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市場資訊

　　中信建投證券研究 文|周君芝 楊振輝（研究助理）

　　從會談形式、參與國、地點、時間和官員等多維度對美伊談判進行“技術性”解剖，結合大量史料，本文嘗試回答：美伊談判是否如市場預期那般“絲滑順利”？

　　①美伊選擇諒解備忘錄（法律約束力較弱）而非制度化協議（如約定或者協定），反映出雙方互信不足。

　　②此次美伊談判屬非對稱雙邊談判，歷史看成功率高于其他形式談判。但因兩大原則問題——霍爾木茲海峽管轄權歸屬、濃縮鈾處理，美伊仍未達成共識，預計后續博弈仍持續。

　　③從談判進程看，當前談判或進入制裁解凍等細節磋商，但雙方尚未啟動高級別官員直接會晤。缺乏高層直接會晤的談判，歷史表明距離談判取得成果仍有一段距離。

　　預計短期內美伊高烈度對抗暫緩，雙方大概率維持“邊談邊博弈”狀態。

　　一、備忘錄形式意味著什么？

　　備忘錄屬于美國國內法法律約束力最低的“政治承諾”。

　　諒解備忘錄在美方法理下無需經歷國會參眾兩院的立法審批，憑借總統或行政部門簽字即可達成。

　　相較“條約”、“公約”、“協定”等具備美國國內法律效力的外交文本，備忘錄之于美國的法律效力偏低。

　　歷史表明，備忘錄文件實際履行率，高度取決于雙邊地緣利益綁定下的“違約成本”。

　　歷史實證表明，法理約束力缺失并不完全等同于執行力的低下。

　　當備忘錄切中了彼此的底線避險需求（如1963年美蘇首腦熱線）或擁有深層地緣利益支撐（如2016年美以軍援備忘錄）時，通常能獲得較好的協同履約。

　　相反，若缺乏硬性的現實違約代價，則備忘錄很難被執行（如1994年布達佩斯備安全保障備忘錄）。

　　本輪美伊備忘錄的脆弱性與不確定性，或高于2015年的《伊核協議》（戰略共識級別）。

　　與2015年作為公開“戰略共識”且寫入聯合國安理會第2231號決議、獲得最高多邊合法性背書的《伊核協議》不同，當下美伊備忘錄在功能上剝離了大國更高維度的政治合作和訴求，更多成為政治的交易性工具。

　　二、多邊談判意味著什么？

　　多邊機制重在合法性背書，非對稱雙邊談判歷史勝率更高。

　　歷史經驗顯示，受制于各方利益訴求的分歧，多邊談判往往難以達成實質性共識，其核心價值更多在于為已達成的協議提供多邊合法性背書。

　　相反，由具備壓倒性實力的大國主導的“非對稱雙邊談判”，在推動實質性妥協方面具備較高的歷史成功率。

　　本輪美伊接觸屬于非對稱雙邊談判，屬于勝率較高的類型。

　　盡管伊朗在區域代理人體系與海峽封鎖上擁有較強的反制能力，但在軍事、金融與盟友網絡等硬實力標尺下，美國依然占主導優勢。

　　換言之，大國力量對比中，伊朗遜于美國，所以美伊雙邊談判本質上屬于非對稱雙邊談判。按照歷史經驗看，這種雙方國家力量非對稱的談判結構，達成協議的概率高。

　　但需注意，此次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上的主導權顯著高于以往，這就意味著伊朗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高于以往。所以此次美伊談判是否屬于一次經典的“非對稱”雙邊談判，仍有待商榷。

　　但歷史經驗同樣表明，非對稱談判也有大量談判破裂案例，根源在于雙方“政治底線”無法達成共識。

　　相較其他幾類談判——多邊談判、對稱雙邊談判，非對稱雙邊談判容易取得成果，但也有太多歷史給出印證，非對稱雙邊也容易因為雙方“政治底線”無法彌合而談判破裂。

　　例如在2019年河內美朝峰會中，美方關于實質性無核化的前置要求構成了無法妥協的政治底線，導致雙方履約對價談判破裂。同理，2021至2022年期間，美伊雙方在核設施約束與制裁豁免的實質性安排上，始終面臨無法逾越的結構性矛盾。

　　目前美伊雙方兩個基本問題存在分歧——霍爾木茲海峽管轄權以及伊朗核問題如何處理。

　　一是霍爾木茲海峽管轄權上存在對立（伊朗訴求主權與無害通行，美國訴求國際海域與自由航行）；二是伊朗核問題處理。更不用說牽涉太多細節的伊朗核問題處理，目前我們尚未看到有效的處理方式能夠完美統一雙方訴求。

　　所以當下我們仍無法判斷，此次美伊談判能夠在短期內就取得積極成果。

　　三、與會時間、地點和官員意味著什么？

　　時間層面看，經驗上談判時間至少需要兩個季度甚至更長。

　　2013年的美伊談判和2021-2022年美伊談判的歷史經驗表明，從初步談判到達成協議，通常均需耗時半年左右。

　　鑒于當前雙邊互信赤字嚴重且技術細節極其復雜，本輪談判采用靈活度最高同時也是最基礎的備忘錄形式，即便如此，按照歷史經驗推斷，美伊雙方從接觸到正式確權，至少也會持續拉扯兩個季度及以上時間。

　　地點層面看，談判或進入制裁解凍的細節磋商。

　　外交選址具有階段前瞻意義。阿曼側重于“政治破冰與秘密探底”，傳統多邊中心（日內瓦/維也納）適用于“最終簽署與多邊背書”；而卡塔爾多哈則依托其區域金融樞紐地位，通常負責“資產處置與履約交割”。

　　5月下旬，伊方高層在卡塔爾就240億美元海外資產進行解凍磋商，或預示著磋商已進入制裁解凍的細節層面。

　　人物層面看，高層尚未開展直接對話，離最終談判成果確定尚有距離。

　　當前美伊互動雖有前期副總統萬斯的早前接觸，但國務卿魯比奧等美方核心決策層目前仍停留在公開宣示與“隔空表態”階段。

　　高級別面對面直接會晤缺位，折射出雙方在核心底線上目前仍存較大距離，當前維持間接聯絡機制的核心目的在于防范沖突升級，而非確立終局成果。

　　四、總體判斷：美伊尚處于高烈度對抗降溫下的持續博弈

　　此前市場或高估了美伊談判取得實質性突破的速度。

　　備忘錄本身法律約束力有限，多邊接觸更多體現風險管控與局勢降溫，并不意味著協議已進入最終階段。

　　現階段雙方雖已形成分階段談判框架，但霍爾木茲海峽和伊朗核相關議題仍是重要分歧點，其涉及主權、安全與地區秩序等敏感問題。

　　鑒于相關議題具有較強政治敏感性，維持戰略模糊、避免觸及核心立場，仍是推動談判延續的重要前提。

　　參考奧巴馬與特朗普時期美伊談判經驗，從啟動接觸到形成初步成果通常需要較長時間，預計后續博弈仍需要時間。

　　未來可重點關注雙方高層直接接觸的進展。

　　特別是美國國務卿與伊朗外長層級的正式會晤，其往往是談判取得實質推進的重要信號。

　　地緣政治局勢發展與制裁政策存在超預期變動的風險。伊朗與地區國家及西方關系復雜，任何突發性沖突或外交事件均可能劇烈擾動全球能源市場、供應鏈及風險偏好。同時，歐美對伊制裁政策的超預期收緊或放松，將直接且顯著地影響伊朗的石油出口、金融接入與國際貿易，帶來重大的基本面波動。

　　數據可得性與可靠性風險。受國際制裁與內部統計體系限制，關于伊朗的宏觀經濟、金融及行業數據可能存在披露不全、滯后或口徑不一的問題。本報告的分析和模型測算依賴于可得數據，存在因信息不完整而導致的誤差風險。

　　全球宏觀經濟與金融環境的溢出風險。歐美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緊縮節奏若超預期，可能通過資本流動、匯率渠道及全球總需求收縮，對伊朗經濟及金融市場產生間接但不可忽視的負面影響。

　　伊朗內部政策與穩定性風險。伊朗國內政治議程、經濟改革進程及社會穩定性存在不確定性。內部政策的重大調整或社會動蕩，可能改變經濟運行軌跡，影響商業與投資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