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隆溪教授編寫文學史、討論“世界文學”，都需要在海量作品中擇優而論（先判定哪些作品是佳作），因此，他筆下出現“真正偉大的文學作品”，其核心特質是“蘊含的意義超越文本字面表現”，具體體現為“與其時代的社會、歷史、宗教或哲學等方面的重大問題相關，并且總是能揭示人生或世界的某些道理”(張隆溪《作為發現的世界文學: 擴展世界文學的經典》，東方出版中心2025年版，頁54)。

《作為發現的世界文學：擴展世界文學的經典》

我們發現，上引“與其時代的社會、歷史、宗教或哲學……”這句話，沒有列出“政治”。張教授談文評，似乎刻意回避“政治”？

我們有這樣的觀察結果，不是緣于我們偏愛捕風捉影。張教授的確一再抨擊“(闡釋的)政治化”。

張教授說：“……過度的強制闡釋，尤其是政治化的諷寓解釋，卻對文學、對作家和詩人、對整個文化傳統都有極大的危害。”(語見張隆溪《略論“諷寓”和“比興”》一文，載《文藝理論研究》2021年第1期，頁9。又見于張隆溪《什么是世界文學》，三聯2021年版，頁221)。

“尤其”二字反映張教授對“政治化”特別在意（抨擊的焦點縮小至政治類的諷寓解釋），同時，張教授判定：它的危害，“極大”！

“諷寓解釋”“過度闡釋”和“政治化解釋”在張隆溪教授的文章中有時候是互相指涉的。

張教授又說：“……我在《諷寓解釋》一書里，特別討論了中國歷史上這種帶有極大危害的政治性的過度解釋。”

所謂“《諷寓解釋》一書”，指張教授的英文著作Allegoresis: Rea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書中引了王維《終南山》和蘇軾的遭遇為例(p.159-160)。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在2021年出版的《什么是世界文學》一書中，張教授抨擊“極大危害的政治性過度解釋”(《什么是世界文學》三聯2021年版頁219。)

張教授又說：“諷寓解釋的政治化，往往對作家和詩人造成極大的傷害。”(《文藝理論研究》2021年第1期，頁8。《什么是世界文學》三聯2021年版頁219)。

他舉的例子是蘇東坡的烏臺詩案。在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張教授這樣為烏臺詩案定案：The absurdity and virulence of politicized interpretation of poetry in this horrible case of literary persecution… (2023:218).

張教授為什么對“政治化闡釋”“解釋的政治性”耿耿于懷？烏臺詩案中，蘇東坡沒有承認自己“以詩托諷”？蘇東坡有沒有諷刺過王安石的新政？

此外，王維當過官，但王維的詩絕對不可能表達政治感慨? 為什么詩題《終南山》容易令人產生政治聯想？在闡釋上，終南山是不是容易落入“朝堂 ? 山林”二元格局之中？

川合康三《終南山の変容：中唐文學論集》，研文出版1991年版。

抗拒“政治化闡釋”

張教授以“政治性的過度解釋”為戒，此事并非偶然，而是其個人經歷和學術取向共同作用的結果：

一方面，張教授成長于特殊時代，對當時流行的文學的政治化闡釋，抱有強烈的反感，另一方面，張隆溪教授更看重文學作品的審美價值，認為杜甫之所以能成為“最偉大的詩人”，核心在于杜詩“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詩藝，而非其詩作中（憂國憂民）的內涵。

2024年7月25日，張隆溪教授接受李浩榮采訪，張教授說：“我成長于毛澤東時期的大陸，對于以政治、倫理道德來闡釋中國文學，我是非常反感的。從前贊美杜甫，說他專寫民間疾苦，所以很偉大。但是，中國寫民間疾苦的詩人，又何只杜甫呢？那么多人寫，為什么杜甫能夠鶴立雞群呢？因為杜甫‘語不驚人死不休’啊！”（李浩榮訪問及整理《談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專訪張隆溪教授》，2024年7月25日《明月灣區》刊出）。

上面這段話，首先揭出令張教授反感的闡釋類型（毛澤東年代的產物），后半段則反映張教授本人的文學觀。

晚近興于香港和海外的“抒情傳統”論述，也和“政治化闡釋”保持距離。“抒情傳統”論述被用來提醒世人：文學不只是一種政治工具。

“抒情傳統”陣營反思社會寫實、革命文學那種高強度的政治動員方式，強調文學的非模擬、非再現、內在感受和形式自足等維度。

《什么是世界文學》

朱子《詩經》學已經“去政治化”?

張教授在美國留學讀博士，留美期間的研究和發現也可能左右了他的學術取向。

2005年，張教授在美國出版的Allegoresis: Rea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書中含有Poetry and Political Interpretation一節。

張教授在書中大力抨擊一些Political Interpretation的個案，因為Political Interpretation常常就是“過度闡釋”、是Allegoresis。

回看中土的學術史，張教授認為，南宋朱熹《詩集傳》是批判《詩經》漢唐注疏中“過度闡釋”的“集大成”者（張隆溪《什么是世界文學》，三聯2021年版，頁217。）

然而，張教授似乎過度注重朱熹《詩經》學少了些“政治解釋”，卻沒有很留意朱熹借《詩經》大講他的心中的那套理學、道學、治道。

郝永《朱熹〈詩經〉解釋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張教授似乎認定宋代是《詩經》學上“過度闡釋”的式微期。

宋代是否“過度闡釋”的“式微期”？這問題日本學者種村和史所著《宋代〈詩經〉學的繼承與演變》一書有比較宏觀的辨析。讀者可以參看。

具體到南宋的朱熹（朱子），讀者可以參看郝永《朱熹〈詩經〉解釋學研究》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尤其第七章的第四節，正是題為“《風》詩的理學解釋”。

朱子釋《詩》，常常站在理學家的立場，認定詩中女子（先秦女子）沒有做到貞信自守。朱子又借釋《詩》大講士階層的倫理德操。

郝永總結說：“朱熹的《詩經》學并不是純粹文學意義上的《詩經》學，而同樣附著理學的外衣。”(郝永《朱熹〈詩經〉解釋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頁261)。

郝永這結論和張教授的判斷，大相徑庭。

張教授認定朱子釋《詩》已經“去掉漢唐注疏的政治解釋，即過度的闡釋”。他這說法也許是緣于未掌握朱子《詩經》學的全貌。

無論如何，按郝永的研究而言，朱熹《詩經》學對張教授論說的幫助不大。

朱熹《詩集傳》

“政治”和“倫理”交織的朱子《詩經》學

“漢唐注疏的政治解釋”其實是“政治”和“倫理”交織難分的，例如，今文學派認為《關雎》刺康王晏起——詩人感于周康王夫婦晏起晚朝、后妃失德，于是托“窈窕淑女”“好逑”之詞，譎諫周康王，提醒“后妃勤于內職”，而君王當自警自勵。

古文《詩》學則主張《關雎》旨在頌“后妃之德”，認為《關雎》寫文王配太姒，是以色喻禮、標舉典范后妃。

古文《詩》學的論述，相當于為《關雎》換了個“主角”（另一個君主：周文王），而周文王和太姒的夫妻倫理關系等等終歸是牽涉到周朝的政治。

如果不執著古、今文學派之間經學上的紛爭，我們也看得到史書載錄相似的看法，例如《后漢書·皇后紀序》：“康王晏朝，《關雎》作諷。”（《后漢書》卷十上）。今文《詩》學，似乎對后漢政治有一定的影響。

如果詩篇指涉的男子是個布衣平民，那么，他晏起是不會對政局有影響的。正因為康王主政，所以，他晏起理政（延誤政務），就成了政治問題。

朱子如何對待“晏起”之說？

黃忠慎《朱子詩經學新探》，五南圖書2018年版。

朱子接受“后妃”框架，明說《關雎》詩可以見“后妃性情之正”，與《毛詩序》“后妃之德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同一路向。

朱子先從“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下手，也就是從詩歌的情感與聲律說起，再上升到后妃之德，而不是一開始就“點名”周文王、太姒。換句話說：主旨上仍是“歌美后妃德行以正夫婦”，但立論起點更偏向性情。

朱子將詩中的戀慕描寫統攝于“夫婦之道”“后妃性情之正”的理學框架之內，實際上仍是把《關雎》視為歌美后妃德行、以正人倫的禮樂之詩。

朱子站在“后妃之德／夫婦之道”的禮樂高度，賦予它教化功能，而教化是為了周朝的治道。

由此案例，我們看到：朱子的“去掉（政治解釋）”，只是有限度的放棄。

我們無暇將《國風》詩篇的朱子解說一一詳析。據郝永的研究結果：關于《國風》160 篇的詩旨，朱子《詩集傳》與《小序》說法相同者接近70%；二南、雅、頌部分，朱子幾乎全襲漢唐經學家闡釋的政治框架）。

臺灣學者黃忠慎教授對朱子《詩經》學也有深入的研究。他指出：朱子一方面松動、修正《詩序》那種美刺化的詮釋，另一方面仍將《詩經》視為經世之書，只是重心轉向“修己以安人”的道德工夫（黃忠慎《朱子〈詩經〉學初探》，臺灣五南2002年版）。我們可以理解為：朱子轉為內向倫理化的讀法。

洪濤《從窈窕到苗條：漢學巨擘與詩經楚辭的變譯》，鳳凰出版社2013年版。

“杜詩＝詩史”難免涉及政治

張隆溪教授推許杜甫為最偉大的詩人，我們也談談杜詩的闡釋問題。

據張暉的研究所得，宋仁宗末至徽欽二帝、南宋至元初等不同階段，宋人在注杜、評杜中反復申說杜甫“詩以紀史”“以詩存史”。這種申說使“詩史”逐漸成為理解杜甫乃至盛唐詩歌的重要范疇。

北宋是“杜詩＝詩史”觀念系統化的關鍵時期。

孫琴安《唐詩與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五章。

下面，我們舉些實例說明有些杜詩從字面上看似乎與政局無關系，細按卻不盡然（參看：洪濤《文內意外—— 怎樣面對“真正偉大的文學作品”？(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之六十五)》一文，載騰訊網“古代小說研究”2026-05-28）。

杜詩在題材上大量取材于政治興亡、戰爭動亂、百姓疾苦，而不是只寫山水閑情。例如，《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

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云變古今。

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

可憐后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甫吟。

這首詩寫于公元764春，當時杜甫居于成都，詩中有“錦江春色”四字，據說杜甫的草堂就是臨近錦江。

唐與外族對峙形勢圖

“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以“北極星不改”指大唐政權不會動搖；下句“西山寇盜”指吐蕃，“莫相侵”是勸阻彼人入侵。此處充份表現了杜甫牽掛朝廷要危。清人仇兆鰲《杜詩詳注》引申涵光曰：“北極、西山二語，可抵一篇《王命論》。”按：《王命論》是東漢班彪的一篇政論。下面，我們看杜甫的《登岳陽樓》：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

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

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末聯“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顯得抒情主人公太過多愁善感：登個樓有什么值得哭哭啼啼的？

事實是：唐大歷三年（768）暮冬，杜甫從公安南下，抵達岳陽，登上岳陽樓，寫下此千古名篇。當時邊境一帶吐蕃入侵、戰事頻繁。

杜甫在岳陽樓上思念親友、感懷身世飄零之余，又想到邊境(關山北)烽火，因而憑欄遠望，不禁涕淚交流，憂心國事。

岳陽樓 (辜鵬博攝)

此詩內容，與吐蕃真有關系？

《登岳陽樓》詩文的字面，確無“吐蕃”。然而，據今人蔡宗齊教授所說，大歷三年(768)郭子儀將兵五萬防御吐蕃，戰事又起（《蔡宗齊講唐詩》，香港三聯2025年版，頁20）。

“戎馬”顯然是指兵戈之事。

闡釋杜詩，如果要刻意回避大唐的政治，恐怕有如行人選擇不走通衢大道。

張隆溪教授沒有說過闡釋中國文學作品須避談政治，只說過古代的“政治化闡釋”造成的“危害”“傷害”。

我們讀張教授《什么是世界文學》一書，得到的印象是：“政治化闡釋”有極大的負面結果。

然而，“(談)政治”和“政治化”可以截然分開嗎？“西山寇盜莫相侵”、“戎馬關山北”指涉大唐的政局，關注這方面的詮釋者，是不是等于做了“政治化闡釋”？是不是有些政治化闡釋實無害處？

“談及政治”和“政治化闡釋”兩者的界限，應該如何劃分？可以區分嗎？界線在哪里？

張暉《中國“詩史”傳統（修訂版）》，三聯書店2016 年版。

杜甫為后人留下了1400多首詩作，“安史之亂”爆發到結束這8年時間里他寫成的詩篇占大多數。他用詩歌記錄下了安史之亂過程中的所見所思所感，記錄這場內亂給唐人帶來的苦難。

張教授稱杜甫為“最偉大”，卻又教人不要一味看重杜甫詩篇的內容。為什么？因為張教授更看重杜甫的詩藝，認為杜甫得到詩壇至尊的地位，“憂國憂民”等內涵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字面上無關政治：陶詩“久在樊籠中……

杜詩之外，張隆溪教授也推崇陶潛詩（在不少場合中張教授都談到陶詩言簡而義豐，這特質正符合中國詩學的主張）。因此，我們也試舉陶詩為例，探討詩篇的“字面義”和“言外之意”。

陶潛《歸園田居(其一)》末二句是“久在樊籠中，復得返自然”。“樊籠”，注釋說是“蓄鳥之籠”。這是字面義。

“久在樊籠中，復得返自然”

再進一步，注釋家說“樊籠”喻困局、困境；此“久在樊籠中，復得返自然”之句點明詩人脫離困境，像出籠之鳥，得到自由之樂。

這說法仍是“以字面意義為基礎”的闡釋，注釋家沒有結合寫作年代的政局（東晉）來做解說。

史家依《宋書·陶潛傳》等材料指出：陶潛曾仕于桓玄、劉裕兩大集團，“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和“久在樊籠中……”實是對權力斗爭、政治高壓的反省和退場敘事。

有研究者認為，陶潛歸隱，一部分原因是為了化解自身政治風險：在劉裕清洗桓玄舊部的大背景下，陶潛辭官歸田既是性情選擇，也是精細的政治自保；他的隱逸話語遂成為一套“深隱政治話語”，避免卷入新政權的是非。

袁行霈主編本《中國文學史》以陶潛本人的“質性”來解釋“脫樊籠、返自然”。編纂者又說：“……圍繞著出仕與歸隱這個中心，表現自己不與統治者同流合污的品格。”（《中國文學史》第二冊，頁82）。

這樣解說，明顯是認同：陶潛詩句反映他的政治姿態。

陶淵明家自曾祖父陶侃以來，世代受晉朝恩義，因此拒絕出仕宋，流露出對宋武帝劉裕奪晉的批判。這種觀點古人也有提出過（川合康三《桃花源：中國的樂園思想》，浙江大學出版社2025年版，頁111)。

袁行霈《陶淵明研究》指出，陶淵明入桓玄幕，前后三年（《陶淵明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頁74）。劉裕滅桓玄后，“本來就不是很情愿前來而性情又過于剛直的陶淵明，當然只有抽身離開這個是非之地了。”（《陶淵明研究》頁81）。

袁行霈《陶淵明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袁行霈總結說：“僅僅用親老家貧解釋他〔=陶潛〕的出仕，顯然是不夠的；僅僅用生性恬淡解釋他的歸隱，也是不全面的。他在政治漩渦里翻騰過，他的進退出處都有政治原因。”(袁行霈《陶淵明研究》頁91)。

可見，陶詩《歸園田居》沒有一言道及“統治者”，然而袁編本文學史和《陶淵明研究》以“政治原因”來解說陶詩。

這樣，袁行霈教授是做了“政治化闡釋”，或者說，袁教授談到政治——他超越了“以原文字面意義為基礎”的牢籠，把作品放在東晉的政治框架之內來理解。

袁行霈的做法和他推導出來的“政治化闡釋”，都可供讀者參考。“政治闡釋”或者“政治化闡釋”的結果，未見有何不妥，也不是受特定的目的(skopos)所驅動所致，因此說不上必然對學術有“危害”。

筆者的意思是，政治化詮釋有可能如張教授所述那樣顯得穿鑿附會。但是，若因此而回避政治化闡釋（闡釋時只限于“字面義”），實有因噎廢食之虞（參看：杜明業《文本形式的政治闡釋——詹姆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

杜明業《文本形式的政治闡釋》，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

陶潛作品有何價值？這需要結合文本本身和歷史語境做具體判斷——日本學者川合康三認為，以陶潛《桃花源記》為代表的中國“樂園”文學，反映了士大夫首先關心的是現實政治的問題，即使夢想著另一個世界，也無非是想著國家太平。

也就是說，陶潛描寫的桃花源之所以美好，正因為它沒有戰亂、徭役、壓迫、權力爭奪——而這些恰恰是一大批士大夫最敏感的政治痛點。

在這類士大夫心中，理想世界的核心不是抽象的快樂，而是國家太平、社會安定、百姓能安居樂業。

因此，他們想像中的“樂園”，往往不是完全脫離政治，而是把政治恢復至一種不干擾日常生活的秩序。

上面這種解釋，比單純說《桃花源記》的底色是“逃避現實”更細致。桃花源的描寫，既有逃逸性，也有強烈的現實批判性；“樂園文學”表面上寫超越現實的世界，深層卻反映士大夫對現實政治秩序與天下太平的執念。

（日）川合康三《桃花源：中國的樂園思想》，浙江大學出版社2025年版。

“政治化闡釋”和“過度闡釋”捆綁？

張隆溪教授說：“諷寓解釋的政治化，往往對作家和詩人造成極大的傷害。”(《什么是世界文學》頁219)。

接著，張教授又以蘇東坡“烏臺詩案”為例說明危害極大的“政治化諷寓解釋”是怎樣運作的。

“烏臺詩案”的真相，筆者已經討論過，這里不必再表（參看：洪濤《1079年，一首詩差點就令蘇東坡送命？——談政治化詮釋、案件之本末和編年(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十七)》一文，載騰訊網“古代小說研究”2024-06-09）。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諷寓解釋的政治化”和“政治化諷寓解釋”的說法，反映了張教授將“過度解釋”“政治化”合在一起來討論。

洪漢鼎譯《詮釋學 I：真理與方法》

事實上，有不少個案反映“政治化解釋”是合理的，并不屬于“諷寓解釋”，也不能判為“過度闡釋”。

也就是說，張教授所說的只是歷史上有些“二而一”“三合一”的情況。但事實是，三者非必然“合一”。沒有必要以偏概全。

如果作品原本沒有“政治寓意”，而闡釋者強將“政治寓意”套到作品上，那自然是“政治化的過度解釋”，但是，世上作品何其多，有些作品確有政治指涉、政治意涵（寓有作者的政治目的），讀者也順利解讀了出來，在這種情況下，“政治化的解釋”就有正當性。

張教授舉烏臺詩案為“箭靶”，然而蘇東坡在烏臺詩案前，沒有寫詩諷刺王安石新政嗎？

答案是蘇東坡有諷刺過。

我們不同意以言入罪（東坡有權對政事發表意見）、也反對強行羅織、更不同意朝廷的處罰，但是，東坡有些詩篇的確包含政治諷刺。大宋朝廷反應過激、處罰太重，不能代表東坡詩未涉政事。

《蘇東坡傳》

以下，我們再舉出其他實例，嘗試說明什么情況下的“政治化解釋”根本不是“過度闡釋”，也不見得政治化解釋有“危害”，相反，“政治化解釋”讓我們略窺文人在什么意識形態中求活計。

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與安史之亂的脈絡

李白作《上皇西巡南京歌》，七絕十首，成于肅宗至德二載（757年）冬，玄宗“幸蜀回鑾”之后。《上皇西巡南京歌》的“其一”是全組的發端：

胡塵輕拂建章臺，

圣主西巡蜀道來。

劍壁門高五千尺，

石為樓閣九天開。

《上皇西巡南京歌》是經歷安史之亂的李白在南方寫成的（見于安旗主編《李白全集編年箋注》中華書局2020年版頁1350-1356）。

在分析詩篇之前，我們簡單探明當時的背景：公元756年，安祿山叛唐，破潼關，玄宗棄長安前往成都（實為避難）。

756年七月，太子李亨在靈武即位（是為唐肅宗），尊玄宗為太上皇。757年十月，肅宗收復長安；757年十二月冬，玄宗返抵長安，形成“太上皇 + 新皇帝”并存的局面。

安旗主編《李白全集編年箋注》，中華書局2020年版。

李白詩第一句“胡塵輕拂建章臺”是說：胡兵作亂，戰塵稍稍拂到建章臺，于是（第二句）“圣主”輕裝西巡，沿蜀道而來。下面說沿途見劍門關一帶山壁高峻如門，仿佛石樓閣直插九天。

表面上，“建章臺”是漢朝的宮殿，所以“圣主”似是漢代的皇帝。“輕拂”和“西巡”，輕描淡寫，顯得當事人（安史大軍和唐玄宗）都行止從容、沒有急迫之態。

此詩寫漢朝的“建章臺”，實際上卻是：唐玄宗離開長安宮殿“幸蜀”去了（不得不逃往四川）。安史叛軍威脅帝京，玄宗選擇棄守。

詩前小序說明：“天寶十五載六月己亥，祿山陷京師……十二月丁未，上皇天帝至自蜀郡，大赦，以蜀郡為南京。”（《全唐詩》卷167）。

也就是說，755年，安祿山起兵；756年，玄宗出逃，經劍門入蜀（而太子在靈武即位，是為肅宗）；757年，玄宗從蜀回到長安，蜀郡被正式命名為“南京”（760 年9 月改為普通州郡）。

丁稚鴻等編著《李白與巴蜀資料匯編》，巴蜀書社2011年版。

李白詩中的“上皇”實指唐玄宗，因為安史之亂后唐玄宗被尊為太上皇；“南京”指蜀郡成都，相對于長安（在北方）。

李白的十首詩，依行程和政治局勢鋪展：1–4首：回顧上皇自長安出奔、經劍閣入蜀、成都被定為陪都；5–7首：鋪寫成都（南京）山川城池與朝會盛況；8–10首：從蜀道歷史、帝王遺跡寫到上皇東還，少帝（暗指唐肅宗）在長安相迎。

上皇東還時，李白已經漂泊于南方多年，政局混亂，他曾卷入永王李璘事件。這組詩成于這個時間點，表面上是頌圣、賀鑾之作，卻也被不少后人讀出幽微的諷意。

多數傳統賞析把這組詩當作“賀玄宗還京、歌詠南京（成都）的組詩”來看，主旨大致是：以慶幸勝利的心情，回顧玄宗西巡、入蜀之事，淡化逃難色彩。

也有一派學者認為，李白十首詩用了反諷手法，對唐玄宗在安史之亂中的逃跑主義進行政治批評，例如翁方綱批評第一句“胡塵輕拂建章臺”，說：“安史之亂，豈得云‘輕拂邊塵’？……若反言者則不必，若正言者則不可。”（《李白資料匯編?金元明清之部》，中華書局1994年版，頁957）。

翁方綱認為，這種寫法給讀者留了推敲的空間（可反可正）。

裴斐、劉善良編《李白資料匯編》，中華書局2007年版。

以這種觀點看，“圣主西巡蜀道來”不是單純歌頌，而可能是反話：表面上寫“圣主西巡”，卻指涉“君王棄都遠遁”。

再看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的第十首：

劍閣重關蜀北門，

上皇歸馬若云屯。

少帝長安開紫極，

雙懸日月照乾坤。

下面分原文釋義、歷史背景、主旨與爭議、名句意義四部分講解。

“劍閣重關蜀北門”，劍閣是蜀地北面的重要關隘，重重險要，等同四川的北大門。

“上皇歸馬若云屯”，上皇 = 唐玄宗（太上皇）；歸馬，從蜀地返回長安的車馬；“若云屯”指人馬眾多、如云聚集，形容回長安的隊伍盛大。

“少帝長安開紫極”，少帝 = 唐肅宗李亨（玄宗之子，新皇帝）；紫極，代指朝廷。句意是肅宗在長安大開宮門，迎接太上皇歸來。

“雙懸日月照乾坤”，日月 = 玄宗（日）、肅宗（月）；“乾坤”指天下、國家。句意是兩個皇帝并立，如日月同輝，普照天下。

安旗主編《李白全集編年箋注》

創作時間和詩篇細節的歷史背景對闡釋非常重要。這首詩寫757年底（唐至德二載冬），以“日月雙懸”頌二帝并立，是李白在遇赦后的頌圣收尾之作，筆力雄健，暗含復雜政治意味。

詩中的“建章”“紫極”皆漢朝之建筑物（揚雄《甘泉賦》、班固《西都賦》都以“紫宮”喻指皇家宮殿。《后漢書》直接稱皇宮為“紫宮”)，然而，西漢、東漢兩朝，沒有皇帝實際進入過蜀地，所以，《上皇西巡南京歌》字面寫漢代的“建章臺”等等，實寫大唐之事。

李白當時處境十分尷尬。叛亂未平之時，他加入永王李璘陣營（和肅宗對峙）爭天下。永王落敗后，李白被流放夜郎。后來他遇赦東歸，在江夏（今武漢）聽聞玄宗返京，作了此組詩。

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的意圖如何？有人認為李白是代人寫頌詞。微妙的是，“雙懸日月照乾坤”指玄宗、肅宗“二圣”并立，現實世界卻是皇權分裂、名分曖昧、父子對峙。歷來注家、學者多認為：這是明頌暗譏，用最堂皇的官樣文章，寫最狼狽的唐代政治現實。

總之，《上皇西巡南京歌》字里行間似寓有諷刺之意，可能是用官樣文章寫現實困局的高級反諷。

瞿蛻園、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李白另一組《永王東巡歌》，幾乎公認是為永王寫的頌歌。《上皇西巡南京歌》寫“西巡”正和“東巡”相對（參看：洪濤《李白也騎驢？李白是誰?——當文學與形象工程發生關系(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四十五)》一文，載騰訊網“古代小說研究”2025-06-20）。

劉禹錫的玄都觀看花詩，影射中唐政局

中唐永貞革新失敗后，劉禹錫等“革新派”悉數遭貶外放。元和十年，劉禹錫回京，寫了《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又稱為《玄都觀桃花》）一詩：

紫陌紅塵拂面來，

無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觀里桃千樹，

盡是劉郎去后栽。

不料此詩傳入朝廷，執政者以為詩中語涉譏諷，“劉郎去后栽”有諷刺朝政之意，于是又把劉禹錫貶到邊遠地區。

十四年后（828年），劉禹錫回到長安任集賢殿學士，重游玄都觀時，又寫下了《再游玄都觀》一詩：

百畝庭中半是苔，

桃花凈盡菜花開。

種桃道士歸何處？

前度劉郎今又來。

桃花盛開、桃花掉落，字面上只有花，和政治沒有半點關系。

然而，學術界普遍認為：《玄都觀桃花》（“盡是劉郎去后栽”）隱指永貞革新失敗后，當朝遍布憲宗朝的新貴；《再游玄都觀》（“種桃道士歸何處”）隱指權貴失勢或倒臺；“桃花凈盡”喻指“去后栽”那些政壇新貴如曇花一現，更迭迅速。

對劉禹錫兩首看花詩進行“政治化闡釋”，不見得有不妥，也不見得有“危害”。

肖瑞峰《劉禹錫新論》，浙江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

關于劉禹錫的“劉郎”和中唐政治，讀者可以參看洪濤《李商隱、可解限度和“隱含的作者” (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十九)》一文，載騰訊網“古代小說研究”2024-07-11。

此外，中唐的元稹、白居易強調詩的政治功用。元稹尤其推崇杜甫詩中的諷諭和政治意識。關于元、白詩中的政治內容，請讀者參看孫琴安《唐詩與政治》頁161-183。

判定為“諷寓 / 過度闡釋”的關鍵因素

張隆溪教授說：“在維護經典的正當性和權威性這一點上，諷寓解釋有其功用，值得肯定，但超出文本字面意義，把另一層完全不同的意義強加在文本上面，就往往會變成不合理的過度闡釋。”（張隆溪《什么是世界文學》，三聯書店2021年版，頁219）。

張隆溪《什么是世界文學》

張教授以《鄭風?狡童》的漢唐闡釋為例來說明情況。

張教授指出，《鄭風?狡童》詩中那狡童冷落女子，弄得她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

但詩序另有說法：“《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鄭玄箋云：“權臣擅命，祭仲專也。”這是用《左傳》桓公十一年的記載，來做解釋此詩的背景。

孔穎達疏更說明鄭忽讓祭仲專權，不聽從賢人的勸告，此詩就是那位忠心耿耿卻得不到君主信任的賢人，在那里表達他憂國憂民的惆悵：“不與我言者，賢者欲與忽圖國之政事，而忽不能受之，故云然。”

在這里，注經者采用的手法，是“替換”和“取代”，即用歷史的情境和人物給經文的理解提供一個完全不同的語境。

而一旦語境改變，理解也就不同，于是此詩根本不是一位女子在抱怨情人，而是一位不能得到君主賞識的賢者在發牢騷。（《什么是世界文學》頁217）。

我們引了張教授的話，“諷寓解釋”的產生機制就清楚了：“完全不同的語境”產生了“另一層完全不同的意義”。

我們說李白的《上皇西巡南京歌》字面上寫建章臺漢帝，實際上是寫唐玄宗（逃難的首尾）。這政治化闡釋卻不能稱為“過度解釋”。

為什么？

因為我們只是還原《上皇西巡南京歌》的歷史語境，便即得出“政治性詮釋”。關鍵是，我們沒有強加一個“完全不同的語境”，我們只是還原李白作詩和《上皇西巡南京歌》的語境。

石云濤《安史之亂：大唐盛衰記》，麥田出版社2012年版。

本文對李白詩的解說，確是“政治化解釋”。至于《上皇西巡南京歌》有沒有“諷刺(落難唐皇)”之意，十首詩是不是也有諷諭詩的意味？是不是屬于張教授心目的“諷寓詮釋”？讀者可以自行判斷。

詹姆遜(Fredric Jameson)重視“放回”政治語境

美國左翼批評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的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1981)開篇第一章的第一句就說到：

This book will argue the priority of the pol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ry texts.（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Routledge, 1981:2.）他這書主張文學文本的政治闡釋應居于優先位置。

詹姆遜這立場，與張隆溪教授“(政治化過度闡釋造成)極大的危害”之論，大異其趣。

詹姆遜的文學批評思想中有“一切閱讀都是政治閱讀”的核心觀點。他主張評論者通過文本形式分析，還原文學背后的歷史語境和社會矛盾。

詹姆遜不是像形式主義 (formalism) 那樣關注文學作品內部各形式特征如聲音、詞語、修辭等等，相反，他著意于將文學內部形式問題與外部因素結合起來進行研究。

詹姆遜撰《政治無意識》(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1981)一書。書中他提出“永遠要歷史化”，并把文學閱讀理解為一種必須穿透文本形式、還原其社會歷史矛盾的政治性詮釋。

更具體的說法是，這本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的核心治學方法就是：不要只看作品內容，而要從敘事結構、形式選擇、象征配置和文本斷裂中，讀出作品背后被壓抑的歷史與階級矛盾。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1981)

“象征配置”不是指單一象征，而是指文本里一整套象征如何彼此排列、對照、重復、變形，最后形成一個有方向的意義結構。

換句話說，詹姆遜不是只看某事某物“象征什么”，而是看哪些象征彼此站在同一邊、哪些彼此沖突、哪些被壓低或置換，從而暴露出文本深層的社會矛盾。

我們不妨說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的“建章臺”“紫極”“上林苑”(第六首有“北地休夸上林苑”之句)，和“蜀道”“蜀北門”形成對照——“建章臺”“紫極”“上林苑”在新皇帝一邊，而“蜀道”“蜀北門”則為舊帝的蒙塵之地。

李白這種寫法，在詹姆遜（Fredric Jameson）的體系中，大概屬于symbolic act。　　此外，唐、宋間詩篇中的 “犬羊”配“腥臊” ，也是自成一套的象征配置，充滿政治意味，可統稱為“仇外話語”（參看：洪濤《古人的仇外、近人的“patriotic”——談文學史家的“書法”和表彰之詞（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二十七）》一文，載騰訊網“古代小說研究”2024-10-15）。

《文化唯物論――マテリアルから世界を読む新たな方法》

Political Shakespeare (政治莎士比亞)

張隆溪教授對“政治化闡釋”有戒心，認為漢唐《詩經》學有些釋詩結果實際上是“政治化闡釋”，對原詩做了過度的引申，例如《詩經?將仲子》的解說就是典型的政治化解釋。

在西方，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英國左翼學術思潮倡導政治化閱讀，與張教授（非難政治化諷寓解釋）的立場正好相反。

Jonathan Dollimore 和 Alan Sinfield 主編Political Shakespeare: New Essays in Cultural Materialism (Manchester, UK :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5)，此書（《政治莎士比亞》）可以說刻意把把莎士比亞的作品重新放回政治斗爭、意識形態和文化權力的場域中來讀，政治性非常強，幾乎是文化唯物論式“政治莎士比亞”的宣言書。

編者 Dollimore 和 Sinfield 在前言里表明：文化唯物論不假裝政治中立，而是自覺站在左翼、反保守、關注階級、性別、種族壓迫的立場上閱讀莎士比亞作品。

在方法論方面，文化唯物論者不做純學術的形式分析，他們結合了歷史語境、理論立場、政治介入和文本分析做批評實踐。

也就是說，閱讀莎士比亞作品不是為了尋找“普遍人性”和藝術技巧，而是要看文本如何與階級、性別、種族、權力機制相互勾連，作品如何參與權力、規訓與共識的生產。

Political Shakespeare New Essays in Cultural Materialism (1985）

這一類學者不關心莎士比亞戲劇是否永恒的，他們關心莎士比亞的作品怎樣被用來鞏固主流意識形態。

文化唯物論者不單純反對主流意識形態，他們把主流意識形態視為一種需要被拆解的文化形式，尤其是怎樣協助權力運作。

文學作品用于鞏固主流意識形態

說起鞏固主流意識形態，《三百篇》也被朝廷提升為“經”（《詩經》），其闡釋話語（經學）兼有“詩教”功能，可以輔助政教的施展。

不過，這一套學術也有它“松動”的日子。

國人劉毓慶撰有一本《從經學到文學：明代〈詩經〉學史論》，此書追溯經學勢力的消減過程。

劉毓慶指出，《詩經》學在明代中后期開始明顯脫出單一經學框架，逐漸顯出文學化、評點化、審美化的傾向。

劉毓慶認為，這種轉向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

首先是研究目的改變：解《詩》者不再一味把《詩經》當作政教工具，轉而重視《詩經》的文學價值、章法、修辭與風格。

形式方面，劉毓慶注意到明代評點方式興起。晚明出現大量評點式讀法，從字法、句法、章法、風格來談《詩》，不再只做義理、訓詁或道德教化式的詮釋。

在思想史領域，明代中后期心學、性靈、情感表達等思潮，使《詩經》更容易被讀成可抒情、可審美、可評賞的文學文本。

劉毓慶《從經學到文學：明代〈詩經〉學史論》，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

劉毓慶的總判斷是，明代《詩經》學還沒有完全脫離經學，但是，由明代中后期開始經學主導地位松動，文學化理解的地位上升，并在明代《詩經》學中形成新方向，《詩經》學政治化闡釋的地位相應下降。

上世紀末，文化唯物論的興盛也是出自對主流研究的反撥。

1960年代末到1980年代，英國文學研究常把經典當作超政治、超歷史的審美對象；文化唯物論則反對這種“去政治化”的讀法，主張文學和戲劇必須放回歷史權力結構中理解。

大致同一年代，new historicism（新歷史主義）在美國先成形。新歷史主義通常以Stephen Greenblatt 在1982年提出其方法論意義為起點，后來在美國文學批評界迅速擴展。New historicism 與英國的 cultural materialism 形成可對話的兩條路線。

結 論

張教授抨擊歷史上的政治化闡釋，認為其危害尤其大。我們通過杜甫“詩史”、陶潛《歸園田居》、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劉禹錫玄都觀詩等個案看到：

諸多經典作品的深層內涵本來就與政治語境脫不了干系，例如：袁行霈教授對陶詩的政治化解讀揭示了陶潛的政治處境堪憂（東晉末）。

陶、李、杜、劉幾個闡釋個案，證明政治化闡釋并非必然產生“危害”。因此，闡釋是否“政治化”，不一定是病癥所在。

使用選擇性證據，其實是對“大畫面”有所遮蔽，未得全景，也難以說明“政治性闡釋”盡皆有“危害”。

如果我們試用詹姆遜式閱讀，我們不妨說，陶潛詩句表面在寫歸隱，深層卻可能保存著一種歷史、政治處境的“被壓抑的敘述”。此外，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明面上寫漢朝，看來也是謹慎落筆，有所壓抑。同樣，劉禹錫玄都觀詩，表面上只談花事。

Michael Levine, Writing Through Repression Literature, Censorship, Psychoanalysis (1994)

張隆溪教授抨擊“政治化的過度闡釋”，卻非絕口不談政治。他的文學史書也描述政治大環境對作家寫作的影響。張教授反對的，應該是對沒有政治含義的作品做“政治化闡釋”。

問題是，如何確定某作品沒有政治含義？

哪些作品有政治含義，哪些作品沒有政治含義，有時候必須經過闡釋才能得窺其端倪、接近真相，并不是闡釋者只據作品字面義就自認“我已經掌握了字面本義”而不合字面義者屬于“過度闡釋”。《文心雕龍?隱秀》闡明“隱”“秀”二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

如果只是泛泛而論，卻不做具體的分析（例如，泛論朱子“去除了前人的過度闡釋”），實難認清闡釋對象的真面目，也難以釋出“隱”。

李白的《上皇西巡南京歌》“雙懸日月照乾坤”之句，“日月”字面上自是不涉及政治，可是，闡釋者道出：安史之亂使大唐玄宗、肅宗二帝并存（此句不是單純寫太陽、月亮照大地）。這解釋也算“政治化的過度闡釋”嗎？不合理嗎？這解釋造成了什么危害？

此外，“政治化”和“闡釋者談及政治”之間的界線在哪里？“適度”與“過度”，如何劃分？如果不先定“適度”，只談“過度”，就難免產生“定義不清”問題。

上面這些問題，都有待張教授進一步厘清。

陳岸峰《回首望長安：杜甫書寫的安史之亂》，香港中華書局2018年版。

張教授對“政治化闡釋”有戒心，他比較重視作品的文學性，這是一種可以理解的個人

選擇，但在具政治意涵的文本面前詮釋者仍須保留歷史分析的空間。文學有其內在價值（這屬于literary autonomy），不必成為歷史、政治、倫理的附庸，所以闡釋者和文評家盡可以回避政治，偏重作品的文學性。

然而，作家若寫出有政治含義的作品，應該是渴望讀者評家能領略其中政治含義的，例如，蘇東坡就承認自己對朝廷政事“寓物托諷”(《蘇軾文集》第3冊)﹔他的弟弟蘇轍說蘇東坡“讬事以諷”(《蘇轍集》)。

筆者認為，作品有無政治意蘊，須做具體分析而后定，如果詮釋者事先已經決定要回避政治、不談政治，那就是事先已經“有所取舍”。

把文學看成脫離歷史、政治和權力的純審美對象，在Fredric Jameson、 Jonathan Dollimore 和 Alan Sinfield 眼中，都是不可取的。

Scott Wilson, Cultural Materi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Wiley-Blackwell, 1995)

張隆溪教授建議，讀杜詩要注重其詩藝。可以推知，張教授的“文學觀”也是以“作品本位”“文學性”“審美”為主。這是他個人的選擇，并無不妥。

可是，如果放在“世界文學”的討論框架之中，杜詩的藝術美形式美，皆須借助翻譯之力來呈現、傳達。

問題是，杜甫在詩歌形式方面的表現是難以用英文充分呈現（參看：洪濤《被質疑的宇文所安、被去律的老杜 (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四十三)》一文，載騰訊網“古代小說研究”2025-05-23）。

能否用英文呈現中國文學作品的藝術水平，勢必影響作品“選入世界文學”機會率，此外，如果中國文學作品的形式美不能用外語完全呈現，那么，欠額翻譯(under-translation)會削弱入選作品的藝術魅力，在這種情況下，入選作品在政治、歷史等方面的價值就不應被輕視（傳統的中國文評其實多注重作家的品格、格調）。

結合審美與政治的批評實踐既不輕視作品的語言形式，也不把形式當作終點；語言形式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是歷史與政治在文本中的具體化方式 (參考Fredric Jameson的話語)。

Andrew Milner, Cultural Materialism. Melbourne UP, 2013

另外，本文開端部分提及的“抒情傳統”論述是“去政治化”陣營的友軍—— “抒情傳統”論述常被拿來抵抗僵硬的政治化閱讀，反對把文學減縮至只剩下單一政治功能。不過，本文暫難顧及“‘抒情傳統’論述與‘政治化闡釋’”。它應該是另一篇文章的話題。

附記一 《秋興》八首的第一首寫政局不穩？

安史之亂平定之后，杜甫垂老羈身夔府之日（唐大歷元年，公元 766 年），撰《秋興》八首，表達暮年無助之哀怨（“孤舟”意象，又見于《登岳陽樓》詩），八首中的第一首如下：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

江間波浪兼天涌，塞上風云接地陰。

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系故園心。

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有評者認為“塞上風云”暗指當時吐蕃入侵、蜀地臨邊的戰亂形勢。

可是，“江間波浪兼天涌”寫長江巫峽江水；下聯“塞上風云接地陰”對舉寫峽中高山險塞，因此，詩內語境“塞上”和“江間”成對，故“塞上”似應特指夔州巫山。“江間波浪兼天涌，塞上風云接地陰”，意思是：江峽波濤與天相連，巫山風云籠罩大地，寫盡夔州秋景的陰森與動蕩。

葉嘉瑩《杜甫秋興八首集說》，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葉嘉瑩認為：此二句緊承首聯，極寫巫山巫峽秋氣蕭森之狀，以眼前景物為主。“塞上” 當以仇引陳澤州所云“指夔州”之說為是。

論文以“塞上”為指秦州之說，不可從。或以為“塞上”指巫山，巫山固亦是夔州所見之山也。諸說雖有繁簡之異，然大體相近。江間波浪，塞上風云，寫景而兼寄慨，論文及詩闡發為“南下”“北歸”之說，黃說又以 “乾坤擾亂，上下失位”為言，皆不免穿鑿拘狹。

杜詩之妙，正在言外，可以觸發讀者無限感慨，一加確指拘說，則反失其感興自然之致矣。諸說中惟張解所云“顛倒處見變亂”，與言志所謂寫秋“如許壯闊”，及范解所謂“山峽蕭森…… 引起留滯而不得歸故園意”，有可供參想之處。

至于通解所謂“倒映天光”云云，則強作解人，全失此詩本意，不可不察。（葉嘉瑩《杜甫秋興八首集說》，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頁51）。

《杜少陵全集箋注》

此詩有沒有慮及吐蕃入侵？這是詮釋上值得推敲之處。

葉嘉瑩批評“‘塞上’指秦州”這種解讀“穿鑿拘狹”，是因為“塞上風云”的妙處在于虛實相生：既寫夔州峽口的陰沉秋景，又似暗喻安史之亂后天下動蕩的時局；一旦把它坐實為“秦州吐蕃入侵”，反而把這種闊大的感慨，窄化成了單一的歷史事件，失去了杜詩“言外無窮”的氣象。

簡言之，葉嘉瑩的意思應該是：釋讀杜甫此詩，不必對“‘塞外風云’何解”太拘執。

若說“塞外風云”隱指吐蕃入侵，非絕無可能；但“吐蕃入侵”也可能是“過度詮釋”，因為“塞外風云”不像“戎馬關山北”那樣明確寫“戎馬”。因此，若說“塞外風云”必指吐蕃在邊塞侵擾，難以得到確證。

蕭滌非主編、張忠綱全書終審統稿《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

《秋興》八首的第一首雖與吐蕃入侵未必有關，但它用景物鋪陳出一種蕭森、陰沉、動蕩的氣氛。這種氣氛和安史亂后仍不甚安定的政局相互呼應。

附記二 杜甫關心政治問題

本文引杜甫《登岳陽樓》（作于768年），談及詩句顯示杜甫關注吐蕃動向。

今人封野指出：“杜甫基于唐王朝與吐蕃關系演變的歷史真實，認為唐王朝在引發吐蕃入侵問題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因此在永泰、大歷之際，面對吐蕃大舉入侵，他一方面對國家形勢深感殷憂，另一方面仍然希望朝廷能夠以和解的善意對待吐蕃，重建和睦安定的雙邊關系。”(封野《杜甫夔州詩疏論》，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頁111)。

封野《杜甫夔州詩疏論》，東南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杜甫自干元二年(759年)以后寓居蜀川。當時，嚴武鎮蜀，外抵邊患、內定亂局，四川遠離中原戰火，社會安定、民生安穩。嚴武卒于公元765年（永泰元年）四月，此后蜀將內訌（郭英乂、崔旰等爭權。事見《新唐書》卷133），政局混亂。五月，杜甫離蜀東下夔州。

上面引述封野的話提及杜甫盼朝廷“以和解的善意”對待吐蕃，這種期盼有別于一般邊塞詩所表達的殺敵心志。這點似乎反映了杜甫注意到戰爭背后的政治層面（參看：洪濤：試以遠讀法 (distant reading) 對抗遮蔽式經典史 (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十六 )一文，載騰訊網“古代小說研究”2024-03-21。此文談及有些唐代邊塞詩超越了殺敵、生離死別的主題)。

附記三 作家、評論家回避政治？

作家回避政治題材或議題，和闡釋者回避政治話題，兩者是性質相同的事？

作家不寫政治，可能是出于美學追求、個人經驗、歷史處境，或者因為作家本人拒斥直白議論（將政治議論寫入文章之中）。

闡釋者主動避談政治，則是在閱讀時刻意把作品的政治維度排除。這會直接影響作品被理解的方式。

前者主要是“寫什么”的問題，其次才是“怎么寫”; 后者則是“怎么讀”的問題。

作品的文學性和政治性融合得恰到好處，不乏其例，李白的《上皇西巡南京歌》就寫得甚巧妙。

Shigeyoshi Obata, The Poems of Li Po

作家在創作中未必有自由，也受時代條件、審查壓力和文體傳統制約；闡釋者在既有文本上再生產意義，理應對文本中的歷史與權力關系更敏感，亦即：自我約束、事先排除，均非文評之常道。

不過，文評家如果寧愿多談文學性，少談“政治性”以防“過度闡釋”，他確有這選項，因為評論不只“政治”一個角度，而且也不是人人擁有足夠的背景知識做政治化解讀。

附記四 校字記

洪濤《呈現“文學真面目”?——唐人的樓閣亭臺、曹雪芹的館軒園林 (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六十）》一文，載騰訊網“古代小說研究”2026-02-28。　　此文中有“干隆帝”三字。按：“干”字顯然是“乾”之誤。那三字實指清高宗。肇因：繁體字轉成簡體字過程中，常有這類轉換失誤。

洪濤的著作(選錄)

在此為誤植事向讀者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