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紅樓時,雖非主演,襲人三年僅得千元片酬,卻因飾演角色袁玫覺得價值難以衡量!
1983年的春天,中央電視臺在西單召開了一場并不對外公開的小型懇談會,主題只有一句話——“把《紅樓夢》搬上熒屏”。那一年,國內電視劇產量不足百部,名著改編更是鳳毛麟角,可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來自各個劇種的青年演員被一封封調檔函“點名”,黃梅戲演員袁玫的檔案也在其中。彼時她剛滿19歲,已經是安徽省黃梅戲劇院的“領銜”,舞臺上唱《女駙馬》《天仙配》嗓音亮得叫人過耳難忘。接到通知時,她握著那張薄薄的紙條,卻有些躊躇——離開家鄉,放下正在上升的舞臺位置,值不值?
院領導只給出一句話:“好好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是國家項目。”在一次簡短的動員會上,同為“五朵金花”的吳亞玲和馬蘭都被提名,卻因各自原因婉拒。領導把視線投向袁玫:“小袁,你膽子大,去闖一闖吧。”袁玫沒立即答應,回到寢室背著行李想了整整一夜。天亮時,她對劇務員說的第一句話是:“去首都,能少唱幾場戲,也是一種新鮮。”這句半真半假的調侃,成了她命運的拐點。
北京培訓班的日子,與想象中完全不同。清晨五點起床,先跑三千米,再練形體;白天是紅學專家講座,夜里還要對著攝影機反復拆解《紅樓夢》里的禮儀動作。王扶林導演習慣穿著一件舊風衣在走廊踱步,他不斷觀察這些年輕面孔。有一次排練結束,他把袁玫叫住:“你在鴛鴦組,為什么老是透出一股穩重?”袁玫回:“戲曲行當里,我唱的是青衣,習慣了‘大姐姐’的感覺。”王扶林點頭,卻沒多說什么。幾周后分組名單貼出,她的名字忽然出現在襲人欄里,這正是劇中最需要“長嫂如母”氣韻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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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我以為我會去試探春或寶釵。”她忍不住去問。王扶林只回了短短一句:“你的眼神,安靜得像一盞燈,寶玉需要這樣的光。”
于是,整整三年,袁玫都在這束“燈光”中轉身、行禮、低聲細語。拍攝周期拉得極長,取景地從北京大觀園到無錫同里,演員常常要在盛夏穿厚緞襖,也要在隆冬踩著冰水跑船頭。最拮據的時候,她拿著伙食券換來半碗胡辣湯,一邊吹著熱氣一邊念背不熟的臺詞:“若問奴可曾動了凡心——”話音剛落,旁邊的“寶玉”歐陽奮強忽然拍了拍她肩,笑嘻嘻地說:“別愁,我也沒記住。”一句玩笑換來她一記白眼,卻也讓緊繃的氣氛松弛下來。多年后兩人聚會時,他還打趣:“那時你像個姐姐,其實比我還小兩歲。”
再敬業的年輕人也會被現實敲醒。三年拍完,扣除住宿、交通、伙食,能裝進信封帶走的片酬不到1000元。要知道,彼時的袁玫早在安徽舞臺上一場戲就能拿到更高報酬。可有人問她值不值,她只擺手:“戲曲是我立足的根,這里是我見過的天。”一句話把旁人的疑惑壓了下去。只是更大的選擇擺在眼前——電視劇殺青后,北京方面只給了七個“留人名額”,而大多傾向于飾演主要角色的青年演員。等名單貼出,她發現自己不在其中。那天傍晚,她站在建國門外的公交站,手里捏著票根發怔,北風把襁褓似的劇組家園吹散,她竟一時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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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成了下一站。放下行李箱的第三天,她去了珠影廠敲門;一個月后,跟著前輩客串了一檔戲曲節目,才換來落腳的第一筆片酬。南方的悶熱與普通話夾雜著粵語的劇組指令,讓她頻頻犯懵。可沒兩年,她學會了用鏡頭思維看待表演。1990年前后,她拉了投資籌拍電影《故鄉的云》,工作證的職務欄第一次寫上“制片人”。片場有人問:“你怎么從演員改做幕后?”她笑著端來一杯菊花茶,“戲臺上只有一條生路,幕后有無數條。”
正是這種不吝轉彎的勁頭,讓她把“未能留京”的失落迅速折疊。舊日的名氣在南方并不頂用,她從跑組、寫方案、談贊助做起,摸清了影視市場由計劃向市場過渡的波瀾:項目預算常常不穩定,技術設備要靠“關系戶”才能租到,外景一旦下雨就得無條件停機。有人靠運氣捧紅,有人卻在反復折騰中耗盡青春。她選了另一條相對安穩的路——組建自己的小團隊,接商業片、拍形象片,雖然風光不比當年燈下的花旦,卻也能在廣州立足,把日子過成一條向陽的街。
劇組同仁偶爾來珠江邊聚會,談起當年,歐陽奮強常開玩笑:“當初你要是留在北京,興許早就是當家花旦。”袁玫抿口茶,只說了一句,“戲份在身,路在腳下。”她沒再多講那一千元稿酬的故事,也沒抱怨錯失首都機會。因為在她看來,那三年收獲的不僅是鏡頭語言,還有對“戲必有根”的體悟:一個對主角無限忠誠的侍女,正是賈府從極盛走向潰散的靜默見證者,要把這樣的角色演出味道,比唱一出《女駙馬》更見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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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多年后學界重新梳理87版《紅樓夢》的臺前幕后,常把“襲人”一角視為人物群像里最穩定的灰色地帶——她既通世情又保留善良,既服膺規矩又懂得自救。對于這種層次分明的復雜性,袁玫當時在采訪里留下過一句耐人尋味的話:“襲人不是春燕,也不是鳳姐,她知道自己的天地在哪,卻從不放棄抬頭看天。”這大抵也是她對自身際遇的注腳。
1980年代的中國影視圈,對外來演員并不總是張開雙臂。當大量地方劇種的青年才俊涌向北京,希望借助電視平臺打開天地時,真正留得下來的寥寥無幾。制片制度尚未完善,配套產業剛起步,劇組結束拍攝后往往各自散去,很多演員要么重回老本行,要么轉投話劇院、歌舞團。袁玫的“南漂”之所以特別,正在于她不僅跨越了地域,還跨越了臺前幕后兩條截然不同的職業軌道。
歲月在流逝,角色卻在熒屏上反復播放,一遍遍讓人記起那位手執繡帕的溫婉少女。可是熒幕外,袁玫的生活早已沉入尋常。與同為影視從業者的丈夫在廣州買了小房,偶爾回到故鄉看望師父,到北京參與紀念活動,然后再回南方籌劃下一部低成本影片。片場有人感慨:“從寶玉臥病那場戲,到如今一把鑰匙開兩扇門的日子,你沒想過復出演么?”她搖頭,笑意輕輕:“鏡頭里的人物定格了,那是青春;如今拍不動也唱不動,只能成全別人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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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的聚首晚宴上,老友們翻出當年合影,燈光下的袁玫依舊舉止端莊。有人調侃:“你當年那點片酬,放到現在夠不了一條旗袍。”她卻認真地端詳那張黑白照片,指著畫面深處的自己說:“能在最好的年紀遇到最用功的劇組,這種運氣很難復刻。”
試想一下,如果當初她留在黃梅戲劇院,或許會成為另一位梅花獎常客;如果爭到留京名額,或許也能在影視圈擁有更醒目的履歷。然而歷史不會告訴人另一種答案。她在古典文學和影像藝術兩端各取了一瓣桃子,最終沒積攢下耀眼的獎杯,卻用那一枚“襲人”角色,為自己換來一份獨一無二的行當經歷。多年以后,黃梅戲進入市場化轉型,她在廣州的制片經驗反倒為家鄉劇種提供了新的宣發思路,這也算另一種回饋。
如今提到87版《紅樓夢》,觀眾總會憶起“最像原著”的氣息,背后少不了眾多青年演員在漫長歲月里的耐心打磨。袁玫從青衣到屏幕侍女,再到幕后制片,她的軌跡印證了一個樸素的事實:藝術道路從來不是直線,而是一條在大時代洪流中兜兜轉轉的小徑。那筆不到千元的片酬早被通貨膨脹打磨成塵埃,可在她眼里,那三年的奔走與淬火仍舊值當——因為榮耀會褪色,手里的本事、心里的底氣,卻能伴人走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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