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風”了！

五一長假后，一度席卷汽車行業的“七年低息”汽車金融方案紛紛下線，近日比亞迪、長安、長城汽車等經銷商均表示確實“沒有了”，多名汽車內部人士透露，上月已被“口頭”通知叫停“七年期”汽車金融產品。今年春節前后，價格戰硝煙尚未散去，汽車金融又成為車企新的“戰場”，七年低息、五年免息等方案紛紛出臺。然而，圍繞著車商與消費者之間的新一輪維權大戲正在拉開帷幕。

第三方投訴類平臺的汽車金融類投訴與日俱增，已引起國家相關職能部門的高度重視。近期，公安部聯手金融監管總局，專項打擊非法催收、反催收中介和非法助貸。而更具透明性的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個人貸款業務明示綜合融資成本規定》，也將于今年8月1日起正式生效。

近日，南都·灣財社記者專訪從事多年汽車融資租賃業務的律師曹培杰，從法律專業角度，揭開這個行業鮮為人知的一面。

曹培杰，廣東華安聯合律師事務所律師，現任廣東省汽車租賃行業協會法律顧問、廣州市汽車服務業協會法律顧問、廣州融資租賃產業聯盟會員、佛山市融資租賃行業協會會員。曾參加廣東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廣東省汽車流通協會聯合制定的《廣東省汽車買賣合同》示范文本修改，廣州融資租賃產業聯盟發布的《廣州市汽車融資租賃收車工作規范》的主要執筆人。

談維權

金融機構有頂尖法務團隊

消費者維權要跳出格式合同文本

南都·灣財社：比起汽車質量維權，汽車金融維權是否更難？

曹培杰：簡單來說，汽車質量維權是一場圍繞“專業事實”的攻防戰，其核心難點在于極高的技術壁壘；汽車金融維權則是法律規則和金融技術更為復雜，其復雜性源于金融與法律的交織。

如果說質量維權是硬碰硬的“技術戰”，那么汽車金融維權則是一場更為隱蔽且復雜的“法律戰”。金融維權的復雜性首先體現在“形式合規”的法律壁壘上。金融機構擁有頂尖的法務團隊，其提供的格式合同在表面上幾乎無懈可擊。維權者必須跳出合同文本，從民法典關于“格式條款提示說明義務”的高度去挑戰其效力，證明對方存在誘導簽約或未盡實質性說明義務，這對普通人的法律素養提出了極高的要求。

多方主體的責任迷宮，讓維權者暈頭轉向。與質量維權“誰銷售誰負責”的清晰指向不同，金融維權涉及消費者、經銷商、銀行、汽車金融公司、融資租賃公司、擔保公司等多個主體。一旦發生糾紛，4S店推給金融機構，金融機構推給擔保公司，各方相互踢皮球。特別是當合同性質被偷換，明明是“貸款買車”卻簽成了“融資租賃合同”，車輛所有權在法律上并不屬于消費者，這使得維權難度呈指數級上升。

金融技術的專業性，構成了另一重維權障礙。銷售人員口中的“月費率”與真實的“年化利率”之間存在巨大的認知鴻溝，各種名目的手續費、GPS費、擔保費被拆分在不同環節，消費者很難拼湊出真實的綜合融資成本。這種信息不對稱，使得消費者在簽約時處于絕對劣勢，而在維權時又因缺乏專業的金融計算能力而難以舉證。

南都·灣財社：以您多年接觸汽車金融及融資租賃的相關案例、糾紛的經驗，最常見的消費糾紛在哪些方面？

曹培杰：基于我多年來處理汽車金融及融資租賃相關案件及糾紛的實務經驗，當前市場上最常見的消費糾紛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核心維度：

一是交易性質的認知錯位與銷售誤導，這是目前糾紛的重災區。部分銷售人員會刻意模糊甚至混淆“汽車融資租賃”（特別是售后回租模式）與傳統的“車輛抵押貸款”之間的法律邊界。他們往往將融資租賃包裝成低門檻的信貸產品向消費者推介，卻未充分揭示融資租賃業務中車輛所有權在租賃期間歸出租人（融資租賃公司）所有的這一核心法律特征。這種信息不對稱導致消費者在簽署合同時，誤以為自己僅僅是辦理了抵押貸款，對后續可能面臨的車輛被收回、過戶受限等風險缺乏心理預期，從而引發劇烈的沖突。

二是費用體系的不透明與綜合融資成本的隱形高企。一方面，融資租賃產品的綜合年化費率本身往往高于傳統銀行車貸（原因是客戶層次和資金來源）；另一方面，也是更具爭議的一點，部分渠道商利用消費者對金融產品理解的盲區，在合同約定的租金、利息之外，增設各種服務費、手續費、GPS安裝費甚至“渠道管理費”。這些隱性成本疊加，使得消費者的實際綜合融資成本遠超其最初的預期，甚至觸及法律保護的利率紅線，成為糾紛爆發的直接導火索。

看合同

注意！最“不合理”的四大霸王條款

和最容易誤導你的這些概念

南都·灣財社：在您看來，汽車金融消費投訴里，最容易混淆，或者最容易被誤導的概念有哪些？

曹培杰：在汽車金融消費投訴中，消費者權益受損往往源于對專業術語和交易結構的認知盲區（信息不對稱），尤其是以下幾個概念最容易被混淆或用于誤導：

一是“融資租賃”與“抵押貸款”的概念置換。銷售人員常將“售后回租”模式的融資租賃，包裝成傳統的“車輛抵押貸款”。兩者的核心區別在于所有權歸屬：在抵押貸款中，車輛所有權始終歸消費者；而在融資租賃中，租賃期內車輛所有權屬于出租方。這種概念的混淆，導致消費者誤以為自己僅僅是借錢用車，對出租方在逾期時直接取回車輛的權利缺乏預期。

二是“名義利率”與“實際綜合年化成本”的信息披露偏差。消費者常被合同上看似合規的“名義利率”所迷惑，而忽略了渠道方在合同外巧立名目的服務費、GPS費、擔保費等隱性成本。這些費用雖然不計入合同利率，但實質上顯著推高了資金使用的實際成本，導致“算總賬”時遠超法定利率紅線。

三是“零首付/零利率”的營銷噱頭與真實成本。“零首付”有可能是通過虛增車價、增加額外費用來實現；“零利率”則通常捆綁高價保險、強制裝潢或高額手續費。消費者若僅關注表面優惠，極易忽視背后隱藏的總成本增加。

四是“合同留白”與“事后補填”的法律風險。部分不良渠道誘導消費者在空白合同或條款不完整的文件上簽字，事后填入高額費用或苛刻條款。這種操作使得消費者在維權時面臨“白紙黑字”的證據困境，難以證明被誤導的事實。

南都·灣財社：從消費者角度，要甄別難度不小。貸款買車都要簽署的汽車金融合同，有哪些條款最不合理，需要特別引起注意？

曹培杰：汽車金融合同中最不合理，也是投訴率最高的條款，主要集中在幾個“霸王”條款里面。這些條款通常隱藏在長篇大論的格式合同中，利用信息差剝奪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一是逾期即收車。條款注明“逾期超過X天（有的甚至寫1天），出借人有權無條件收回車輛，且不退還已付款項。”這是典型的權責不對等。僅僅因為幾天的逾期（可能只是你忘了轉賬），債權人就有權處置價值數十萬的資產，且往往伴隨著高額的拖車費、違約金。這在司法實踐中極易被認定為加重消費者責任、排除消費者主要權利的無效格式條款，或者因未盡提示義務而對消費者不發生效力。

二是融資租賃偽裝貸款。合同標題或內容中寫著“融資租賃”“售后回租”，且約定“租賃期間車輛所有權歸出租方所有”。這是典型的“概念偷換”。你以為你是車主，其實你只是租客。一旦發生糾紛，你無法處置車輛，且對方收車的門檻極低。

三是單方解釋權與變更權。在合同中，往往明確標注“本合同最終解釋權歸金融機構所有”“機構有權根據市場情況調整利率/費率，無需經借款人同意”。這是違反了關于格式條款的規定。合同是雙方約定的結果，一方不能單方面隨意更改核心條款（如利率），否則合同就沒有嚴肅性可言。

四是提前還款違約金。合同中標注“提前還款需支付剩余本金的X%（如5%-8%）作為違約金”或“需補齊免息期的所有利息”。雖然提前還款算違約，但違約金應當與實際損失相匹配。如果違約金高得離譜，或者要求補齊之前承諾的免息優惠，這屬于變相的高利貸或不當得利。

此外，關于汽車金融中“導航費”（通常指GPS安裝費、流量服務費）的爭議，以及車輛監控環節的各類操作，也成為當前汽車金融消費投訴中極具代表性的“灰色地帶”。從法律性質上講，對這類費用的爭議，核心在于“告知義務”與“必要成本”的界定。

在部分融資租賃或高風險貸款案例中，金融機構為了控制車輛被盜搶或流失的風險，安裝GPS進行定位監控具有一定的風控合理性。然而，問題的關鍵在于這筆成本應由誰承擔。根據民法典及消費者權益保護相關法規，如果金融機構為了自身資金安全而產生的必要監控成本，原則上不應強制轉嫁給消費者，尤其是當這項服務并未給消費者帶來直接增值體驗時。若金融機構或渠道商在簽約前明確告知該費用的項目、標準及服務內容，并給予消費者“安裝自費”或“不安裝解約”的選擇權，那么這種收費在形式上可能具備一定的合法性。但在實際操作中，大量投訴源于“未告知就扣除”“強制捆綁收費”或“收費后未實際提供有效服務”（如設備故障無人修），這些行為顯然侵犯了消費者的知情權和公平交易權。

消費者在簽字前，哪怕多花五分鐘，也要把合同里的“違約責任”和“費用明細”看一遍，看不懂的地方，堅決不簽。

新現象

“七年低息”被叫停是必然

警惕“低門檻”噱頭背后的高收費陷阱

南都·灣財社：今年開始，汽車金融戰又成為車企新的戰場，七年低息、五年免息等方案紛紛出臺。然而，三個月不到的時間內，“七年低息”就被叫停了。上月，車企被通知停止這種超長期車貸方案。為何它會如此“短命”？對于消費者來說，購車門檻的進一步降低，會不會存在更多的“坑”要避開？

曹培杰：七年低息金融方案的推出，是市場競爭的必然產物，但對消費者而言，“陷阱”可能會藏得更隱蔽。

比如，利率優惠背后的“成本轉移”風險：金融方案的“低息”或“免息”并不意味著資金成本的消失，而是發生了轉移。

其一，部分“免息”方案僅針對特定高配車型或捆綁了高價選裝包，實際是通過提高車價來覆蓋利息成本；其二，服務費與雜費的“暗度陳倉”：即便利息為零，部分渠道商可能會通過提高“金融服務費”“手續費”或“GPS安裝費”來彌補利潤，導致最終的綜合融資成本并未顯著降低；其三，超長周期（七年貸）的“債務懸頂”效應：“七年低息”雖然大幅降低了月供壓力，但對消費者構成了長期的財務與資產風險。要知道，七年的貸款周期，意味著在車輛價值已經大幅縮水（通常殘值低于30%）時，消費者可能仍背負著高額的車貸本金。一旦發生二手車置換或車輛損毀，保險賠付可能不足以覆蓋剩余貸款，導致消費者“倒欠”銀行。

另外，還有全生命周期內的不確定性：七年的跨度涵蓋了經濟周期、個人收入波動等多重變數。過長的債務周期增加了違約風險，一旦斷供，不僅面臨車輛被收回，個人征信也將受到重創。

事實上，為了配合激進的金融政策，部分不良中介或個別急于成交的銷售人員可能在審批環節鉆空子。為了達成交易，他們可能協助消費者“美化”收入證明，或對還款能力審核流于形式。這種“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模式，往往在后期轉化為大量的逾期和投訴。

而它推出不到三個月就被叫停，并不奇怪。因為現行《汽車貸款管理辦法》（2017年修訂）第六條明文規定：“汽車貸款的貸款期限（含展期）不得超過5年”。很明顯，這是針對汽車金融借貸作出的約束規定。對于金融借貸來說，七年低息的做法，有違規的嫌疑，而融資租賃則不算。車企推出七年期低息金融產品，屬于監管套利，或者說是打了政策法規的“擦邊球”。

采寫：南都·灣財社記者 梁羅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