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發生在2019年的一起單位行賄400萬元案件，目前正在審理中。有觀點認為，本案應當適用2026年《解釋（二）》規定，認定為“情節特別嚴重”。本文認為，2019年單位行賄的裁判規則完備，不存在司法空白，2026年新規處罰更重，依法不得溯及適用。本案只能依據行為時法律認定為“情節嚴重”。

【正文】

發生在2019年的一起單位行賄400萬元案件，目前正在審理中。有觀點認為，本案應當適用2026年新解組，認定為“情節特別嚴重”，處三至十年有期徒刑。本文認為：2019年單位行賄的裁判規則完備，不存在司法空白，2026年新解釋處罰更重，依法不得溯及適用。本案只能依據行為時法律認定為“情節嚴重”，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

一、問題緣起與實務核心爭議

2026年5月1日，“兩高”《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法釋〔2026〕6號，以下簡稱《解釋（二）》）正式施行。該解釋規定了單位行賄罪“情節特別嚴重”的認定標準，終結了長期以來重罪無細化標準的局面。

新規落地后，跨新舊法的一些未結案件，出現法律適用爭議。其中，2019年案發、涉案金額400萬元、截至2026年5月1日尚未審結的單位行賄案，實務形成兩種對立裁判路徑。

第一種意見：恪守從舊兼從輕原則，適用舊法認定為情節嚴重。

該觀點認為，2024年刑法修法之前，單位行賄罪僅有單一量刑檔次。依據2019年行為時有效的刑法及司法解釋，無論行賄數額多大，只能評價為“情節嚴重”，法定最高刑期為五年有期徒刑，本案應當在五年以下區間量刑。

第二種意見：新解釋有溯及力，適用新法認定為情節特別嚴重。

該觀點援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適用刑事司法解釋時間效力問題的規定》（高檢發釋字〔2001〕5號，以下簡稱《2001效力規定》）第二條，認為只要案件尚未審結，即可適用新司法解釋，依據《解釋（二）》新標準將本案認定為“情節特別嚴重”，在三年至十年有期徒刑區間從重處罰。

本案爭議的實質，是刑事司法的底層法治問題：司法機關能否以事后修法、事后出新規的方式，加重評價、加重處罰行為時已有明確、統一、完備法律規則的過往行為。答案是否定的。

二、規范溯源：2019年行為時法律體系完整、無任何空白 （一）2019年刑法明文：單位行賄罪僅一檔法定刑

在2024年《刑法修正案（十二）》實施前，《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條只有情節嚴重一檔法定刑：

第三百九十三條 單位為謀取不正當利益而行賄，或者違反國家規定，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回扣、手續費，情節嚴重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

無論行賄數額400萬元、800萬元乃至上千萬元，在當時的立法框架下，均只能歸入“情節嚴重”范疇，量刑上限為五年有期徒刑。

（二）2019年司法解釋：裁判標準清晰、全國統一

2016年“兩高”《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6〕9號，以下簡稱《解釋》）明確規定，單位行賄數額20萬元以上即構成“情節嚴重”。

據此足以確認：2019年行為人實施涉案行為時，法律依據充足、裁判規則成熟，不存在任何需要新規填補的司法空白。

三、新規解讀：修法及《解釋（二）》屬于純粹事后加重規范 （一）《刑法修正案（十二）》增設量刑檔次

2024年3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二）》，對《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條作出重大修改，增設加重法定刑：

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2026年施行的《解釋（二）》第四條，規定了單位行賄罪情節特別嚴重的認定標準：

1. 情節特別嚴重（一般情形）：行賄數額200萬元以上； 2. 情節特別嚴重（數額+情節）：100萬元以上不滿200萬元，具備五類嚴重情節之一。

本案涉案400萬元，完全契合新規“情節特別嚴重”的升格要件，對應刑期三年至十年，相較于舊法五年以下的量刑區間，處罰更重。

（三）新舊規范實質對比

舊法舊規（行為時）：400萬元 → 情節嚴重 →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新法新規（審判時）：400萬元 → 情節特別嚴重 → 三至十年有期徒刑

顯而易見，適用新規審理本案，屬于典型的事后加重處罰，完全違背刑法謙抑與罪刑法定基本原則。

四、溯及力規則精解：嚴格區分空白補缺與從舊兼從輕 （一）《刑法》第十二條：禁止事后重罰的規則

《刑法》第十二條明確從舊兼從輕原則：刑事評價以行為時法律為準，新法重于舊法的，絕對禁止溯及適用。

該條款是現代刑事法治的基石，杜絕司法機關以審判時的嚴苛新規，回溯懲罰公民過往的合法預期行為。

（二）《效力規定》適用邏輯

刑事司法解釋效力規定確立了兩個原則：

一是第二條的空白溯及：該條款僅適用于行為時無任何司法解釋、司法裁判無據可依的真實空白情形，目的是統一裁判尺度，初衷絕非加重舊案責任。

二是第三條的從舊兼從輕原則：行為時已有司法解釋的，必須適用舊解釋；只有新規對行為人更有利時，才可例外從新。

（三）本案核心糾偏：不存在司法空白，不得適用新規

實務誤區的根源，估計是將2024年刑法修正案增設的量刑檔次，錯誤認定為2019年的司法空白。

2019年并非“無規則”，而是規則明確、司法穩定。后續修法增加量刑檔次，是刑法調整，不是對解釋漏洞的填補。

機械套用空白溯及規則升格量刑，是對司法解釋溯及力體系的片面曲解與錯位適用。

總之，綜合立法沿革、司法解釋原文、溯及力規則與實質量刑對比，本案結論明晚無誤：

第一，2019年涉案行為裁判規則完備，不存在司法空白，不得適用《2001效力規定》第二條溯及新規；

第二，《解釋（二）》對本案屬于重大不利變更、實質性加重處罰，依法禁止溯及適用；

第三，本案應當適用2019年《刑法》及《解釋》，只能認定為“情節嚴重”，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區間量刑。

《解釋（二）》的出臺，旨在規范未來增量案件的量刑統一，絕非授權司法機關回溯加重多年前的存量舊案。對于2019年這類規則清晰、預期穩定、評價明確的單位行賄舊案，必須堅守從舊兼從輕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