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孫成昊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慕尼黑安全會議“慕尼黑青年領袖”

真正的問題不在于中歐是否有分歧，而是雙方能否在跨過“臨界點”之前建立足夠的溝通機制并強化雙邊信任，將競爭控制在可管理的范圍內。否則，歐洲當前關于“中國沖擊”“經濟安全”和“體制性競爭”的討論，未來就可能固化為中歐間的戰略對抗邏輯。

筆者最近在斯德哥爾摩和布魯塞爾連續參加多場與歐洲學者的工作坊、論壇和對話，會上會下聽到當前歐洲戰略界圍繞中國展開的許多討論，與大約十年前華盛頓圍繞中國的戰略辯論驚人相似。當年，美國戰略界逐漸形成一種共識：過去數十年的對華接觸政策未能實現預期目標，美國需要從對華接觸轉向對華競爭。這一認知變化最終成為美國對華政策走向戰略競爭的重要轉折。

歐洲雖然尚未得出與美國相同的結論，但越來越多歐洲戰略界人士開始討論所謂“中國沖擊”“經濟安全”“產業韌性”“戰略依賴”“關鍵礦產安全”“技術主權”等問題。討論重點已不再是如何深化合作，而是如何管理風險。這種變化令人不得不思考：中歐關系是否也正在接近“臨界點”（tipping point）？

▲筆者孫成昊在斯德哥爾摩中國論壇上發言。

當然，今天的歐洲并非只有一種“中國觀”，其內部存在不同聲音。一部分人強調經濟安全和戰略自主，認為安全已成為開放的前提；另一部分人則對中國的產業政策、所謂過剩產能和“中國沖擊”表達擔憂，認為歐洲正面臨新的競爭壓力；還有一些人則主張超越“體制性競爭”敘事，強調中歐應建立新的共存框架。換句話說，今天歐洲正在爭論的，不在于是否調整對華政策，而是這種調整究竟應該走多遠。

歸根結底，歐洲對華認知正發生三個值得關注的變化。

首先，中國正越來越多地被納入歐洲安全視野。過去很長時間里，中歐關系更多聚焦經濟領域，即使雙方存在分歧，也大多圍繞貿易、投資和市場準入展開。但近年來，歐洲越來越傾向于從安全角度理解中國。無論是電動車、人工智能、關鍵礦產，還是數據流動與數字基礎設施，越來越多議題被賦予安全含義。

這一變化實際上反映了歐洲的內部困境。一方面，歐洲強調對華“去風險”而非“脫鉤”，不希望與中國陷入完全對抗隔絕；另一方面，經濟安全概念的不斷擴張又使越來越多涉華問題被納入安全考量，安全邏輯可能逐漸遮蔽經濟理性和合作空間。如果缺乏明確邊界，“去風險”最終可能會演變為中歐間更廣泛的經濟疏離。

其次，歐洲對中國的擔憂正從個別行業轉向整個生態系統。此次訪歐對話中，一個被反復提及的關鍵詞是“系統性”。過去中歐摩擦往往圍繞單一行業展開，例如光伏、電動車或鋼鐵，但今天的歐洲越來越重視整個產業生態，從體系層面關注中國影響。許多歐洲戰略界人士不再將供應鏈、關鍵礦產、數據治理、人工智能和技術標準視為孤立議題，而是將其理解為同一個戰略體系的不同組成部分。

這種變化意味著，中歐關系正從“行業競爭”時代進入“生態競爭”時代。歐洲不再只把中國看成某個行業的競爭者，而越來越將中國視為一個完整經濟和技術生態系統的競爭者。

▲創新、監管和規模三個要素將決定未來中美歐AI競爭態勢。（圖源：asianroboticsreview）

這一變化在人工智能領域體現得尤為明顯。歐洲既擔憂美國科技巨頭的市場支配地位，也對中國科技企業保持警惕。但問題在于，人工智能競爭本質上是技術生態系統競爭，涉及芯片、算力、數據、人才、資本、應用場景和治理規則等多個維度，歐洲雖然在監管和標準制定方面具有優勢，但在基礎模型、云服務和資本市場等方面明顯落后于中美。一個值得歐洲認真思考的問題是：歐洲人工智能戰略的目標究竟是什么？如果歐洲希望成為全球人工智能生態中的“第三極”，同時又對美國和中國保持高度警惕和距離，那么這一目標究竟如何實現？

第三，歐洲正在重新定義自身國際角色。烏克蘭危機、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宮以及全球產業競爭加劇，使歐洲戰略自主討論進入新階段。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對跨大西洋關系的影響遠不只是短期現象，未來無論誰入主白宮，美歐關系都難以回到十年前的狀態，因為安全責任分配、產業政策回歸、技術競爭加劇和經濟民族主義上升等趨勢早已超越特朗普個人，并深刻重塑歐洲對美國、世界以及自身角色的理解。

從中國視角看，這意味著歐洲正努力成為更獨立的戰略行為體，而不再只是“西方陣營”的組成部分。對中國來說這既是機會，也是挑戰。機會在于，一個更加自主的歐洲可能擁有更大空間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對華政策。挑戰則在于，一個更加自主的歐洲同樣可能更積極爭取自身經濟和技術利益，在產業政策、貿易保護和技術監管領域采取更強硬立場。換句話說，戰略自主并不自動意味著一個更“親華”的歐洲，但它意味著“歐洲態度”在中歐關系中的重要性正在上升。

然而，中歐關系是否一定會重演中美關系的發展軌跡？未必如此。

▲筆者孫成昊在布魯塞爾的會議上發言。

在此行對話中，讓人印象深刻的現象是，盡管許多歐洲學者對中國持有越來越強烈的擔憂，但他們依然會討論“共存”以及“合作”問題。無論是建立危機管理機制、推動投資合作、加強人工智能治理協調，還是在氣候變化、能源轉型、中東穩定和全球南方發展等領域尋找合作空間，許多與會者實際上都在探尋中歐之間的一種新共存方式。這與十年前美國戰略界逐漸形成的“競爭壓倒合作”共識存在明顯差異。

多數參與對話的人認為，中歐間存在共同利益，關鍵在于如何將利益轉化為具體行動。對此，中歐可以積極探索一些有現實意義的思路：與其討論宏大的戰略愿景，不如從具體項目入手，比如在發展中國家共同開展綠色能源和氣候適應項目；與其聚焦最敏感議題，不如優先推進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糧食安全、公共衛生和人道主義援助等低政治敏感領域合作；與其等到危機發生后再溝通，不如建立制度化的工作層交流機制和危機管理機制。

十年前，中美雙方對彼此戰略意圖的不信任感逐步加深，越來越多經濟問題被安全化，越來越多合作議題被政治化，最終導致競爭邏輯不斷泛化。今天，中歐關系尚未走到這一步，但某些跡象已經出現。比起爭論中歐是否已進入競爭時代，一個更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如何使中歐避免重復中美關系軌跡。歐洲正在經歷自己的“中國辯論”，但尚未得出美國十年前得出的結論，這或許正是當前中歐關系最大的機會所在。

因此，真正的問題不在于中歐是否有分歧，而是雙方能否在跨過“臨界點”之前建立足夠的溝通機制并強化雙邊信任，將競爭控制在可管理的范圍內。如果做不到這一點，當前關于“中國沖擊”“經濟安全”和“體制性競爭”的討論，未來就可能固化為中歐間的戰略對抗邏輯。反之，中歐關系就仍有機會避免陷入所謂的戰略競爭，而這也正是今天討論“中歐關系是否來到臨界點”的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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