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紅軍長征一度定不下落腳點，毛主席也反復掂量，最后幫他下決心的，是賈拓夫
八萬多人出江西，到陜北時只剩下一支瘦下去的隊伍。路還在前頭，可腳往哪兒落，到了一九三五年九月，中央紅軍心里其實并不踏實。
哈達鋪，下街村關帝廟。毛主席坐在屋里，看著剛找來的舊報紙，手指停在一行字上，半天沒挪開。陜北有紅軍，有根據地，這消息像一束光，突然照進來。
一張舊報紙，改了長征后半程的方向。
在這之前，紅軍已經吃夠了苦頭。湘江一戰，部隊傷亡極重，誰都明白，再照老路走，前面就是更窄的死路。遵義會議之后，局面一點點扳回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翻雪山過草地，硬是從重圍里闖出一條命。
可闖出來，不等于就有了家。兩河口會議議定北上，在川陜甘邊創建根據地，但具體往哪兒扎下去，并沒有徹底定死。真要再走錯一步，這支隊伍就可能繼續在高山草地和強敵夾擊之間打轉。
這才是最難的地方。不是能不能走，而是走到哪里，才能真正“下地”。
九月中旬，臘子口打通了。紅軍翻出岷山，進了甘肅南部。哈達鋪是個熱鬧小鎮，有藥鋪，有商號，也有郵政代辦所。毛主席讓梁興初他們去找點“精神食糧”，說白了，就是報紙。
報紙真找回來了。有人送來舊《大公報》，也有回憶提到《山西日報》。紙張已經發舊，邊角卷起，可上面的消息很新鮮：閻錫山在講話里提到，陜北二十多個縣“赤化”；另一條消息又說，劉志丹、徐海東的紅軍正在陜北活動。
毛主席看到了。聶榮臻也看到了，還趕緊把消息遞了上去。隊伍里一下子有了動靜。原來北邊不是空的，那里還有一塊能接住中央紅軍的地方。
但只靠幾條報紙，還不夠。紙上寫的是消息，不是全貌。陜北究竟能不能立足，群眾基礎怎樣，地形如何，紅軍實力到底到什么程度，這些都得有人說得明白。
這時候，賈拓夫被請來了。這個陜西神木出身的干部，當時在紅軍總政治部工作，是中央紅軍隊伍里唯一一位來自陜北根據地、熟悉當地情形的干部。別人看報紙，他能把報紙背后的地脈、人情和隊伍情況，一層層攤開。
葉劍英先找他談。賈拓夫看完報紙，沒有兜圈子，就講陜北的底子：那地方窮，群眾苦，正因為苦，才有革命根子；地廣人稀，山大溝深，便于回旋；劉志丹他們這些年沒斷火種，部隊和根據地都還在。
這幾句話，分量很重。它不是空泛判斷，是把中央紅軍最需要的三樣東西說全了：群眾、空間、接應。
陜北是個能鬧革命、也能養革命的地方。
隨后，毛主席又把賈拓夫請過去，讓他再詳細講一遍。屋子不大，桌上攤著報紙，旁邊有人聽，有人記。賈拓夫把陜西黨組織遭受破壞前后的情形、紅二十六軍和陜北游擊隊的發展、劉志丹等人的活動區域，挨個說清楚。
說到最后，他給出一個明確意見：中央紅軍應當到陜北立足。
這一下，毛主席心里的賬，清楚了。此前是猶豫，是權衡，是一邊走一邊找出路；到了這時，報紙上的消息和賈拓夫掌握的實情扣在一起，方向才真正定下來。毛主席高興地說過一句話：別說有五萬紅軍，就是有一萬，也很好。
九月二十二日，哈達鋪關帝廟里，團以上干部開會。毛主席站出來，把話挑明了：“我們要抗日，首先要到陜北去。”
這句話一落地，隊伍的心氣就不一樣了。長征走到這一步，最怕的不是苦，而是不知道苦完以后落在哪兒。現在有了地方，也有了目標。有人連夜寫歌，歌里就一句：到陜北去。
還不止這些。賈拓夫隨后又擔起聯絡任務，先行北上，去接通中央紅軍和陜北紅軍之間的線。甘泉下寺灣一帶，雙方碰上頭，消息這才真正對實。紙上的希望，變成了能握住的接應。
這就是他的高明處。不是替中央拍板，而是在最要命的時候，把別人不知道、也拿不準的地方，說成了一張能落腳的地圖。
十月十九日，吳起鎮。中央紅軍終于到了陜北。走了一年，走過封鎖線，走過湘江，走過雪山草地，這支從江西出發的隊伍，終于把腳落在了黃土地上。
往后再看，哈達鋪那幾天，真正值錢的不只是糧食和鹽，還有那幾張舊報紙，還有賈拓夫那一番話。沒有這些，長征也許還要在北方群山里繼續摸索；有了這些，隊伍才知道，前面不是天邊，前面是陜北。
后來毛主席稱賈拓夫是“陜北的才子”。這個評價，不輕。因為在哈達鋪那間屋子里，他做的不是一般介紹，而是在一支大軍最需要方向的時候，替它把方向照亮了。
關帝廟的屋檐下，秋風吹過舊報紙的邊角。紙很薄，字也不大，可從九月二十二日到十月十九日，中央紅軍就順著這幾行字，一步一步，走進了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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