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方針對菲律賓防長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上發表的不當言論,以及日本與菲律賓私自啟動涉及臺灣島以東海域的劃界磋商,接連推出四輪反制舉措。從法理界定、臺東海域全域執法掃測,到南沙太平島抵近巡航,再到對菲律賓防長特奧多羅實施精準制裁,層層推進。與此同時,大陸海事行政力量進駐臺島以東海域,臺當局在該區域原有的海上管控權限被全面納入中央管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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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目前信息看,這一系列動作的核心,是中方首次以常態化、制度化的海事行政力量,對臺島以東海域實施長期管轄。6月10日,交通運輸部主導的臺島東部海域專項執法掃測工作收官。“海巡09”“海巡08”等主力船歷時四天,完成1025海里海域掃測,核驗登記198艘次過往船舶。有分析認為,此次行動與以往軍事演訓或海警臨時巡邏最大的不同在于行動主體——由海事、航海保障、海上救助等行政部門聯合開展,無起止時限、無行動周期限制,這等同于在臺島以東外海設立了長期固定的海上管理值守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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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歷史脈絡,臺海周邊海域管控長期存在“東西失衡”狀態。臺灣海峽作為傳統航運要道管理規范,而臺島以東海域因遠離大陸岸線、水文復雜,過去長期處于管控薄弱狀態。一種可能的解讀是,外部勢力正是利用這一空白,將這片海域包裝成可隨意介入的區域。本次行動完成了航道掃測、海底地形測繪、船舶核驗等基礎工作,為整片海域搭建起完整的管理數據庫。這意味著,中央層面正式收回了臺當局在臺東海域的海上管理權限,高雄、基隆、花蓮、蘇澳等核心港口全部納入全國統一海事保障與監管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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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關注的是,臺東海域執法行動結束后次日,大陸公務船編隊駛入南沙太平島北方海域,抵近臺當局劃定的禁止水域,最近距離僅0.1海里。從地緣背景看,太平島自1946年由中國政府正式收復并駐守,主權歸屬明確。本輪公務船抵近巡航,是國家公務力量依法履職的正常操作,直接打破了臺當局對太平島周邊水域的單方面管控慣性。
引發本輪反制的直接導火索,是日菲兩國私自啟動的臺島以東海域劃界磋商。從國際法理角度看,這類雙邊操作不具備成立條件——臺島以東海域涉及中國主權權益,日菲無權繞開中方擅自處置。有分析認為,日本推進此項磋商,意在借助海洋議題拓展海上活動范圍,配合域外國家的區域部署;而菲律賓的跟進,則源于其自身海洋管控能力不足及部分官員借涉外議題轉移國內壓力。但需要指出的是,菲方此類操作存在明顯隱患——區域局勢波動的長期成本主要由菲律賓自身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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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發稿前,第四波反制措施已于6月11日正式公布:對菲律賓國防部長特奧多羅及其直系親屬實施制裁,禁止其本人及配偶、子女入境中國內地及港澳地區,同時禁止國內機構與個人同其開展各類交易合作。從目前信息看,本次制裁保持了克制且精準的尺度,僅針對具體官員的不當言行,不涉及菲律賓國家與民眾。這清晰傳遞出一個態度:中方歡迎周邊國家友好相處,但絕不接受個別政客借對立炒作謀取私利。
梳理四輪連貫舉措,一種判斷是,中方海上治理模式已完成迭代升級——從以往外交發聲、階段性演訓為主,轉向整合法理、行政、海上、外交多重手段的全方位常態化處置。臺島以東海域行政管轄權的落地,補齊了中國臺海周邊海域治理的最后短板。臺當局徹底失去海上獨立運作的空間,所謂東部“安全后門”的說法已不復存在。
這也引出了兩個值得思考的開放性問題:第一,在第一島鏈物理條件持續弱化的背景下,外部勢力會調整其介入臺海和南海的方式,還是將尋找新的模糊空間?第二,周邊國家面對中方制度化、常態化的海域治理體系,是會選擇通過平等對話管控分歧,還是繼續跟隨域外勢力制造對立——而這一選擇,又將如何影響它們自身的長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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