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蔑博物館。 潮新聞記者 葉曉倩 攝

6月12日，衢江畔，一座造型獨特的博物館敞開大門迎客。從空中俯瞰，它的輪廓如同一枚巨大的“玉玦”。這樣的建筑造型，恰好呼應了一項重要的考古事實：在衢江姑蔑古國考古遺址的發掘中，出土數量最多的玉器形制正是玉玦。

姑蔑國，是商周時期活躍于浙江中西部金衢盆地的一個獨立百越方國。春秋時期，它附屬于越國，核心區域位于今衢州市龍游縣及衢江區一帶。

這座以玉玦為形的博物館，仿若三千年前的姑蔑人穿越時空，為今人書寫下的文化密碼。

今天，姑蔑博物館與姑蔑考古遺址公園同步全面開放。一個歷史悠久的江南古國，正緩緩蘇醒，迎接一雙雙好奇的眼睛。而三千多年前浙江先民在這片大地上生活的點點滴滴，也通過一件件出土文物被清晰勾勒出來，鳴奏出另一時間維度里的回響。

姑蔑王的“出行頂配”

幾乎所有的人類文明，都會在對死亡的安頓中，留下深刻的文化印記。要理解姑蔑人是如何“生”的，不妨先理解他們是如何面對“死”的。

因此，在踏入這個“玉玦”博物館前，可以先將目光移向姑蔑考古遺址公園內的另一處標志景觀：孟姜一號墩。

走入剛剛落成開放的孟姜一號墩保護大棚，里面的遺物已悉數移至博物館，探方內留下淺淺的坑痕和排列整齊的鵝卵石墓底。探方的一頭，還留存著斜向支撐的木頭結構，形如巨大的“人”字。這正是目前國內考古發現年代最早的“人字形”兩面坡木槨。

在姑蔑博物館展出的原始瓷。潮新聞記者 葉曉倩 攝

作為高等級土墩墓核心葬制，這種“人字形”木槨主要集中分布于長江下游的南方地區。喪葬習俗歷來是高度濃縮且敏感的文化指標，它所揭示的不只是技術與制度，還有一個族群對于生死的理解。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西考古工作站站長張森向我們描繪過這樣一幅圖景：當姑蔑王去世，他的臣民在沿江的山頂上修起巨大的土墩，封土隆起，如巨碗倒扣于群山之間。這里視野開闊，能夠遙望他的城國。在王入葬時，姑蔑人在墩頂修筑墓坑，底部鋪設一層厚厚的鵝卵石，既能平整地面，又能防潮防腐；接著，在棺床之上，用粗大的木料搭建起“人字形”的兩面坡木槨，如同將王生前居住的房屋搬到了山頂。一切就緒，王的棺木與隨葬品被一一放入墓室。封土從兩側將木槨包裹起來，又恢復成一個土墩。

然而，姑蔑人并沒有將墓穴徹底封死，“人字形”木槨的妙用在此時凸顯了出來：木槨的一端保留了一扇門，王的臣民依然可以進出，進行祭祀等活動，甚至還可能在這里再安葬其他人。

木槨的這一開放性特征展現了姑蔑人的生死觀：死亡不是生命的休止符，而是另一種存在的延續。

姑蔑人的這種觀念與同時期中原地區的墓葬制度形成鮮明對照。西周時期，中原普遍實行“墓而不墳”與“不封不樹”的葬制。

《周易·系辭》有“古之葬者……不封不樹”之說。所謂“不封”，即墓葬在地面上不堆筑封土；“不樹”，則是不立任何碑石標識。周王及貴族的墓穴挖成后，便徹底將墓室封閉，填土掩平，與尋常耕地別無二致。這是一種徹底的“封死”——入葬即永訣，生者與死者之間橫亙著一道無法逾越的地平線。

“姑蔑人是視死如生的。”張森解釋道，金衢盆地出現的墓葬形制、喪葬習俗，是一個浙江土生土長的百越古國最鮮明、最原始的自身特色的呈現。

值得注意的是，獨立并不意味著封閉。姑蔑在保留本土文化個性的同時，也與中原周王朝保持著交流。這一點，從姑蔑王的出行禮制與隨葬器物中，可以得到印證。

走進姑蔑博物館，一大一小兩件制作精美的銅龍首形器引人注目。這是西周時期用于貴族車馬上的裝飾構件，龍首低垂，紋路精細，兼具中原禮器的規整與江南鑄造審美的靈動。

在衢江廟山尖土墩墓中，出土了兩組、總計8套的青銅車馬器，每組對應四駕馬車。這意味著，姑蔑王出行采取的是“諸侯駕四”禮制。正如有古籍記載：“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馬，大夫三，士二，庶人一。”這一制度性細節說明姑蔑國在政治文化層面，已主動向周禮體系靠攏。

有趣的是，被發現時，這8套青銅車馬器分裝在兩個箱子內：一箱紋飾簡樸，另一箱則紋飾華麗，含龍首形器、銅帶扣等。張森的解讀很有趣：“可能一套是日常出行用的‘簡配’，另一套是重大場合用的‘高配’。就像現代人一樣，平時開普通車，重要場合開好車。”

花樣玉玦里的審美

5000年前，良渚人喜歡圓而無缺的玉璧；而相隔近2000年后的姑蔑人卻對“有缺之玉”情有獨鐘。

在展廳里，我們看到一組“配飾”，大大小小近百件玉玦在展柜中陳列著，最大的約掌心大小，最小的不過指甲蓋。玉玦是一種環形帶缺口的玉器。

考古學家發現，這些缺口是故意打磨而成的。姑蔑人的這一喜好耐人尋味。這與良渚文化崇尚玉璧的“圓滿”形成鮮明對比，姑蔑人偏愛“殘缺的美”。

從功能看，玉玦主要用來當作耳飾。其最標志性的特點就是外沿缺了一個小口，這個小缺口能讓姑蔑人不打耳洞，直接把玉玦卡在耳朵上當裝飾。當然，也可以將小而薄的玉玦打孔，然后成組串在一起佩戴。展廳中還有大量的玉珠、玉管，它們常常和玉玦“組隊”出現。

在姑蔑博物館展出的玉器。 潮新聞記者 葉曉倩 攝

這些玉器材質極為豐富——透閃石、綠松石、水晶、玉髓等，顯示出姑蔑人已具備較成熟的礦物辨識能力，且擁有遠距離的貿易網絡。考古檢測顯示，墓葬中的朱砂來自貴州，綠松石則來自湖北。

更有意思的是，出土的玉玦類型還別有“花樣”，不僅有正宗的同心圓玦，還有偏心玦，即中間的孔洞明顯偏向一側。最特別的一件玉玦，出土于一把青銅劍的劍鞘上，張森判斷，這可能是中國最早的“玉劍璏”，此前一般認為劍鞘上的飾件起源于春秋晚期。

這堆“漂亮小物”里還混進了一個“怪東西”——臉形玉飾。圓溜溜的臉蛋上睜著懵懂的眼神，嘴角似笑非笑，這個表情仿佛從現代網絡表情包里穿越過去一般，十分卡通。在那個時代，它到底是驅邪納吉的護身小物，還是祭祀祈福的正經禮器，還需要進一步探索。

玉器之外，石器與陶瓷器同樣是了解姑蔑社會生活的重要線索。

孟姜一號墩、三號墩墓葬中出土了石錛、石斧、石矛、石紡輪、石網墜、石鏃等工具，如今它們都被陳列在展柜中。

透過這些石器，我們得以窺見三千年前浙江人的生存密碼：他們既會砍伐、征戰，也會紡織、漁獵、農耕。

石網墜是一種附著在繩索上的套索復合工具，這是先民們在漁獵時使用的工具，和現在撒網捕魚的原理幾乎一模一樣。孟姜土墩墓群中還發現了大量陶網墜，100余個為一組。從這些出土的網墜可以看出，老祖宗的捕魚規模不小，技術也很成熟。

姑蔑人聚居在衢江流域，依水而居的地理環境為水稻種植提供了絕佳條件。孟姜三號墩出土的雙孔石刀，便是他們打造出的農耕利器。姑蔑先民在磨石上將石刀打磨鋒利，再給石刀打上雙孔，穿繩綁縛套在手上，收割時更穩固、更省力。農具雖小卻精良，從側面反映出當時農業生產已達到相當水平。

展廳中陳列的大量原始瓷器，也讓人感到熟悉和親切。碗、豆、盤、罐、尊、杯、壺等器物依次排列，其中不少形制與現代器皿極為相似。原始瓷是中國瓷器的早期形態，以瓷土或瓷石為原料制胎，器表施透明石灰釉，經1100℃以上高溫燒成，其胎質堅硬致密，已與陶器有了本質區別。

這些原始瓷器不僅僅是生活用具，從中也可發現姑蔑人在有意識地學習中原禮制。中原地區有嚴格的列鼎制度，以器物數量和組合來區分等級。比如，九鼎八簋為天子之制，諸侯則用七鼎六簋。姑蔑雖無青銅禮器，卻用原始瓷的尊、壺模仿這一制度，大尊小尊、大壺小壺排成一列，數量有七件、六件不等。這表明，“列器”觀念已傳入并被本地吸收。

先民也有“基建熱潮”和物流

由此，我們可以拼湊出一幅三千年前浙江人生活于此的圖景：他們揮舞著石斧、石錛砍伐加工，投擲石鏃、石矛漁獵征戰；他們打磨出精細的石網墜、石刀、研磨盤，在這片土地上采集、農耕；他們用紡輪織就日常，用飲食器盛裝煙火，用玉石構件串起裝飾、佩掛與身份標識，用多彩礦料折射出他們的資源網絡；顏料研磨、漆木殘痕，則留下他們藝術與工藝的余溫。

從生產到生活，從工具到禮器，從葬俗到審美，姑蔑先民的智慧與創造逐漸清晰彰顯。

如果把目光從金衢盆地投向更廣闊的浙江大地，同一時期的其他浙江人在做什么？借助考古學家杜正賢等學者的研究視野，我們得以走近那些久遠而鮮活的歲月。

在層層翠嶂的浙西南丘陵之間，蓮都嵐山頭的先民們鑿石起屋、漁獵紡紗。在逶迤綿延的浙北苕溪和西苕溪兩岸，德清、長興一帶的窯火日夜不熄，先民們在這里燒造出一批批經典的原始瓷器。

此時，在水網密布的寧紹平原與杭嘉湖平原一帶，則呈現出另一番人與自然拉鋸的生活圖景。洶涌的潮水不斷拍打著海岸線，在海水侵擾之下，不少低洼處的聚落緊臨茫茫水域，只能一次又一次地被迫搬遷、重建。

而在一望無際的環太湖平原上，三千年前的湖州毘山，這里的浙江人一頭扎進“基建”中，成片巨大的干欄式建筑基址和高臺建筑組合拔地而起，構造出“豪華”的高等級建筑基址群。

或許是來自中原的鑄銅技術，推動了東苕溪流域早期青銅業的發展。在東苕溪上游的小古城遺址，考古人員發現了鑄銅所用的石范。小古城周邊河網密布、沼澤縱橫，先民們以船作為主要交通工具，仿佛生活在一個水上王國。小古城城墻設有水門，人們撐船搖槳，載著稻米、原始瓷器、銅器等物資，穿行于城內城外；進城之后，再將貨物卸于碼頭，形成便捷而有序的水路運輸體系。其中一部分精美的原始瓷器，便來自德清等地的原始瓷窯址。

由此可推測，三千年前的浙江，區域之間并非彼此隔絕，而已存在頻繁而緊密的交流往來。

回望三千年前，這樣的浙江或許會讓今天的我們感到意外，浙江先民的生活遠比我們想象的更為自主，也更為遼闊。從金衢盆地到環太湖之濱，再到茫茫的東海沿線，他們在復雜多變的自然環境中因地制宜、開拓生存，用從容不迫的姿態駕馭著這片山海之域，共同鋪展出浙江早期遼闊而璀璨的文明版圖。

雖然姑蔑留下的文字記載并不多，但考古學家根據出土的青銅器、玉玦、原始瓷等文物留下的蛛絲馬跡，一點點推理還原三千多年前姑蔑人的生活方式。文物正是我們了解歷史的重要途徑，近年來，在浙江考古中，發現了一批文化遺址，出土了各式各樣的文物，它們又講述了什么樣的故事呢？

玉琮王：“天下第一琮”

良渚遺址出土的玉琮王，是良渚文化的代表性玉器之一，也是已發現的良渚玉琮中體量最大、雕琢最精美的一件，被譽為“天下第一琮”。

這件玉琮，重達6.5千克。直槽上，雕琢了8幅火柴盒大小的完整神徽，神人的臉和冠帽、神獸的大眼睛和鼻子嘴巴，都用上了淺浮雕的技法，神人的上肢和神獸下肢，則用陰線刻畫，極盡繁復，是良渚微雕的杰出作品。

玉琮王上的“神人獸面”圖案，以各類變換形態在幾乎所有的良渚玉琮上出現，有考古學家認為這可能是良渚文明的一種信仰。

雙鳥朝陽：河姆渡人的牙雕藝術

在寧波余姚河姆渡遺址發現的“雙鳥朝陽”象牙蝶形器，是一件史前的藝術品。一組同心圓、一圈火焰紋，構成了一輪熾熱的太陽，兩側長著鉤喙的鳥昂首望天，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人，用石刀記錄下天地暢想。

整件蝶形器雕刻在象牙上，除了正面用陰線雕刻出的圖案外，背面還有縱橫的凸棱，器身上對稱地分布著6個穿孔，可能與裝柄綁縛有關。

“雙鳥朝陽”圖案對于河姆渡人來說究竟有什么寓意？學者們有各種不同的解讀，大多數觀點認為這表現了史前先民對太陽及鳥的崇敬。

然而僅僅從藝術的角度來看，對稱的構圖、精細的雕刻，反映了河姆渡人的審美觀和藝術感，它是新石器時代罕見的牙雕。

獨木舟：小船出沒風波里

蕭山跨湖橋遺址出土的一條長約5.6米、近乎完整的獨木舟，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發現的最早的船，距今約有8000年歷史，被譽為“中華第一舟”。

經鑒定，作為跨湖橋文化標志物的獨木舟取材自整棵馬尾松，借助火焦法挖掘船體加工而成。獨木舟周圍有規律地分布著木樁和樁洞，船頭底部壓有一根橫木，兩側還發現2支木槳、3個石錛木柄、多塊席狀編織物，以及多個礪石、石錛和石錛的鋒部殘片等遺物和遺跡，且獨木舟本身也有加工修補的痕跡。據考古工作者推測，在當時，獨木舟可能正在經木作加工或者修理改裝成“邊架艇”。

獨木舟的發現說明，8000多年前的浙江先民就掌握了獨木舟制作工藝，這為研究人類造船史和交通史提供了重要價值。

來源：潮新聞客戶端

編輯：陳龍美

一審：王穎珺

二審：周小明

三審：周奕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