軍機處，名義上是“軍機大臣”，實際上不過是皇帝的秘書班子——皇權對相權的壓制至此達到了極致。

即使在當時也是如此，比如之前也講了很久的隋唐討伐高句麗，高句麗淵蓋蘇文殺掉了高句麗的榮留王成為實際上的國家元首，這種信息已經成人的吐蕃贊普不可能沒有讀到過。而司馬懿篡位，曹操擅權這樣的歷史吐蕃贊普肯定也是了解的。

此外不僅僅是吐蕃贊普的權力被壓制，要知道吐蕃雖然建立了中央集權，但其生產結構決定了還是各個部落和家族的共治，那么除了噶爾氏家族之外的其它勢力也是不能容忍噶爾氏家族成為統治力量的。就認同司馬懿篡位后，很快就發生淮南三叛一樣。

所以雖然論欽陵兄弟在對武周的戰場上大勝，但吐蕃內部的矛盾反而隨著勝利越來越激化了，因為論欽陵兄弟獲勝越大，其獲得的權力就越大，也就會越強勢，最終離篡位也就一步之遙了。

而這一點其實都被郭元振和武則天所洞察。

郭元振之所以能夠精準洞察吐蕃內部矛盾并制定離間之策，并非因為他掌握著某種獨門秘術，而在于他深諳歷史規律。君強相弱則朝局穩固，相強君弱則危機四伏。

放眼中國數千年的政治史，從呂不韋到霍光，從曹操到諸葛亮，從長孫無忌到張居正——每一次權臣的出現都意味著君臣關系的重新洗牌。郭元振作為一位熟悉歷史典故的唐朝士大夫，只需將吐蕃噶爾氏家族的處境放在這個宏觀的歷史框架中審視，自然能看到贊普與論欽陵之間那道無法彌合的裂縫。這種洞察，恰恰是歷史經驗賦予有識之士的遠見。

而武則天也不是一般人，她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少有的政治能力非常強的領導者，她也敏銳的覺察到了這一點，所以他才會很快理解了郭元振的建議，并支持郭元振展開行動。

公元696年九月，吐蕃遣使請和親，武則天派遣郭元振出使吐蕃，一探究竟。

此時恰逢素羅汗山大敗之后，論欽陵挾戰勝之威，提出了極為苛刻的條件：要求武周罷廢安西四鎮的駐軍，并將突厥十姓之地割讓給吐蕃。 郭元振敏銳地意識到，論欽陵的真正意圖并不在于爭取和親本身，而在于借戰爭勝利逼迫武周在領土問題上讓步，從而進一步鞏固自己在吐蕃國內的威信。

其實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戰爭從來都是謀求政治利益的手段，就比如現在的美伊戰爭，之所以美國要參與，一方面是要獲得猶太人在大選的支持，此外特朗普也需要在戰爭中獲取政治利益，來幫助其大選成功，但特朗普沒有想到會陷入到伊朗中。

而伊朗其實也是如此，其內部其實派系斗爭嚴重，思想分化嚴重，所以新上位的領導也是需要一場戰爭來統一思想，求得共識。

而以色列內塔尼亞胡的政治生命甚至身家性命其實也是捆綁在必須要發動戰爭上。所以才有了現在的中東格局。背后都是政治利益的博弈。

郭元振在返回洛陽之后，向武則天呈上了一份極具戰略眼光的奏疏。他在其中提出了一個核心判斷：“國家之患，唯吐蕃與默啜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于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 郭元振提出了離間之策。他指出，吐蕃百姓早已厭倦連年征戰，渴望和平，但論欽陵卻因“統兵專制”而不愿歸款。他建議武周每年派遣和親使節前往吐蕃，對于論欽陵提出的一切領土要求都采取拖延戰術——既不明確拒絕以激化矛盾，也不輕易答應以給予實際利益。他在奏疏中明確寫道：“斯亦離間之漸，必可使其上下俱懷猜阻。”

其推理鏈條十分清晰：每次和親使節來到吐蕃，贊普必然傾向于接受和親，而論欽陵必然為維護其軍事擴張的戰略而反對和親。久而久之，吐蕃民眾會將戰爭帶來的苦難歸咎于論欽陵，而將和平的希望寄托于贊普和武周。這種“捧贊普、壓欽陵”的策略，正是離間計的核心所在。

“果不出郭元振所料”，歷史的走向精準地印證了郭元振的判斷。

赤都松贊隨著年齡增長，愈發難以容忍噶爾氏家族的專權，便與大臣論巖等人密謀鏟除欽陵。 恰在此時，郭元振的離間策略發揮了關鍵催化作用，進一步加劇了贊普對欽陵的不信任。赤都松贊抓住機會發動了一場精心策劃的政變：他假托出獵，突然調兵包圍噶爾氏家族的莊園，捕殺其親黨兩千余人。 隨后赤都松贊發布詔令，召論欽陵兄弟回邏些（現在拉薩）議事。論欽陵察覺事態有變，拒絕從命。赤都松贊隨即宣布噶爾氏家族反叛，親自率軍討伐。然而，當論欽陵準備發兵反抗時，其麾下部將卻倒戈向了贊普。未戰，欽陵兵潰，最終被迫自殺，左右殉死者百余人。

這位讓大唐聞風喪膽三十年的吐蕃戰神，就這樣倒在了自己人的刀下。

這場戰役的戲劇性結局揭示了一個深刻的道理：任何政權都不能只靠武力維系。論欽陵一生未嘗敗績，是大唐最強大的對手，但他的致命弱點在于忽略了對國內政治生態的經營。當贊普發動政變時，那些他以為可以依賴的部將們，卻選擇了效忠于名正言順的君主。這既說明了封建禮法在維系君臣關系中的巨大慣性，也印證了郭元振所言的“百姓倦徭戍久矣，咸愿早和”——長期的軍事擴張已經耗盡了民力和軍心，論欽陵在戰場上越是成功，在朝廷上就越孤立。

論欽陵倒臺后，論贊婆目睹家族覆滅、兄長慘死，毅然做出了一個改變家族命運的決定：率所部千余人及兄子莽布支投奔武周。

史料記載，贊婆鎮守吐蕃東境三十余年，與唐朝（武周）接壤的區域是其軍事活動的重心。 而當他面對贊普屠殺自家二千余口的血海深仇時，幾乎沒有任何猶豫地做出了降周的選擇。 武則天對這支來自吐蕃的降軍給予了極高的禮遇：她派羽林飛騎郊外迎接，親自在武威殿賜宴，授贊婆為輔國大將軍、行右衛大將軍，封歸德郡王；封欽陵之子莽布支為左羽林大將軍、安國公，皆賜鐵券，禮慰良厚。 在隨后數年內，這支部隊被安置在涼州洪源谷，成為武周抵御吐蕃入寇的重要力量。論弓仁（論欽陵之子）此后更是盡心效力，曾以“論家世恩”勸降吐蕃軍隊數千人，成功避免了一場流血沖突。 從宏觀戰略來看，論欽陵的倒臺對于武周意義重大。正如郭元振所言：“國家之患，唯吐蕃與默啜耳。”

論欽陵是吐蕃軍事擴張的核心推手，是武周邊境最大的威脅。此人一死，吐蕃東進的銳氣大為受挫，其國內隨之陷入貴族內斗乃至長期的贊普繼承危機。武則天的離間策略不僅實現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上兵境界，更以極小的成本撬動了西南邊疆格局的根本性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說，武則天的邊疆策略無疑是成功的——她沒有選擇與強大的吐蕃在戰場上硬碰硬，而是選擇通過政治手段瓦解對手的內部凝聚力。這是一種更高維度的戰略智慧。

論贊婆的降周，用最生動的方式詮釋了一句地緣政治學的至理名言——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

論贊婆一生為吐蕃征戰三十年，是武周邊境最強勁的對手。然而，在贊普舉起屠刀、家族慘遭滅門的那一刻，他與吐蕃贊普之間幾十年的君臣關系瞬間煙消云散。當生存成為第一需求，當整個家族的未來懸于一線，論贊婆做出了最務實的選擇：率部歸降曾經的敵人。這不是背叛，而是絕境中的求生本能。同樣，武則天面對這支來自敵國的降軍，沒有心存芥蒂，而是以高官厚祿接納并重用之，將這些曾經的敵人轉化為自己手中的利刃。在利益面前，曾經的敵人可以成為今日的盟友。

在現在的國內的互聯網上，到處充斥著各種二極管，拳打東南亞，腳踢俄羅斯，還要西打印度，東打日本，甚至連歷史上存在的元清都不能容忍，要割裂與這些朝代的關系。

建議這些人還是要多看一看正統的歷史讀物和書籍，多讀一點正史，分析一下歷史上的人物為什么要做出各種看似不可理解的抉擇。

論贊婆殺李唐軍民無數，素羅漢山就是其指揮的。如果按照二極管的思維，就不能接受其投降，就要屠戮其九族給死亡的將士報仇？

但很少有人想這樣的代價是什么？很可能就是武周陷入突厥，吐蕃，契丹等各種勢力的圍剿，幾十萬，上百萬人被送入前線戰死，國家被滅亡，絕大部分百姓淪為奴役甚至成為軍糧。

政治從來是不能講對錯，只能講利益，因為不講利益，你可能付出的代價會更為高昂。其實這句話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成年人不講對錯，只講利益，如果任何一件事都糾纏于對錯，那么這樣的生活是沒有辦法持續下去的，更不要提個人的發展了。

要知道好漢難敵四手，一個人再強大，也不可能同時面對眾多的敵人，就如同二戰德軍確實很強悍，但是當他同時開辟東線和西線戰場之際，也就標志著它的滅亡。

而現在的國際形勢也是錯綜復雜的，如果不謹慎處置，也是很可能陷入四面為敵的境地。

所以首先我們要肯定武則天作為一個歷史上的政治家，其眼光是非常精準，其政治素養是非常高的，武則天在位時，對整個中華民族的未來是 有巨大貢獻的。

而有了這樣的態度，我們才能向武則天去學習其政治經驗和智慧。

在現在國際形勢錯綜復雜的局面下，其實跟武周時期同時面臨突厥，契丹，吐蕃的敵對是一樣的，我們看武則天聯手突厥，滅掉契丹，然后分化吐蕃，逐步在西域站穩腳跟，這才是一個政治家優秀的表現。

而現在的國際局勢也是如此，美國拉動盟友要遏制中國的發展，東南亞國家會警惕中國的擴張，印度要與中國競爭爭奪南亞利益，北面俄羅斯也同中國有歷史上的恩怨，日本韓國和臺灣充當反華得急先鋒。尤其是前十幾年前時，形勢更趨于嚴峻。

但中國是如何在當時嚴峻的局面下突圍，緩和了國際的局勢呢？不得不說跟領導層的智慧是有關的。因為我們都知道，在大國博弈日趨激烈的今天，中國面對的并非鐵板一塊的國際陣營。對手內部往往存在不同的利益訴求、派系分野和價值取向，如同贊普與論欽陵之間難以彌合的裂痕。精準識別這些矛盾、有選擇地加以利用，能夠幫助中國在最廣泛的范圍內爭取可以爭取的力量，以最小的戰略代價換取最大的戰略利益。

其實不僅僅是國家之間有利益的分歧，一個國家內部也是如此，比如日本，中國很多網友動不動就要核平日本，但要清楚日本也不是鐵板一塊，當年中國抗日也是得到了日本左翼的支持的。你很難征服一個國家，但是如果你利用他們之間的分歧，扶持跟你更為利益一致的一方，如果這方勢力能上臺，才是對于我們的最優解。

所以在國際上，不要輕易的貼標簽，就如同我們在現實生活中，也不要輕易的貼好人壞人的標簽一樣，因為不管是現實生活中，還是國際社會上，都是非常復雜的，不是非黑即白的。要善于發現對方和自己的利益共同點，擱置分歧點，才有可能擱置爭議，共同發展。現實生活中和職場上也是如此，作為一個管理者，你不可能把所有不符合你風格的人全部開除，作為管理者，需要的是認識到每個人身上到底有哪些可用之處，然后去合理的將他們用在正確的地方，這樣一個企業才能發展起來。你在企業內部搞白色恐怖，最后只能是讓自己成為孤家寡人，最終很難立足。

所以發展的核心就是靈活，務實，在發展中去解決問題。

一個國家的發展，是需要一個好的外部環境，而這個外部環境是需要用心經營的，而且是要秉承開放的態度的。

只有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才能獲得一個很好的發展環境，才能集中精力對于頑冥不化的力量給與痛擊。

所以現在互聯網上很多二極管盲目的排外。但他們從來不知道作為一個工業國家，立國的根本在哪里。中國古代是自給自足的社會，確實可以不用跟外國打交道，但是這種封閉和自給自足，意味著落后，意味著生產力不可能高，意味著貧窮，所以鴉片戰爭才真正打醒了中國人。

而中國近代之所以落后，其實就是落后在我們沒有實現工業化上，而工業化的本質就是用機器替代了人，而這就導致你的生產能力是爆發式增長換取成本的下降，而生產能力爆發式增長的核心就是要銷售出去，一個國家內部的市場是不可能滿足這種需求的，所以才有當年英國等國家的殖民擴張，要用槍炮打開國外市場，實現不等價的交換。只有工業品賣出去了，才能讓本國的財富增長。

我們現在其實也是這個階段，我們的工業能力已經是全球第一了，我們的工廠生產出來的東西國內是完全消化不掉的，必須要賣到全球市場，才能支持我們的發展。如果我們閉關鎖國，那么接近大半的工業品也就失去了市場，超過七八成的企業也就會倒閉，這些失業的工人有可能回去務農嗎？根本不可能，那樣只能是餓殍滿地，我們現有的土地很難養活這么多農業人口。最終就是戰亂，瘟疫，人口的急劇下降，形成人間地獄。

所以很多人的盲目排外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如果有一點歷史知識和經濟知識都不會有這樣的想法，既想把自己的產品賣到全球，又不想跟全球有任何的交往和往來，這簡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所以我們今天才要讀一讀武則天是怎么處理論贊婆的降周的。雖然他殺了無數的武周將士，但是他的降周，又會挽救無數的武周將士甚至是大量大大老百姓的生命。而且我們看到論贊婆降武周之后，整個西北的形態都發生了變化，吐谷渾部分部落再次歸附武周，而西域的突騎施也來到了洛陽朝見，而這才保證了后來西域的收歸李唐以及抵御住了阿拉伯帝國的擴張。作為一個政治家，算的是利益仗，而不是輕易的拿老百姓的生命當兒戲。

所以從這一點上，武則天在歷史上也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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