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0年初冬，京城的幾家老牌藥行同時貼出布告：頂級人參無貨，何時補倉，未可而知。一時間，權貴們的藥膳食譜里出現空檔，背后傳出的流言卻指向一個人——廣儲司員外郎阿善興。這個名字，很快就被送上了御前。

追溯事情原委，還得回到乾隆四十一年九月。那天，內務府總管大臣的一道折子遞進軍機處，上寫“阿善興營私納賄，請旨嚴議”。折子送到清漪園時，乾隆帝剛剛批完邊務文書，聽聞此事，眉頭一擰，只道一句：“查！”于是，慎行司與刑部聯手，風風火火奔赴阿府。

抄家過程意外平靜。賬冊、契書、金銀、古玩、田產，全數搜羅，折銀不過五千出頭。若換作漢軍旗或地方小吏，如此數字也算小康，何況阿善興在廣儲司管著內務府的物資調撥，銀兩不見得算大事。辦案的筆帖式暗暗納罕，暗地搖頭，“就這？”

問題隨即浮現。在阿府西廂壁柜里，搜出二十五斤飽滿圓潤的老山參，根根肉色沉實，蘆頭粗短，色泛金黃。執事吏員一時群呼：“尖頂熟！”這四字仿佛一道閃電，把本是輕微的貪墨案照得雪亮。

乾隆朝的人參價值，常被后世低估。康熙、雍正年間，一斤普通參不過數十兩，可到了乾隆二十年后，因禁采、減產，又加上朝野追捧，其價水漲船高。乾隆三十五年，一斤四等參即索價八百兩；至四十五年，更叫到千兩以上，且有價無市。把二十五斤折銀，保守已逾三萬。

刑部尚書阿桂接到清單，輕輕“嘖”了一聲，對同僚道：“煩事。” 同僚低聲答：“若論銀數，阿善興罪不至死；若論參價，已是巨賄。”─寥寥一句，切中要害。供詞遞上來：這些人參分屬饋贈、分肥與索賄三種來源。更糟的是，他自認“人參非銀，收而不算利”，等于當庭自曝無知。

乾隆四十二年春，阿善興跪在養心殿外等待宣旨。御前侍衛回稟：“罪臣家無巨產，止有參二十五斤。” 乾隆放下茶盞，語氣冷淡，“銀財尚可追補，參乃國藥，豈容私蓄？此人不知死字如何寫。”一錘定音，嚴旨：交刑部秋后議處。

為何乾隆對人參如此敏感？自清初定都以來，東北參域列為“龍興禁地”，開采權專屬清廷。參販私運，一經查獲，輕則枷號流放，重則斬立決。對滿洲貴族而言，人參不僅是救命圣藥，也是祖宗舊制的象征，手握參源即掌握政治資本。阿善興身在內務府，原本負責皇莊糧儲，他卻將人參視作“潤筆”，這在乾隆眼里，無異于染指祖制。

再說阿善興的仕途。乾隆二十二年，他靠著祖蔭補為筆帖式，用了十五年熬成員外郎，任職廣儲司。此職負責皇室日用、宗室奉祿，向來水肥油厚，人稱“金陵炮仗口，廣儲司口袋”。前后數任中，一到年關，門前送禮的車馬連排，倒也常態。可惜阿善興沒摸準乾隆后期“嚴懲貪墨”的風向。四十一年，和珅得勢，皇帝正需殺雞儆猴，打出“吏治清明”招牌，他偏撞上槍口。

死罪難逃已成定局，刑部進入議擬程序。按律，貪污白銀六十兩即可斬決，若所受贓款是“法禁之物”，又屬重論。上好人參列入“禁產”，觸法更烈。金鑾殿外，執法們將二十五包參根陳列，呈請御覽。御品鈞衡后，批注：“此參俱系無根孤物，重其罪二等。”就是說，本可充軍，現在杖責四十，戴枷示眾，并秋后處斬。

消息傳出，京師嘩然。九門提督查禁私參的旗丁紛紛加崗，連江湖名醫也不敢攜參出診。一些嘗過參湯的顯貴忙著銷毀物證，偶有人感嘆：“銀子易藏，參根無處遁形。”

值得一提的是，阿善興遭籍沒的財物，除人參外幾乎乏善可陳。抄錄清單里，大半是尋常擺設：青花碗兩對、老畫軸三卷、緞面褥子七領，甚至連他母親陪嫁的翡翠鐲子都被估價入冊。相比動輒百萬兩的大貪，這點兒財力真算不得什么。可是朝廷要的并非填補虧空，而是立規肅紀。

阿善興被捕后，家族四散。有侄子上書申辯：“官府誤將先祖留參當贓物。”奏折最后一句，“愿輸銀一萬贖命。” 乾隆朱筆批回：“不準。”這位舊日八旗子弟，就此絕了生路。

秋風晦暗，刑部大堂立著兩名御史。驗明名冊，四更鼓響，阿善興被推向菜市口，梟首示眾。京城的圍觀者只記得那一排官家沒收的人參隨后被送往太醫院，再不見流通。此案宣判后，廣儲司里頓時靜若寒蟬，而滿洲督捕司的私參案告發數月內竟增了三成。

這樁看似小案的余波還有后續。嘉慶元年，相關律例被重新修訂，規定凡私藏上好人參三斤以上，即視作重罪；各省督撫每年呈進的“分貢參”亦須登記在案，不得私作回禮。朝廷用雷霆手段提醒士大夫：祖制、禁藥，不容私覬。

回望阿善興的結局，才明白清代法典的森嚴。銀兩之外，還有更隱秘的尺度——若觸碰到皇權最忌諱之物，再少的家當也救不了一條頭。然而，京城里關于那二十五斤尖頂熟是否真被盡數送往太醫院，仍流傳多種版本，眾說紛紜，終究無人敢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