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繼續來講安史之亂，這是第六篇，我們來講講前期最重要的一場戰役——潼關之戰。

首先，讓我們回到天寶十五載（公元756年），也就是公元756年的春天，唐王朝疆域的北方，已經被籠罩在戰火硝煙之中。

在前一年（公元755年）的十一月，兼任范陽、平盧、河東三節度使的安祿山，打著奉唐玄宗密詔誅殺奸臣楊國忠的旗號，從河北起兵，一路西進，勢如破竹，第三十三天就攻陷了東都洛陽，威脅到了首都長安的東大門：潼關。

不過，潼關優越的地理位置，挽救了唐王朝危在旦夕的命運。

從地圖上看，在陜西省境內，從北方奔流而來的黃河在這里遭遇了綿延的秦嶺，河道轉而向東。而位于長安以東大約一百四十公里的潼關，就是黃河與秦嶺相遇之處，這里地勢險要，易守難攻，是進入關中平原的必經之路。

如同秦嶺擋住了咆哮的黃河一樣，潼關也擋住了從河北蜂擁而來、勢如破竹的安史叛軍。

潼關位置

哥舒翰

此時，鎮守潼關的守將，是哥舒翰，這位出身突厥的中唐猛將，曾經為了捍衛大唐的西部邊陲，在與吐蕃的連年征戰中立下赫赫戰功。他的頭上，是一連串榮耀的頭銜：河西、隴右兩鎮節度使，西平郡王。不過此時，他卻因為中風而偏癱，只能強撐病體，在一線指揮。

哥舒翰雖然此時身染重病，但畢竟是久經沙場的老將。他內心十分清楚，自己手下這支隊伍，雖然總數二十萬，但卻是由殘兵敗將和新兵倉促拼湊起來的隊伍，而且隊伍內部錯綜復雜，有著各種矛盾。這樣一支隊伍，面對兇悍的安史叛軍，野戰毫無勝算，所以他一到任，就堅守潼關不出，坐等戰局變化。

此時，局勢對舉起反旗的安祿山來說，已經從起兵之初的勢如破竹，變得危若累卵。

哥舒翰在潼關堅守不出，叛軍無法西進一步。同時，來自西北的唐王朝勁旅，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指揮的朔方軍，已經攻進山西，從西面威脅叛軍的老巢范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

756年二月到五月，朔方軍在今天河北境內和安史叛軍進行了三次會戰，大獲全勝。

上一年年底，洛陽淪陷后，在安祿山后方，擔任平原、常山兩個郡太守的顏真卿、顏杲卿兄弟就宣布起兵反抗，河北各郡紛紛響應，切斷了叛軍從范陽至洛陽的運輸補給線。

從756年的二月開始，在河南，一個小小的縣令張巡，率領倉促拼湊的兩三千士兵，守住了睢陽，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商丘一帶，有力地阻止了安史叛軍南下，使其不能切斷唐王朝的經濟命脈大運河，占領富饒的東南各省。

在這種形勢下，安祿山能控制的，不過是一條支離破碎的狹長地帶，從河北范陽綿延到河南、陜西交界。而唐王朝，似乎已經如同熬過寒冬的參天大樹，重現生機。

擺在安祿山面前的，似乎只剩下舉旗投降與徹底崩潰兩條出路。

然而，形勢在一夜之間逆轉。這是因為唐玄宗，這位已經年過七十、在位四十多年的老皇帝，迫不及待地要轉守為攻，收復洛陽，不斷地要求哥舒翰出關與叛軍決戰。

從玄宗的角度看，反攻的理由非常充足。

首先，安祿山起兵反叛以來，勢如破竹，唐玄宗急需一場軍事上酣暢淋漓的大勝，來鼓舞全國百姓和官員，挽回自己遭受嚴重打擊的政治威望。雖然此時唐軍已經在河北連戰連勝，但肯定不如收復洛陽聽起來振奮人心。

其次，是現實經濟上的考慮。

當時，長安周邊的關中平原，經過歷朝歷代的過度開發，人口不斷增長，土地植被已經遭到了嚴重破壞，糧食產量即使在豐收之年也很難滿足首都長安和周邊人口的需求。到了隋朝和唐朝，稍有天災，整個長安的皇室和文武百官，就得暫時跑到洛陽去吃飯。隋煬帝開鑿大運河的目的之一，也是為了方便來自東南地區的糧食送到洛陽，保障首都乃至關中地區的供給。

只要洛陽這個南北糧食運輸的樞紐，還在叛軍手里，就等于首都長安的營養輸液管，被叛軍卡住。此時，漕運被切斷，江南送來的糧食等物資，只能轉道秦嶺運輸，成本和時間大大增加。

所以，早日收復洛陽，讓大運河重新開工，也是玄宗極為關注的問題。

第三，是安祿山的造反，讓玄宗對所有領軍大將的忠心都開始產生懷疑。在此之前，潼關前線唐軍的兩位主帥高仙芝和封常清，就因為監軍宦官邊令誠的讒言，而被玄宗親自下令處斬，理由是不戰而退，喪師失地，完全不顧倉促聚集的唐軍，野戰完全不是久經沙場的安史叛軍對手這樣一個基本事實。而此刻的哥舒翰，又以手中二十萬大軍全是敗軍和新兵為理由，拒絕主動出擊，這無疑又撥動了玄宗那根敏感的神經。

安祿山控制區

第四個讓李隆基急于命哥舒翰出兵潼關的理由，則更是微妙。因為宰相楊國忠收到了密報，說哥舒翰手下的大將，騎兵統帥王思禮曾經進言說，局勢之所以壞成這樣，就是因為楊國忠專權亂政、貪污腐化，我們干脆發動兵變把他殺了算了！

這時，一條前方來的情報，給坐立不安的楊國忠打了一劑強心針：根據前方唐軍探子的消息，由于安祿山四面受敵，兵力捉襟見肘，導致潼關到洛陽之間，叛軍的兵力只有崔乾佑麾下的四千多老弱殘兵。

楊國忠如同一個溺水的人，不顧一切地抓住了這根稻草，根本不想去核實它的真實性。

在楊國忠腦海中，只有一個念頭：迅速敦促哥舒翰出兵潼關，收復洛陽，然后大局一定，就迅速說服玄宗，解除哥舒翰的兵權，拔掉這只老虎的爪牙，如此一來，自己的宰相位置，應該就可以穩如泰山了。

楊國忠這個自私而輕浮的想法，不幸和唐玄宗內心的意愿，一拍即合。

所以，在這些因素的共同影響下，唐玄宗開始不斷派出信使前往潼關，催促哥舒翰趕緊出戰，收復洛陽。

對于這種違反兵家常識的決定，在前線與安祿山叛軍交戰的各路唐軍將領，從郭子儀，到李光弼，都對玄宗上書，苦苦勸諫，但毫無效果。

終于，在六月四日，哥舒翰無法抵抗玄宗的嚴令，被迫率兵出關。

四天之后，唐軍在靈寶附近的西原和叛軍崔乾佑部展開決戰。

狡猾的崔乾佑之所以把戰場選擇在這里，是因為這里地勢險峻，南北分別是險峻的高山和湍急的黃河，中間是一條長達七十里的狹窄山道，兵力占優勢的唐軍無法正面展開，只能以一字長蛇的縱隊進入山道。

叛軍的第一條戰線故意以老弱殘兵為主，稍作抵抗后就紛紛撤退，引誘唐軍一窩蜂進入山谷追擊，結果遭遇了兩面山上埋伏的叛軍弓矢和滾木礌石的攻擊，死傷慘重，擠作一團。

叛軍射出的火箭還點燃了預先埋伏在谷地中的大量柴草，擋住了唐軍前進的視野。此時，崔乾佑手下精銳的少數民族同羅騎兵也投入了戰斗，從側后向唐軍發動沖擊。

于是，這支組建不久，以新兵為主的唐軍迅速分崩離析，撤退變成了潰敗，二十萬大軍，最終逃回潼關的不過八千人，哥舒翰被嘩變的部下劫持，送往洛陽，成為階下囚。

在平時，每天傍晚，潼關的烽火臺就會點燃烽火，從潼關到長安沿途的各烽火臺見到這個信號，也會紛紛點火通報平安，宛如一條稀疏的星河，表示潼關依舊在唐軍掌握之中，長安城里的百姓可以安然入眠。

然而，六月初九這一天，唐玄宗登高遠眺，從傍晚直到深夜，始終沒有看到來自潼關的平安火。這個恐怖的異象，讓玄宗的意識被恐懼和寒意占據，他終于明白，最為擔憂的災禍，已經無可挽回地發生了。

第二天，已經變成驚弓之鳥的唐玄宗，召見了宰相楊國忠。

善于揣摩上意的楊國忠立即提出了“幸蜀之策”，建議玄宗前往地勢崎嶇險峻，又是自己經營多年地盤的四川躲避，這個提議得到了玄宗的迅速同意。

十一日，楊國忠在朝堂之上，正式通報了潼關失守的噩耗，文武百官一片嘩然。

擔任監察御史的著名詩人高適挺身而出，建議死守長安，將皇宮中的庫房打開，以錢財招募百姓中的忠義敢死勇士，并發給盔甲武器，編成軍隊守城。但大家已經被近在咫尺，逐漸逼近的安史叛軍嚇破了膽，無人對此表示支持。

隨后，唐玄宗先是召集百官，假惺惺地表示準備御駕親征，但實際上不過是為自己準備放棄長安前往四川避難而放的煙霧彈。接下來，他密令禁軍將領陳玄禮整頓禁軍，打點行裝準備出發，還挑選了良馬九百匹，作為沿途替換的坐騎。

于是，在六月十三，一個細雨蒙蒙的清晨，唐玄宗一行就隱秘而匆忙地離開了長安。

大批宗室貴戚和朝廷重臣，都還被蒙在鼓里：早朝的鐘鼓依然鳴響，衛兵也儀仗儼然，直到興慶宮大門開啟，內侍宮女蜂擁而出四散奔逃，文武百官才知道皇帝已經離開了長安。騷亂很快擴大，變成了蔓延到整個首都的縱火與搶劫。

由于事出突然，出了長安，沿途沒有任何地方官吏迎接收留倉促出逃的皇帝。

在當時人撰寫的民間野史中，看著身邊和自己一樣流離失所的百姓，唐玄宗甚至產生了輕生的念頭。一位叫郭從謹的民間老人，借著向逃難的玄宗進獻食物的機會，大膽地向皇帝進言說：安祿山包藏禍心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但陛下就是熟視無睹，還殺掉那些揭發他謀反的忠臣。當年賢臣宋璟當宰相的時候，情況可不是這個樣子，大臣們都能直言進諫，天下也因此太平。這一番忠言，聽得唐玄宗是追悔莫及。

此時，在唐玄宗一行身后，長安已經變成了人間地獄：六月十九日，安祿山部將孫孝哲領兵進入長安。殘暴的孫孝哲按照安祿山的命令，一邊縱容兵將大肆劫掠，一邊對未能離開而滯留在長安的李唐皇室成員，以及平時與安祿山有怨的朝廷重臣，進行了血腥的殺戮。

這場浩劫，平等地降臨在每個大唐子民的頭上。詩圣杜甫也在這個時候不幸成為叛軍的俘虜，被看管在長安。這期間，這位詩人寫下了那首著名的《月夜》:“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p>

第二年春天，仍困留長安的他又寫了《春望》：“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