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作為方志敏侄女婿及省軍區(qū)司令員，他因警衛(wèi)員叛變送餐一事最終以壯烈犧牲收場是真的嗎？
1935年1月的磨盤山夜里格外沉悶，霜霧蒙住了松針，遠處的探照燈在峽谷間胡亂掃射。唐在剛靠在巖壁上，掂了掂手里僅剩三發(fā)子彈的手槍，朝旁邊的通訊員低聲囑咐：“天亮前一定要把老李他們接回來。”通訊員點頭答應，壓低聲音回了一句：“司令員放心，槍響就是信號。”寂靜里，只能聽見山風卷著樹枝輕響。
在贛東北，這樣的夜并不罕見。可若把時間撥回十年，人們很難把眼前這位瘦削的游擊司令，與當年北京工業(yè)大學里那個熱血青年聯(lián)系在一起。那時的唐在剛，出身川東一戶小地主人家，父親指望他走科舉舊路，他卻在五四風潮里高呼“科學與民主”，跑到街頭散發(fā)傳單。一陣棍棒之后，他被拖上警車，血跡斑斑地嚷著：“不自由，毋寧死！”同學們說，就是那天，他決定把學問寫在槍口上。
第一次坐牢是在上海地下印刷所被捕。看守問：“小子圖什么？”他笑答：“圖個光明。”夜半他借著看守打盹，從鐵欄縫里鉤來鑰匙，帶著三個同伴逃出獄門。此后不到兩年，南昌、九江、景德鎮(zhèn)的碼頭與瓷窯，都留下他發(fā)動工人罷工的足跡。1928年冬，他輾轉到了弋陽一帶，遇見了方志敏。一個是飽讀新學的川人，一個是從書院走出的贛閩子弟，兩人一拍即合：群眾基礎打好了，再缺的是軍隊。
信江特委由此誕生。唐在剛出任書記，他懂得“人心比槍管更要緊”，白天鉆進鄉(xiāng)村辦夜校，晚上進山莊拉青壯練隊列。閩浙贛之間本是山嶺相連，村落分散，但漫長的山路沒有擋住傳遞消息的腳程。不到三年，小股武裝發(fā)展到紅十軍；幾十個貧苦縣，先后撐起一塊名為“閩浙贛”的紅色板圖。中央蘇區(qū)需要北屏，南北根據(jù)地需要通道，贛東北恰成咽喉要地。毛澤東在瑞金點頭認可：“方志敏、唐在剛這一帶，能打，能守。”
可勝利的彩帶一收緊，就成了套在脖頸的絞索。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西去。唐在剛和邵式平、劉疇西等人受命留下，名義上仍有三個主力團，可清點槍支不過三百多條。“人少，也得點燃燈籠。”唐在剛把地圖攤在油燈下，指尖在鉛山、橫峰、弋陽幾地劃圈：分散游擊、穿插流動，盡量牽制敵軍。他知道這像在稻草堆里存一把火種，但火種不能滅。
日子愈發(fā)艱難。隊伍缺鹽缺布，甚至缺鞋。一次宿營，伙夫只淘到半兜米。唐在剛蹲在篝火邊，對著嘟囔的戰(zhàn)士擺手：“大家一人一勺就夠，有口氣在就能打勝仗。”說完他把自己那份米湯讓給傷員。第二天，他照例帶隊摸黑轉移，夜色里只聽到他低低一聲：“走，跟上，慢一點也要看腳印。”
方志敏率北上抗日先遣隊失利被俘的消息傳來，山谷里一片寂靜。有人紅著眼睛問：“司令員，咱們是不是也北上去救？”唐在剛搖頭：“活著的任務，是把這片山林守到最后。”沒有慷慨的辭令，他只是讓情報隊把東線牢牢盯死，再把幾支小分隊撒向信江兩岸。
雨季剛過，叛徒的影子卻潛進了隊伍。警衛(wèi)員徐志榮因動搖被捕后，答應引敵上山。一天黃昏，他拎著一罐熱飯爬上哨口，嘴里喊著：“首長，我給您送飯來了。”放哨的新兵剛要上前，唐在剛在洞口察覺不對，抬手制止。短暫對峙后，他扣動扳機擊倒對方，隨即密集槍聲從林間炸開。寡不敵眾，山頭被團團包圍。戰(zhàn)至彈匣見底，他和身邊余下的兩名戰(zhàn)士互望一眼，“留下一顆給自己”，是最后一句話。槍聲戛然而止時，他三十二歲。
唐在剛犧牲后，磨盤山的松林被火光燎得焦黑，卻沒能燒盡游擊的火種。散落在信江兩岸的小隊伍靠著老百姓的籮筐和草藥頑強活下去，直至1938年與新四軍會合。歸來的戰(zhàn)士提起唐在剛，總要復述那句山風里的叮囑——“慢一點也要看腳印”——因為腳下的路，是用來走向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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