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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美國作家在二十年間收到“數千封退稿信”，最終憑借首部出版小說一舉成名

就在我（衛報記者 Lisa Allardice）準備于一個細雨綿綿的傍晚，在倫敦一處綠樹成蔭的廣場上的派對中采訪今年女性文學獎（Women’s prize）得主、美國新銳小說家弗吉尼亞·埃文斯時，我們被打斷了——因為有人要來祝賀她。這位粉絲是理查德·柯蒂斯（Richard Curtis）。

埃文斯的獲獎小說《通訊員》（The Correspondent）是一部溫暖感人、略帶幽默的催淚作品，堪稱柯蒂斯電影的絕佳素材。事實上，他已經來晚了。“我覺得他只是想和我做朋友，”埃文斯謙虛地開玩笑說，而《諾丁山》（Notting Hill）正是她最愛的電影。《通訊員》的電影改編已在籌備中，由簡·方達（Jane Fonda）飾演73歲、脾氣暴躁的同名通訊員西比爾·范·安特衛普（Sybil Van Antwerp）。埃文斯將擔任制片人之一，并會客串一個角色，“比如遛個狗之類的”。

這與2020年“口罩”時期，埃文斯在北卡羅來納州一棟租來的房子里，在壁櫥中（她清空了她丈夫的衣服）花費九個月寫成這部小說時的境況已天壤之別。她從未預料到自己這個完全以書信體寫就的、關于一名前律師的故事能夠出版，更不用說成為一部口口相傳的熱門作品，并在《紐約時報》暢銷書榜上停留了32周。

但這位本月剛滿40歲的作者絕非一夜成名。

她從19歲起，每天凌晨5點到7點寫作兩小時，在《通訊員》之前完成了七部未出版的小說。“這是我的首部出版作品，”她說，“但感覺不像第一個孩子，而像第八個孩子。就好像我一直都在做這件事。”

多年來，她收到了“數千封退稿信”，她給曼哈頓的每家文學經紀公司都至少寄過一次稿，她說，之后又嘗試了倫敦的經紀公司，最終找到了加拿大經紀人希拉里·麥克馬洪（Hilary McMahon），后者認可她“具備成功的潛質”。但即便如此，《通訊員》的出版也并不順利。“花了幾個月時間，中間有很多沉默和很多‘不’，”她說，“感覺拒絕、最終失敗就是我的常態。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確實如此，直到一切改變。”

在此期間，她做了許多“糊口的工作”，包括為一名律師、一名外科醫生工作，以及做咖啡師，同時在沒有保姆的情況下撫養兩個孩子：13歲的杰克（Jack）和10歲的梅（Mae）。當她將書桌搬進壁櫥時，她正在考慮去上法學院。但不知怎的，她從未放棄。面對每一次退稿，“我都覺得，‘好吧，我可以寫得更好，我必須寫得更好，’”她說。“如果你是個作家，你就是不能不寫。”

這部小說的形式靈感來自海倫·漢芙（Helene Hanff）1970年的書信體回憶錄《查令十字街84號》，埃文斯在“口罩”時期用一天時間讀完了它。她覺得這本書非常治愈，真希望它能更長一些。于是她開始著手寫一部以書信體講述整個人生的小說。約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1965年的小說《斯通納》（Stoner）也成為了一個范本，展示了如何將一個看似平凡的人生轉化為令人心碎的虛構故事。

西比爾性格乖張、直言不諱，是一位離婚多年的三個孩子的母親，她是類似于伊麗莎白·斯特勞特（Elizabeth Strout）筆下的奧麗芙·基特里奇（Olive Kitteridge）那樣的非典型女主角（新版平裝書的封面與斯特勞特作品封面驚人地相似，這絕非偶然）。

過往的悲劇、遲來的浪漫、背叛、復仇以及園藝俱樂部的競爭，都被記錄在她的書信中：寫給童年好友羅莎莉（Rosalie）、她的兄弟菲利克斯（Felix）、一個問題少年、一名敘利亞難民的的信，以及寫給包括安·帕切特（Ann Patchett）、瓊·狄迪恩（Joan Didion）和喬治·盧卡斯（George Lucas）在內的真實人物的信。

“我熱愛任何在書頁形式上做文章的書，”埃文斯在談到她決定以書信體講述西比爾的故事時說道。“我認為讓讀者的眼睛休息一下，是對讀者非常慷慨的做法。書信有種討巧的感覺。你讀得飛快，因為視覺上更輕松，但內容卻并未因此減損。”

盡管小說溫暖而輕快，埃文斯卻將《通訊員》描述為一本關于悲傷與失望的書。在小說開頭，我們得知西比爾的兒子吉爾伯特（Gilbert）多年前在一場事故中喪生。在她寫作期間，非常親密的朋友的六歲兒子去世了。突然間，她感受到了失去孩子的那種感覺——“在不是自己孩子的前提下，盡可能貼近那種感受”。當她回到寫作中時，“那個孩子的生命、他死亡的方式以及這對一個家庭造成的沖擊所留下的回響”，在每一個段落中產生共鳴。她征得朋友同意，在致謝中提到了韋德（Wade）。“他們讀了，說他們會感到榮幸，”她說。“書出版時，這不算什么大事。但現在這本書傳遍了全世界。他的媽媽經常聯系我，說：‘每次我在某個地方看到這本書，我就會想到，這些人們現在也知道他曾存在過。’所以這真的是成功帶來的最美好的事情之一。”

瑪吉·奧法雷爾（Maggie O'Farrell）曾說過，她推遲寫作后來獲得女性文學獎并被改編成奧斯卡獲獎影片的《哈姆奈特》（Hamnet）（關于莎士比亞唯一的兒子死于瘟疫的故事），直到她自己的兒子安全度過了莎士比亞兒子去世的年齡。埃文斯則采取了相反的做法，她將吉爾伯特的年齡設定為八歲，這與她寫作時自己兒子杰克的年齡相同。她聽了一段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的采訪，史密斯在談到“寫你所知”這一準則時說，你也應該寫你所恐懼的事物，因為它們在腦海中同樣鮮活。“我意識到這太對了，”她說。“只有盡可能貼近那件事本身，我才能準確地寫出那種悲傷。”

埃文斯在馬里蘭州長大，是三個兄弟姐妹中的一個。她家里并不特別有書香氣息。但和西比爾一樣，她一直寫信，尤其是寫給她崇拜的作家。安·帕切特成了她的筆友，現在是她的朋友和小說的支持者。對于小說中虛構的瓊·狄迪恩和拉里·麥克默特里（Larry McMurty）的來信，她曾感到些許不安。這兩位作家都曾回復過粉絲來信，她小心翼翼地確保這些虛構信件基于他們寫過的內容。“我喜歡收到信。”她說，“它就像一件手工藝品。我有一些信件是真正的珍寶。”如今，她收到大量來信，不得不尋求幫助來回復所有信件。

盡管小說充滿悲傷，她希望它有一種“向上的力量”，她用手比劃著說。“很多書，讀到結尾，你會覺得，‘哦天哪，這太陰郁了。’”她認為這種希望感可能解釋了為什么這部小說能引起如此強烈的共鳴，尤其是在當下。她承認，救贖在虛構作品中并不時髦，她曾擔心這一點會對《通訊員》不利。“有那么多人心甘情愿地接納我的書，這對我來說意義非凡。一本關于希望、關于寬恕、關于悲傷和失望的書。這些東西如此被珍視，讓我感到相當樂觀。”

這本書的成功意味著她終于可以全職寫作了，盡管她仍然堅持在孩子上學后寫兩三個小時。她已經走出了壁櫥：現在有了自己的房間——“一個小門廊”。她正在寫一部關于拍電影的新小說，已頗有進展。但她仍然不太敢相信自己的成功。最近她問經紀人：“你覺得這書還能賣得動嗎？”她笑著對我說：“是啊，現在它能賣得動了。什么東西都能賣得動。”

作者：Lisa Allardice

編譯：阿洛

審核：Jen

來源：衛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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