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性格》是美國傳教士阿瑟·史密斯（明恩溥）基于1872年赴華傳教期間的社會觀察撰寫的著作，首版英文名《Chinese Characteristics》于19世紀末問世，。作者在華生活逾五十年，書中融合人類學視角與傳教士立場，記錄了晚清民眾的性格特征與文化形態。

全書以27個主題章節剖析中國人行為模式，包含“保全面子”“省吃儉用”等生活哲學，以及“漠視精確”“因循守舊”等社會現象。通過對比西方工業文明，著重探討東方特有的生存韌性，如環境適應力與疼痛耐受性。書中案例多源自山東鄉村生活經歷，涉及衣食住行、孝悌觀念等主題，部分結論因宗教立場存在視角爭議。該著作開創西方研究中國國民性先河，被譯成多國文字，成為近代中西文化互鑒的重要文本。

第十七章 忍耐有韌性

“忍耐”這個詞，包括著三層迥乎其異的含義。首先，它表示一種能長期不抱怨、不生氣、沒有不滿情緒的行為或者品質；其次，它表示一種平靜地承擔任何苦難、坦然自若的耐力或行為；最后，它還可以作為“堅韌”的同義詞。顯而易見的是，這里所涉及的諸種品質，作為中國人的性格而言，對他們的生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聯系。對待中國人某一種特殊性格做出考察，我們不能將它們分隔開來獨立地看待，這顯然是不明智的。在對忍耐有韌性做出考察時，尤其是這樣。

中國人的這兩種性格，與他們“神經麻木”、“漠視時間”的特性有密切的關系，與最能直接體現中國人忍與韌的“勤勞刻苦”更是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以上有關章節中所說的內容本來已足以表明忍與韌是中國人特性中的主要美德之一，但由于只是附帶提到，難免不連貫，而應當以更為全面的敘述加以增補。

在中國這一人口稠密的國家中，生活的水平之低，是名副其實的“活著”。為了活著，就必須有維持生活的必需品，因此，每個人都得竭盡全力為自己獲得這些生活資料。中國人可以說完全是“把貧窮變成了一門學問”。赤貧和為活著而進行艱苦的斗爭，這本身并不會使任何人勤勞刻苦。但是，如果一個人或一個民族被賦予了勤勞刻苦的天性，那么，貧窮和為活著而努力就會使這種天性得到最為高效的發展。同樣，也會讓中國人充分發揮“節儉”這一重要的性格，正如我們所討論過的一樣。

這樣的條件，同時還會發展出人們忍耐與堅韌的品格。獵人和漁夫都懂得，他們的生計就取決于他們行動的隱蔽和小心，以及等待時機的耐心。只要他們是獵人與漁夫，不論他們是屬于哪一種民族，“文明的”、“半文明的”或是“野蠻的”民族，他們總是行動隱秘，小心謹慎而富有耐心。中國人世代以來，一直在最為惡劣的條件下謀生，因此，他們能把最文明民族的積極勤勞與北美洲印第安人消極的忍耐結合在一起。

中國人心甘情愿為很少的報酬干很長時間的活，因為報酬再微薄總比沒有要好。祖祖輩輩的經驗告訴他們，欲使得勤勞刻苦成為更多的機會的階梯，是一件很困難的事。而我們西方人則以為，機會是勤勞刻苦的自然結果。所謂“自然而然的”結果，也就是說，具備相應的條件后，結果隨之就會出現。不用觀察便可以斷言，在每平方英里五百人的人口密度下生存，這樣的條件并不適合于證實所謂“勤勞與節儉是幸運兒的雙手”這樣的格言。中國人只是滿足于為了微薄的薪酬而干活，而這種滿足正體現出他們忍耐的美德。

據已故的格蘭特將軍說，當他完成了環球旅行回來時，有人問他，他所見到的諸多事情中，最出乎意料的一件是什么。他毫不猶豫地回答說，他所看到的事情中最奇怪的事，是一個中國小商販憑著自己強勁的競爭力擠走了一個猶太人。這一場景真的意義重大。猶太民族的品質至今已廣為人熟知，他們的品質已經促成他們的巨大成就，令人驚嘆，但猶太人畢竟只是人類很少的一部分。而中國人就不同了，他們在世界總人口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那些被中國人擠走的猶太人，與其他猶太人相比，肯定沒有本質上的不同。而那個成功的中國人，與其他數百萬的中國人相比肯定也無本質的差別。因此，即使換上另外一個競爭者，除了競爭者的身份不同外，競爭的結果也許沒什么兩樣。

中國人的忍耐素質是世界一流的。在前文中我們已經提到，這種堅持不懈的精神，促動著一位中國學生年復一年地埋頭參加考試，直到九十歲才如愿中舉，否則他死不瞑目。這種非同尋常的堅韌既不能說單純為了報酬，而且也不可能有報酬，也無法用可以獲得其他什么東西來解釋，只是為了證明自己有超凡的韌性。這是中國人所具有的一種天然的稟賦，類似于鹿的敏捷奔跑能力和鷹的敏銳視力。就算是在商店門口最不起眼的一個乞丐，也可以從他身上看到類似的品性。他不受歡迎，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他的耐性不衰，他的韌性不變，非要討到一個銅錢不可。

有這樣一個故事，說的是一位阿拉伯人，他的頭巾被陌生人偷走了，失者發現服裝中這一重要東西丟失了，沒有立即去抓小偷，反而立刻去部落的墓地，坐在入口處。別的人對他這種奇怪的行為感到納悶，因而問他，為什么不去抓小偷，他給了一個鎮定的、且極具東方特色的回答：“他最終肯定會來這里的！”人們有時會聯想到，這種將消極等待予以夸張的故事所反映的情況，不僅只存在于中國人的個人行為里，而且還存在于政府行為里。康熙皇帝的統治從1662年直至延續到了1723年，這段時間之長、成就之輝煌的統治期，使他成為亞洲最受贊美的君王。

然而，正是在這個最偉大的中國皇帝的在位時期，一個被稱為“國姓爺”的前明將領，在明朝滅亡之后做起了海盜，竟敢在廣東、福建兩省沿海地區進行襲擊反攻，居然連政府的戰船也根本對付不了他。在這種情況下，康熙皇帝想出一個權宜之計，命令沿海所有軍民朝內地后退三十里，約合九英里。這樣一來堅壁清野，那位舊王朝的維護者就無法再進犯了。這個頗為古怪的圣旨下達后，大體上得到了執行，并居然大獲成功。“國姓爺”后撤了，他的反清復明計劃嚴重受挫，轉而進攻臺灣，把荷蘭人趕了出去，他最后被滿清政府追封為“海澄公”。這也意味著，他在得到招安的同時也被消滅了。每個讀到這段難得史料的外國人都會贊同《中國總論》作者的這個評述：即一個政府既然有足夠的能力迫使如此之多的沿海軍民撤離他們的城市與農村，不惜一切代價地退到內地，那么，它就應該有足夠的能力裝備一支艦隊，去終結那些針對留下的家園進行肆意侵擾的敵人。

在我們看來，有關中國政府能忍耐的另一個例子也非常值得注意，它在旅居中國的外國人心目中至今仍記憶猶新。1873年，中國將軍左宗棠受政府之命，從巴里坤和哈密出兵，去平息回民起義。這次風波剛開始只是星星之火，后來卻像野火一樣迅速蔓延，很快遍及了整個中國的西部，還波及到了中亞。左宗棠兵臨新疆，他所要面對的困難大得幾乎無法克服。當時在中國的外文報刊紛紛刊發文章，既嘲笑左宗棠的貿然用兵，也嘲笑清政府所表現出來的昏庸無能，居然通過貸款籌集資金支付大量軍費。然而，在抵達叛亂地區不足一年的時間里，左宗棠前往平息暴亂的軍隊，就已進軍到天山兩側，并給攔在他們前面的叛亂分子以沉重打擊。他們每到一地，若遇糧草供應不足，大軍就會轉而屯田、開墾土地，自己種糧，以備他們將來需要用的糧食。正是這樣，一邊進軍一邊種地，左宗棠的“農墾大軍”徹底完成了任務，其功績被看做是“現代國家中最卓著的”戰役之一。

在我們看來，中國人的堅忍不拔的最引人注目的一點表現為，毫無怨言地等待和默默地忍受。據說，檢驗一個人真實的品性，正確的方法是研究他處于風雨交加、饑寒交迫之中所表現的行為。如果檢驗結果令人滿意，就“溫暖他，擦干他，讓他吃飽，使他成為天使”。在當代文學作品中，經常流露出這樣一種說法：遇到一個被剝奪了晚餐的英國人，就像遇到一頭失去幼崽的母熊一樣危險，這種情況，不僅僅是針對大不列顛島的居民，對所有的盎格魯撒克遜人都是適用的。要想說明其中的原因并不難。可見，我們這些引以自豪的文明人，自始至終還處在我們肚子的奴役中。

然而，筆者有一次曾經看到，大約一百五十個中國人去參加一次宴會，其中大多數人是從幾英里外趕來的，結果到場之后卻碰到了一樁倒霉事。宴會原定于十點鐘開始入席就餐，他們當中許多人為此連早飯都沒有吃，但是情況發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變化，宴會并未能按時開始。后來，又來了一些人，于是先來的人只好站在一邊，為后來的人充當侍者角色。后來者津津有味地吃著，那種從從容容的樣子，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個特性，比起我們來要高明得多。先來的人沒吃東西耐心地等待著，等了很久，終于快要吃上飯了。然而就在這時候，又像先前一樣，出乎意料地來了好一些人，情況更令人惱火，看來又得等。

那么，這一百五十位如同遭受虐待的人會怎么樣呢？如果他們是不列顛群島的居民，甚至是其他“基督教國家”的公民，那么，我們很清楚他們會怎么做。他們肯定都會帶著不滿的臉色，直到下午三點鐘終于可以坐下吃飯，并且還大聲咒罵他所在的整個環境，說自己倒霉運了。他們還肯定會采取嚴厲抗議辦法，要“寫一封帶有五個‘先生們’聯合簽名的信給倫敦的《泰晤士報》”。但是，這一百五十位中國人卻完全沒有做出這樣的事情，他們不僅沒脾氣，而且一整天都笑瞇瞇的，非常誠懇、彬彬有禮地服從于主人，似乎無論讓他們等待多久都不介意，早吃晚吃確實都是一樣的！有哪位讀者可曾知道，是否有一種西方文明能經得起如此意外而又沉重的考驗呢？

中國人的神經與我們的大相徑庭，但這不能證明，已經表明“神經麻木的圖蘭人”像北美印第安人那樣，都是甘愿忍受痛苦而不抱怨的斯多葛學派的人。中國人能忍受痛苦，靠的不僅僅是毅力，還有耐心，而后者往往更難以做到。一位雙目失明的中國人問外國醫生，他的視力能否恢復，如果不能恢復，他就不再為治眼這件事而操心了。當醫生告訴他無能為力時，這個人回答說：“這樣的話，我也就可以心安了。”他的這一態度并不是我們所謂的無可奈何，更不是絕望，而只是一種能使我們“忍受我們應該承受之痛苦”的品格。

我們已經意識到，焦慮是現代生活的禍根，它就像是刀刃上的銹跡，侵蝕刀刃于無形。而中國人卻具有不著急的天性，這對于完全有理由著急的整個民族來說，的確是樁好事。中國人很少有幾個足以引起深刻焦慮的現實緣由，地大物博的國家遭受著周期性的干旱、水災，以及由此引起的饑荒，諸如打官司這樣的社會麻煩事以及因某種不確定因素而造成的更令人擔憂的災難，困擾著成千上萬的人，但結果卻完全可能出乎觀察者的意料之外。

我們曾多次問一個中國人，如果他被奪走了土地和房產，妻子也離之遠走，在這種情況下，他以后會怎樣，他總是回答：“那就再也沒有太平日子可以過了！”其他的種種回答還有：“那什么時候才有個頭呢？”“誰知道？”“也許早，也許遲，但肯定麻煩不少。”生活在這樣的條件下，除了無限地忍耐，還能有什么更好的法子呢？

中國人那超乎尋常的忍耐力，給外國人留下印象最深的也許是那種不幸的災難接踵而來時的從容。不幸的是，所有那些災難，發生在外國人所最熟悉的那些中國省份，很少能幸免于難的，水災、旱災和饑荒隨之而來。1877至1878年間的那次波及多省大饑荒，有幾百萬數不清的人遭難，這些布滿恐怖景象的往事令目擊者久久無法忘懷。當時，由于黃河水泛濫，突然改道，給廣大的地區造成了無法估量、難以想象的災難。幾個省份最為富饒的地區都遭受到了破壞，肥沃的土壤被厚達一英尺的沙粒所掩埋，變成了一片黃沙地。數以千計的村莊消失了，死里逃生的災民無家可歸，四處流浪，陷于絕望。大批的人并非因自己的過錯而突然家破人亡、陷于絕望。大批的民眾突然由于天災人禍而家破人亡，這對任何政府來說，都不是好對付的。自我保存是自然界的第一法則，因此，那些無緣無故被迫陷入饑餓的人，聯合起來迫使有糧食的人拿出糧食分給饑餓的人們，難道還有比這更自然不過的事情嗎？

的確，在一些大城市貧窮的受難者最為集中的地方，有按某種方式發放救濟。但同樣的事實是，此類的救濟相當有限，持續的時間又短，并且不向災民，即使是重災民提供任何藥品。對于遭受大災的那些災民往后的生活，政府能考慮的事務非常有限。至于土地的開墾、房屋的重建以及新的生活條件的重新開始，政府則一概不管。人民的全部希望只要求政府能減免賦稅，還經常是得不到應允，除非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地方官表明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用來抵交賦稅。

在西方國家，“面包、面包，否則就流血”的革命口號是人所共知的。但對于一個來自西方國家的外國人來說，就很難理解，為什么無家可歸、饑餓絕望的難民寧可在被洪水和饑荒摧毀的地區里四處流浪，而不愿意團結一致向當地官員要求某種方式的援助。當然，有些地方官確實無力滿足災民們的要求，但他在壓力之下總能為民眾做一些事，而這也算是開個頭，以便能迫使他做更多的事。但是如果他不能“安撫”民眾，他就應該下臺，讓其他有能力的官員取代他的位子。但是，我們曾反復懇切地詢問大饑荒中的中國人，為什么不采取那樣的舉動呢？得到的回答總是這樣子的：“不敢。”我們對這種說法花費口舌勸告，硬要說，一個人與其白白等著餓死，還不如聚集起來造反被殺死——就算是不正義的，也沒有什么不好，而且好得多，那么，我們得到的回答仍然是“不敢，不敢”。

中國人之所以不敢采取這種做法，大概有兩個原因：他們是一個最講實際的民族，依靠某種本能，感覺到這樣的計劃是徒勞的，因此，他們幾乎不可能實施那種進一步必不可少的聯合。然而，我們必須相信，最主要的原因還在于中國人可以有本事無限地忍耐下去。正是因為忍耐，在中國可以看到一種最令人心痛的情景：充足的糧食近在咫尺，成千上萬的人明明可以輕易地奪得糧食，但卻偏偏要讓自己無聲無息地在饑餓中倒下。中國人對這種奇怪的事情已是習以為常，這使得他們對生命無動于衷，就像身經百戰的老兵無視戰爭的恐怖一樣。

那些遭受這些苦難的人們終生無法逃脫其陰影，注定要一輩子面對苦難，掙扎在死亡線上。災難降臨時，他們只知道承受，因為它就像是不可避免、不可戰勝的一樣。如果條件允許，遭災的人寧可用獨輪車推著家人到能夠討到飯的地方去，他們是會這樣做的。如果一家人無法再留在一起，他們只有走散了事，盡可能地各自尋找生路，若能渡過難關，就等到災害過后再團聚。如果近處得不到救濟，災民們便會在隆冬時節，成群結隊地冒著嚴寒，沿路乞討，行走幾千英里，穿過好幾個省，希望找到糧食收成較好、需要苦力、較能生存的某一個省份。如果洪水退去，外出乞討的農民便返回到自己的家鄉，被水淹過的泥土還非常松軟，承受不了一個耕畜的重量，于是，他們只能在泥土中挖開一道道的裂口，然后在這小小的縫隙中熟練地撒下一些麥種，然后再度踏上曲折的道路，以乞討為生，直到他們種下的莊稼獲得小小的收獲，能夠收割時才回來。如果老天垂憐他們，他就可以在當地重新以種地為生，不再乞討，但是他心里非常清楚，傾家蕩產和挨餓從來未曾遠去。

人們總是認為，靈魂不滅的一個有力證據是，人的靈魂中最優秀的力量，在現世中根本沒有合適的機會得以施展。如果這個論據是確鑿的，那么，中華民族這種無可比擬的忍耐，肯定將用以擔當更為崇高的使命，而不僅僅是使他們去忍受生活中常見的苦難和饑餓的折磨，這樣的推斷應該更符合天意吧？如果“適者生存”就是歷史所給出的斷論，那么毫無疑問，一個天生具有忍耐這種天賦的民族，同時又保有強大生命力的民族，必定會擁有一個光明的未來。

英文原版：

CHAPTER XVII. PATIENCE AND PERSEVERANCE

THE term "patience" embraces three quite different meanings. It is the act or quality of expecting long, without complaint, anger, or discontent. It is the power or the act of suffering or bearing quietly with any evil-calm endurance. It is also employed as a synonym of perseverance. That the group of qualities to which reference is here made has a very important bearing on the life of the people to whom they belong, is obvious at a glance. The disadvantage arising from a separate and distinct examination of individual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nowhere more obvious than in the consideration of patience and perseverance. These characteristics are inseparably connected with their "absence of nerves," their "disregard of time," and especially their "industry," by which the national patience and perseverance are most conspicuously and effectively illustrated.

Among a dense population like that of China, life is often reduced to its very lowest terms, and those terms are literally a "struggle for existence." In order to live,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the means of living, and each person must obtain them as best he can. The Chinese have been said to "reduce poverty to a science." Deep poverty and a hard struggle for existence will not of themselves make a people industrious, but where the instinct of industry already exists, these conditions powerfully develop it. They likewise foster economy, patience, and perseverance. The hunter and fisher learn to wait and watch silently for their prey; similarly, the Chinese for ages have combined the active industry of civilized races with the passive patience of primitive peoples.

The Chinese are willing to labor long for meager rewards, for a small gain is better than none at all. Centuries of experience have taught them that diligent work does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better opportunities, given the nation’s extreme population density. In such an environment, patience becomes a natural companion to endless toil. The former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General Grant once remarked that the most extraordinary sight he saw on his global travels was a small Chinese merchant outcompeting a Jewish trader—a testament to the Chinese capacity for sustained, unyielding effort.

The Chinese excel in the quality of persistence. We have already noted elderly scholars who continue to sit for imperial examinations decade after decade, well into their eighties and nineties, clinging to the hope of earning academic honors until their final days. Beggars at shop doors offer another familiar example: they wait hour after hour, day after day, with unflagging patience for the smallest coin, never growing irritable.

An old Arab anecdote illustrates passive persistence, and the same spirit is often seen among the Chinese and their government.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K'ang Hsi, the powerful pirate Koxinga ravaged China’s coastal regions. Instead of launching a naval campaign to defeat him, the imperial court ordered all coastal residents to move inland thirty li (about nine miles). Faced with this unyielding passive resistance, Koxinga eventually turned his attention to driving the Dutch from Taiwan, neutralizing the threat.

A more modern example is the campaign against the Muslim rebellions in western China led by General Tso Tsung-tang in 1873. Faced with impassable terrain, supply shortages, and widespread unrest, Tso’s army adopted a dual strategy: alternately marching forward and cultivating land to grow their own provisions. This "farming army" advanced slowly but steadily, eventually quelling the rebellion after years of arduous effort, a feat widely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military achievements of modern times.

To test a person’s true temperament, observe their conduct when cold, wet, hungry, and exhausted. Westerners often grow irritable under such hardships, but the Chinese endure prolonged discomfort with remarkable composure. The writer once witnessed about a hundred and fifty Chinese people travel miles to attend a feast, only to be forced to serve other guests for hours before their own meal could be served. Further delays followed, yet not one of them complained. They remained cheerful and polite throughout the entire ordeal, repeatedly stating that waiting was of no consequence. Such forbearance would be almost unthinkable in most Western societies.

The Chinese endure personal misfortune with quiet resignation. A blind man who consulted a foreign doctor was told his sight could not be restored. Instead of despairing, he simply said, "Then my heart is at ease." Worry is a foreign state of mind for most Chinese, even though countless people live under the constant threat of lawsuits, natural disasters, and sudden ruin. Floods, droughts, and famines strike large regions periodically, bringing widespread suffering. Yet the afflicted rarely resort to violence or rebellion, even when starvation looms. During the great famine of 1877-78, millions faced starvation, but instead of rioting, the hungry wandered far in search of food, or patiently tilled barren land in the faint hope of a future harvest.

When disaster destroys homes and farmland, families load their belongings onto wheelbarrows and set out on long journeys to find relief. They trudge through wind and rain, begging for sustenance along the way. If floods recede, they return to their ruined land, planting seeds in muddy soil with the slender hope of a crop. They endure cycle after cycle of ruin and renewal without losing their quiet perseverance.

This infinite patience is not mere apathy. Combined with the nation’s extraordinary physical vitality, it hints at a powerful future for the Chinese people. History shows that endurance and resilience are key traits for the survival and progress of a nation, and in these virtues, few peoples can match the Chi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