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歲的孕婦，廣東陽江人阿蘋，肚子逐漸變得滾圓光亮，一個全新的生命，正在里面成長，等待著呱呱墜地。

每一個妊娠的媽媽，從確認懷孕那一刻起，都會對即將降生的孩子充滿想象：孩子會長什么樣，像爸爸，還是像媽媽？

阿蘋也一樣。但她不知道，與新生命的發育相伴的是，她自己的生命正一步步邁向危機。在未卜的命途中，她甚至不一定有機會和自己的孩子相見。

她的肝臟功能正逐漸喪失。大約16歲時，她就查出過乙肝，但她沒有太在意。懷孕后的產檢本可以幫她避免這場危機，但就像彼時許多傳統鄉村孕婦一樣，她把生育視為一個無需干預的自然過程，根本沒有做過產檢。

直到有一天，她昏迷了過去。

其實昏迷前一個月，令人恐慌的跡象已經出現。阿蘋眼底和皮膚逐漸泛黃，幾天后，黃色彌漫全身。她被家人緊急送進廣州一家醫院，被診斷為“乙肝妊娠”，并發亞急性重癥肝炎。

乙肝本就讓肝功能衰退，懷孕又進一步加重了肝臟負擔，后來這個重要的器官實在撐不住了，迅速衰竭。她的肝功能持續惡化，還伴隨全身彌漫性血管內凝血、合并嚴重產褥感染，并逐漸影響到腎臟功能。躺在病床上，阿蘋全身呈現香蕉一樣的黃。

兩條性命危在旦夕，一個家庭風雨飄搖。

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的專家被請過去會診，結論是，必須馬上進行肝移植。

在持續的昏迷中，阿蘋誕下一女，3公斤，身體健康。分娩后，她立即被轉移到中山三院肝臟移植中心的手術室。

中山三院肝臟移植中心

醒來已經是8天后。病床上，她摸到自己癟下去的肚子，失聲痛哭：“我的肚子怎么小了，我的孩子呢？”

丈夫把女兒抱過來給她看，她依然難以置信。搶過電話，她打給媽媽、婆婆，她們都證實了這一切。阿蘋空白的8天記憶，這才補上了驚心動魄的一段。

8天，一個普通的中國家庭走出了滅頂之災。阿蘋醒來那一瞬間，醫學的意義，比任何描述都要具象和立體。

這是一個遙遠的故事，發生于2004年7月。中山三院的醫生們創造了歷史——全國首例產婦換肝。由于圍產期的產婦生理、心理都較常人有很大改變，心、肝、腎等重要臟器已處于高度負荷狀態，且機體免疫力差，容易導致各種感染，實施肝移植成功率極低，此前國外僅有零星幾個成功案例，國內則從未有成功的記錄。

此時，中山三院的肝臟移植團隊剛剛成立不到一年。

健康的人們從來不會想到，醫院里一個團隊的誕生和成長會改變什么。2003年成立以來，中山三院肝臟外科暨肝臟移植中心已累計完成各類肝臟移植3000余例。今天，他們能把一塊肝臟劈分為兩段，移植給兩個病人，而且“成功率100%”。他們還教會了更多醫院的醫生，用同樣的技術去救更多的人。

持續20多年，這是一場苦海中的打撈，許多平凡人的悲劇被力挽狂瀾；這也是一場醫學與人文的交織演進，兩者都在不舍晝夜的努力中，光芒閃爍。

主刀醫生

時間來到當下，2026年3月19日晚，廣州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嶺南院區。

每個人都在忙碌，一切又都安靜得出奇。兩臺肝移植手術正同時進行。

與旁邊的其他手術不同，兩間手術室的門敞開著，隔著走廊相望，形成一個整體。醫護人員密切配合，進行著一場分秒必爭的精巧而緊張的戰役。

戰役的“指揮官”是楊揚，中山三院副院長，肝臟移植中心學科帶頭人。高高的個子，任何時候都精神飽滿。他戴上口罩，站上手術臺，眼神嚴肅、沉穩。

肝臟移植中心主任易述紅教授和他的同事，正在同時修整兩塊即將移植的供肝。與常規的全肝移植不同，他們要把一塊肝臟劈成兩半，分別移植到兩個病人體內，即用一塊肝拯救兩個人的生命。

這是復雜到難以用文字解釋清楚的移植手術，但對中山三院而言，幾近家常便飯——這是他們的拿手戲，成功率為100%。

紀錄片《生命的“分”與“合”》截圖

正在進行手術的兩個患者，已經在死亡邊緣徘徊。一人患有肝癌，肝移植是唯一的選擇，等待肝源近一個月；另一人是爆發性肝衰竭，被送到醫院時完全昏迷，在ICU等了兩天。

手術準備兩天前就開始了。那天，一個健康的肝臟被分配到了中山三院肝臟移植中心。它來自一名40多歲的男性，他經歷了一場車禍，醫院宣布其腦死亡，家屬同意捐出肝臟。

經過緊張而有序的供肝評估、患者匹配工作，這塊供肝被評估為適合劈離，它將被劈成兩段，同時救治兩名患者。于是，手術當天上午11點30分，中山三院6名醫護人員從廣州出發，前往200公里以外的醫院，從逝者身上將肝臟劈分、切除、保存，并運送回廣州。

現在，分成兩半的肝臟，被冰塊包圍著，放進了工作臺的金屬盆里。易述紅和另一個醫生要進一步修整它們。肝臟脫離人體，失去血液供應后，鮮紅褪成了暗紅。時鐘秒針的每一次劃動都像催促的鼓點，既要快，又要精確無誤。

醫生們一點點剪開肝臟表面附著的黃色脂肪，露出血管，再用細線一針一針穿過白色的血管壁，將其縫合形成新的管道系統。

兩小時后，供肝修整完畢。

手術室的排班表

與此同時，在手術室內，醫生們正在游離患者的病肝。伴隨電刀嘀嘀的聲音，傷口處傳來輕微燒焦的氣味，兩名患者的肝臟被細致游離出來，仍通過門靜脈、動脈和膽管與其他臟器連接在一起。肝臟已呈深褐色，其中一個還附著凸起的“氣泡”狀腫瘤，表明肝臟功能已走到盡頭。

前期工作準備就緒，主刀醫生楊揚、易述紅分別走進兩間手術室。

摘除病肝，移植新肝，兩個步驟間的空白被稱作“無肝期”。無肝期里，患者體內沒有肝臟，肝臟周圍的血管也被完全阻斷，回到心臟的血流只有正常狀態下的一半，內臟也因血流不通而淤血。無肝期如果太長，將損害患者的心臟、腸胃，有的患者可能在無肝期心跳驟停。

“門靜脈阻斷。”楊揚語氣果斷地發出指令，目光始終沒有離開雙手。助手、麻醉醫師、巡回護士，每個人都接連重復這一關鍵指令。它標志著無肝期的開始。

手術室里越發安靜。

麻醉醫師緊盯著患者的生命體征數據，巡回護士關注著補液情況，監測儀器的“嘀”聲似乎加快了節奏，金屬碰撞，電刀震動。褐色的病肝被摘除，放到手術臺旁邊的不銹鋼盆里，新的半肝再次被細致修整、縫合，放入患者體內。患者體內的腔靜脈，與新肝上的腔靜脈口縫合起來。

整個過程持續34分鐘，兩個患者平穩、迅速地度過無肝期。但這只是移植的第一步。此后，主刀醫生還要縫合門靜脈、肝動脈和膽道。直到血管、膽道都吻合成功，血液終于得以重新灌入。肝臟從暗紅迅速恢復成鮮紅，金黃色的膽汁從膽管里涌出。這些變化意味著，手術成功了。在患者體內，半個肝臟開始參與整個身體的器官循環，發揮它的功能。

2026年3月19日，廣州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嶺南院區，手術室內正在進行肝移植手術

一場劈離式肝移植手術，就這樣有條不紊地完成了。把一塊供肝同時移植給兩個患者，要經過劈肝、切除病肝、修肝、移植等多個環節。每一個環節的耗時，都關系到手術的成敗。不同地點、不同團隊的醫護工作者，必須精密配合，才能完成一場生死時速的接力賽跑。

主刀醫生楊揚和易述紅離開手術臺時，已是凌晨3點。那天，全國多家醫院的肝膽外科醫生通過直播鏡頭觀看了這兩場手術，醫生們在直播中互相交流，學習手術的先進經驗。

對于中山三院肝臟移植中心的醫生們而言，這一切均是常態。

22年前，阿蘋接受肝移植手術時，主刀醫生還是楊揚的老師——時任中山三院院長、廣東省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的陳規劃教授。2003年，48歲的陳規劃從中山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來到中山三院擔任院長，也把他帶領的肝移植團隊帶到中山三院，和這里的外科醫生一同組建了肝臟移植學科。

這并不是一次歡聲笑語的揭幕，而是一個艱難使命的開端。在此之前，中國的肝移植已經走過了一段漫漫荊棘路。

肝移植手術前，患者在接受檢查

1990年代以前，中國肝移植發展起步不久，手術臺充滿兇險。手術技術、配套藥物尚未成熟，接受手術的患者大多已接受過多種治療，走投無路才選擇移植，身體狀況“極度糟糕”，全身功能衰竭、凝血功能崩潰，“扎針都會出血”，因此手術中需要大量輸血。

“幾乎每一臺手術都是‘血流成河’，（醫生）要戴著防水防血的圍裙，穿著雨靴，站在一個小踏腳凳上，不然腳都泡在血里。”楊揚在1997年成為陳規劃教授門下的博士生，對當時手術室的場面印象深刻。

20世紀50年代，世界醫學界便開始了肝移植手術的探索，但起初手術成功率普遍偏低，患者在術后很難存活。

楊揚說，在國際范圍內，初期的肝移植成功率極低，患者基本都很快就離世了，“過不了排斥這關”，到70年代基本不做肝移植了。而據《中華肝膽外科雜志》1999年發表的論文《論我國肝移植現狀與發展》，我國肝移植手術始于1977年，至1983年的7年間，全國共施行57例，但存活半年以上僅6例，半年存活率為10.5%。根據中國肝臟移植科學注冊系統的數據，1990年代我國的肝臟移植患者一年總體累積生存率只有40％左右。

當時，在痛苦中死去，是大多數終末期肝病患者的命運。

紀錄片《生命的“分”與“合”》截圖

當生命的鐘聲敲響倒計時，躺在病床上的人們，從1歲以下，到年逾花甲，大多四肢干瘦，皮膚蠟黃，嚴重者黃得發綠，腹部因積水而脹大，不得不插管排水。有人需要反復進入ICU，每天在意識模糊中度過。

許多人在等待，等待一場技術的突破，等待一個救命的主刀醫生。

1990年以來，中國肝移植發展迎來“第二次浪潮”。麻醉技術逐步成熟，更重要的是新型強效免疫抑制劑得到廣泛應用，排斥問題得以解決。

這意味著，為重癥肝病患者解除痛苦的時機到來了。一批在國外進修過器官移植技術的中青年學者回國，為當時中國的肝移植注入迅速發展的動力。

中山三院的肝移植團隊，順勢而起。一批技藝精湛的主刀醫生，在這一浪潮中成長起來。如今已是中山三院副院長的楊揚，便是其中一員。

中山三院副院長、肝臟移植中心學科帶頭人楊揚

一個主刀醫生的成長，從“圍觀”開始。最初，作為學生的楊揚，和大多數同學一樣，只能站在手術臺周圍，踮起腳尖，伸長脖子，視線越過正在做手術的醫生、助手的肩膀，努力看清手術的每一個細節。

看了一段時間，才能擔任助手。“助手還分為一助、二助、三助。”學生們先從三助、二助開始，做點簡單的工作，比如幫忙用工具把患者的腹腔撐開，或者幫主刀醫生剪斷手術線，拿著紗布為患者止血。盡管能做的事情有限，但三助、二助離手術更近，可以專心觀察學習。再后來，學生可以站到主刀醫生的對面，成為主要助手。熟悉助手工作后，才能拿上手術刀，做一些簡單的手術。

20多年前，楊揚剛剛拿上手術刀時，陳規劃和他調換角色，自己成了“助手”，隨時指點，防止紕漏。

楊揚記得，2000年前后的手術刀已經是電刀，拿在手里有分量，邊緣反射著手術燈的白光。患者的肝臟與周邊其他組織，就是被這把手術刀，細致地游離開來。那是一種比繡花還精細的工作，稍有不慎，就可能傷到周圍血管，導致出血。僅僅是將患者的肝游離出來，往往都要花費兩三個小時。

薄薄的手術刀，卻有千斤重。

終于有一天，楊揚獨自站上了手術臺。忐忑與興奮交雜，他看到老師陳規劃像往常一樣，穿好無菌手術服，搬來一張板凳，坐在臺下，目光越過臺前的其他醫生、助手，不近不遠地投向手術臺中央。

直到楊揚結束手術操作，抬起頭來，發現不知何時，老師已經悄然離開。那時他知道，老師放心了。

如今，楊揚已經能夠在每一臺手術中胸有成竹。他不僅是主刀醫生，也是助手、學生們的老師。

2026年3月19日，中山三院副院長、肝臟移植中心學科帶頭人楊揚（中）正在進行肝移植手術

2014年，他帶領團隊為出生僅25天的嬰兒實施了供肝捐獻手術，這也是當時國內最小年齡的捐獻者；2018年，團隊接收了一塊4歲8個月的兒童捐獻出的供肝，將其劈離后分別移植給兩個患兒，被劈分后的半肝僅成人手掌大小、重量僅200克；2019年，團隊開展了世界首例低齡兒童供肝完全左、右半肝劈離式肝移植……20余年間，楊揚主持或參與了3000余例臨床肝臟移植手術。

一個醫生的成熟，往往要花費四五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一個團隊的突破，則是一代代醫生之間的技術傳承。

傳承，讓他們走得更遠。

“在豆腐上手術”

在團隊技術不斷進步、成熟的過程中，一個比成人肝移植更為復雜的問題浮現出來——兒童肝移植。

嬰幼兒的體重往往只有幾公斤，小巧又脆弱，在醫學界，兒童肝移植被比作“在豆腐上手術”。這種手術更難，意味著孩子得到治療的機會更少。

楊揚看到，這些患兒情況不一。其中約2/3因患有先天性疾病導致肝功能衰竭，例如先天性膽道閉鎖，或遺傳帶來的代謝性疾病；另一些則是因服用藥物、病毒感染、腫瘤等后天因素，致使兒童肝功能衰竭，或是肝臟代謝受到影響致使全身代謝紊亂。

2010年以前，全國范圍內的醫院都較少開展兒童肝移植，只有北京、天津、上海的一些醫院經驗較為豐富。楊揚回憶，當時中山三院的肝移植團隊每年開展兒童肝移植多則10例，少則5例。“廣東甚至華南地區，很多需要接受肝移植的兒童患者，都要跑去北京、天津和上海治療。”

許多家庭不得不反復“北上”，為了治療和復查而高頻率奔波。路途的遙遠，加上治療費用帶來的經濟負擔，很多家庭被壓垮。一些家長在無奈之下，選擇放棄孩子的生命。

紀錄片《生命的“分”與“合”》截圖

公開資料顯示，我國每年有3000至5000名兒童由于各種先天疾病導致嬰幼兒終末期肝硬化，在肝移植手術成熟之前，90%的患者在1歲以前就會死亡。

現實常常令人心碎，也因此催人奮發。

早在21世紀初，中山三院便積極開展兒童肝移植。2003年肝移植團隊成立之初，一名患有先天性疾病的兒童就在這里接受了肝移植，團隊一直隨訪追蹤他的情況，如今這個孩子已經大學畢業，結婚成家。

2014年，中山三院肝臟移植中心組建了專門兒童肝移植團隊。

技術難題之外，兒童肝移植的供肝短缺問題也同樣棘手。活體親屬供肝是兒童患者的主要供肝來源：從直系親屬的身體里，切取一小塊肝臟移植給孩子，是他們活下去的選擇。

“割肝救子”的故事常常令人熱淚盈眶，但要完成它卻并非易事。有時父母的肝臟與孩子并不匹配，有時匹配了，供肝質量又有問題，比如父母經常會查出脂肪肝，此時就需要漫長的等待，等待父母通過不斷的體育運動讓肝臟回歸健康。

紀錄片《生命的“分”與“合”》截圖

驅使父母一往無前的是親情之愛，讓醫生們無法自外的，是對愛的共情。他們能做的，就是百折不回，攻克技術難關。

如何維持手術中孩子體溫的穩定，就是一道艱難的門檻。

作為主刀醫生，楊揚和同事們需要打開兒童患者的腹腔，暴露出肝臟，同時還要給患者輸液，補充液體藥物，這些操作都可能造成孩子體溫迅速下降。與此同時，親屬捐獻的部分供肝一般被保存在0-4℃的低溫環境中，如果直接放入36℃的孩子體內，體溫會迅速下降。這成了最棘手的難題。

接受肝移植的孩子大多體重很輕，最小的只有幾公斤，相比于幾十公斤重的成人患者，兒童的體溫波動更迅速。而體溫對于維持全身的器官功能至關重要。“如果人在野外，或是溺水，體溫下降到了32℃，心臟很快會出現室顫，甚至停跳。”楊揚說，“手術過程和輸液都會干擾患者的體溫，那么我們就得思考如何讓干擾降到最小。”

他們嘗試了很多方法。手術臺上會提前放好加熱墊，讓孩子躺在上面，除了腹部暴露出來，孩子的手、腳、頭頸部都得包裹起來，“幾十厘米高的小孩，被包得嚴嚴實實”。輸入孩子體內的液體藥物，也要提前加溫。手術室里，麻醉師和護士時刻盯緊監護儀上的數字，密切關注體溫波動。

手術室里的監護儀

楊揚解釋，兒童肝移植的手術過程和成人肝移植相同，但操作難度大很多。一個幾公斤重、幾十厘米高的孩子，血管比成人細很多，“有的可能直徑都不到一毫米”。

醫生們要穿針引線，把孩子的血管和供肝上的血管縫合。“每一針都很重要，一針縫得不好，血管可能就縫窄了，就會產生很多并發癥，甚至會導致移植失敗。”

手術臺上，楊揚和同事們常常要用上放大鏡甚至顯微鏡。纖細的不只是孩子的血管，還有針線，“不用放大鏡都看不見”，有的線只有頭發絲的幾分之一粗細，必須借助顯微鏡才能看清。吻合門靜脈最快，大概需要5分鐘，吻合腔靜脈，則要10分鐘左右。最復雜的是肝動脈，最細小，有時還分為好幾支，每一支的吻合都得花上幾十分鐘。

“要把它縫牢，還不能因為縫合導致它內徑變窄。”楊揚說，每次精細操作結束，眼睛都累得難以名狀。

紀錄片《生命的“分”與“合”》截圖

需要呵護的不只是孩子，還有捐肝的父母。活體供肝移植手術的特殊之處在于，要從一個健康人的體內取走一部分肝臟。最大限度地降低并發癥概率和減少損傷，確保供體安全，是活體供肝移植的第一原則。

過去，從親屬體內切取部分肝臟，都是開腹手術。隨著腹腔鏡技術的成熟和廣泛應用，2023年5月，中山三院肝臟移植中心成功實施全腹腔鏡下活體供肝切取。這是華南首例，中山三院也成為國內少數掌握這項技術的醫療機構。手術中，楊揚和同事們只需在供者的腹部打幾個直徑約1公分的小孔，利用腹腔鏡等器具通過小孔切取部分肝臟，最后在恥骨上方切一個小口，把肝臟取出來。

用腹腔鏡取肝，不僅要把肝臟切下來，還要保證切下的肝臟能夠完好地移植給孩子。“目前活體供肝移植，我們已經全部采用腹腔鏡取肝，成功率是100%。”楊揚說。

100%，這是對拳拳父母心最莊重的珍惜。

一肝救兩命

困住終末期肝病兒童的，不只是肝移植技術。更大的難題在于供肝短缺。

即使有活體親屬供肝這一途徑，很多患者家庭依然沒有機會。父母的肝臟可能和孩子不匹配，或者存在其他疾病達不到捐肝要求。與此同時，親屬捐肝是要對一個健康人進行肝臟部分切除手術，有一定的并發癥和死亡風險。受體移植后仍有可能死亡，這在醫學上容易理解，但供體死亡“是絕對不能允許的”。即使風險降到最低，術后的休養、照護，對于一個已經為疾病付出大量時間和精力的家庭來說，是另一重打擊。

紀錄片《生命的“分”與“合”》截圖

根據《人體器官捐獻和移植條例》等現行法規，活體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體器官捐獻人的配偶、直系血親或者三代以內旁系血親。因此，如果沒有親屬捐獻供肝，等，就成了患兒的唯一選擇。即便等到了，供肝大多來源于成人，對兒童來說太大了。同時，從幾個月到十幾歲，兒童的體重差距很大，對肝臟的要求也不一樣。

孩子太小，要等待年齡、體重相仿的孩子捐出肝臟，有一種“天荒地老”般的不確定性。但孩子們等不起，一些患者處在急性期，挽救的時機只有一兩周。

楊揚和同事們見過很多等不到肝源的兒童患者。

“你就看著他昏迷不斷加重，腦水腫起來了，瞳孔逐漸散大，反應越來越遲鈍，后來自主呼吸也沒有了，但是沒有肝，沒有辦法。”易述紅能深切地體會到這個變化過程中，孩子以及家人所承受的身體的和心理的痛楚。

2026年3月19日，中山三院肝臟移植中心主任易述紅教授在查房過程中與做完肝移植手術的兒童互動

“有肝了嗎？”經常是患兒家長看見醫生時說出的第一句話。

2020年，嘉怡便在中山三院等待一塊與自己匹配的供肝。那年，她7歲。

出生不到一歲，她被診斷出患有“朗格漢斯細胞組織細胞增生癥”，一種先天性疾病。輾轉多家醫院，接受了兩個月化療，后依靠長期服藥，控制住了病情。但安穩的生活只過了幾年，嘉怡的肝臟一點點硬化，她開始頻繁吐血。

一個早晨，嘉怡快要去上幼兒園，突然感覺自己不想吃飯，想吐。她走進廁所，感覺變得強烈，然后吐出一團血，還有“不知道是什么的黑色東西”。這是她記憶里第一次吐血。“我不敢相信自己還會吐血，就想我是不是要死掉了。”

嘉怡媽媽記不清跑過多少次急診。一次嘉怡在凌晨兩三點吐血，父母叫了網約車，司機看到一個消瘦的小孩，臉色慘白，嘴里不斷往外吐血，不敢接，直接開走了。他們叫了三輛車，才終于遇到一個愿意送他們的司機。

2020年冬天，嘉怡被轉入中山三院，醫生建議她接受肝移植。父母起初有些猶豫，而嘉怡的病情已經不容等待。那幾個月，她幾乎每周都會吐血、被送進ICU。ICU費用高昂，血止住了，父母就把她接回家，“出來第二天又進去了”。

反復十幾次后，嘉怡虛弱到走不動路。父母決心讓她接受肝移植，嘉怡爸爸的肝臟與嘉怡匹配，他想用自己的肝救女兒，這樣更快、更保險。可嘉怡媽媽、家里的長輩，甚至公司里知情的領導，都來勸阻。嘉怡爸爸的工作收入，是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過去為了給嘉怡治病，幾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錢，如果爸爸動了手術，需要長時間住院恢復，家里很難再支撐下去。“他內心挺掙扎的，后來也哭了。”

就這樣，嘉怡進入了醫院的等待名單。

接受肝移植三年后，嘉怡在中山三院復查

在中山三院，每天大約同時有100個病人在等待肝源。醫院根據病患的膽紅素、血肌酐等指標，對終末期肝病患者的病情進行評分，病人在排隊名單上的位置與評分高低有關。評分反映了病人在等待期間的死亡率，和術后的存活率。

有感于供肝短缺的現實困境，中山三院肝移植團隊在陳規劃教授的帶領下開始探索解法，把目光轉向了當時在國內尚未成熟的劈離式肝移植。

肝臟供需的矛盾，兒童供肝的短缺，不只存在于中國，也是一項世界性難題。

1981年，兩名法國醫生嘗試開展世界首例減體積肝移植，將成人供肝修剪至合適的大小，再移植到兒童體內，此后逐漸成為兒童肝移植的標準手術方法。但在緩解兒童供肝短缺的同時，減體積移植沒有增加供肝數量，反而浪費了供肝的其他部分。直到1988年，德國醫生實施了首例劈離式肝移植手術，成功將一個供肝劈離成左外葉和右三葉兩部分，分別移植給一名兒童和一名成人。

“一肝兩受”，首次在手術臺上成為現實。

我國的第一例劈離式肝移植手術開展于2001年7月，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的李宏為、彭承宏團隊，將一塊肝臟劈分移植給兩名成年女性患者。此后，我國其他醫院也有零星開展劈離式肝移植的記錄。數字精確地印在楊揚的腦海里：“一直到2015年，我國肝臟的劈離率只有1%上下，不到2%。”

解法早已浮現，但仍未找到合適的土壤。2015年前，我國尚未建立完善的器官捐獻制度。制度與技術等多種因素限制下，劈離式肝移植在國內始終無法成規模開展。

截至2026年6月11日，我國公民逝世后人體器官捐獻數為66841

經過長期試點后，2015年，我國實現了供器官來源的根本轉型，公民去世后器官捐獻體系的建立，為規模開展劈離式肝移植手術提供了機遇。

陳規劃教授解釋，制度的變化，意味著供肝的狀況更加可控。劈離式肝移植要求術前對供肝進行全面評估、精準匹配，術中精細操作、多學科團隊配合，這樣才有助于減少移植后的并發癥，提高患者存活率。制度的完善，為劈離式肝移植技術的發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間。

中山三院的第一例劈離式肝移植手術開展于2014年。共享同一個供肝的，是14個月大的嬰兒小熙，和一名51歲的中學教師。在陳規劃教授的帶領下，楊揚和易述紅擔任主刀醫生，花費10多個小時圓滿完成手術。手術第二天，小熙就吵鬧著要喝奶，他原本皮膚發黃，術后黃疸指數下降到了此前的五分之一，“膚色看起來漂亮多了”。中學教師的恢復也很迅速，術后不久就能下地行走。至今，這兩名患者仍然健康存活。

作為我國華南地區規模最大的肝臟移植中心，中山三院肝臟移植中心承接了區域內很多終末期肝病患者。面對這些患者的等待，劈離式肝移植成了一條必須要走的路。

制度、技術與需求的拼圖，終于在這里緊密吻合。2019年，中山三院兒童肝移植手術達到100例，院方為患兒家庭舉辦了一次“新生慶典”，邀請患兒家庭分享自己的就醫經歷。此時，中山三院完成的劈離式肝移植例數已經位居全國第一。

中山三院肝臟移植中心

“目前，我們的肝臟劈離率已經超過30%，同時劈離的成功率與活體肝臟移植達到了同樣的效果，5年的生存率超過90%，甚至超過了全肝移植的療效。”楊揚說。

劈離式肝移植的成熟，大大縮短了兒童患者等待肝源的時間。

2023年，不到1歲的羽宸在中山三院確診為先天性膽道閉鎖，需要接受肝移植。等待肝源期間，逐漸衰竭的肝臟在他體內引發炎癥，他每隔幾天就發燒，有時高燒接近40℃。有時候，膽汁的淤積引發腹痛，他還不會說話，只能用哭鬧來表達。父母能做的，就是帶他去醫院打點滴、吃退燒藥，暫時控制體溫，熬過等待。

樂樂和他的父母同樣經歷了等待的煎熬。確診先天性膽道閉鎖時，樂樂只有3個月大，當時他的病情較為穩定，父母決定先等一等肝源，實在等不及了再自己捐肝救孩子。

大概一個月后，羽宸和樂樂都等到了供肝。羽宸和另一個成人患者共享了一塊肝源。樂樂也與另一個患者共享肝源，但他們的供肝更為特殊，它來自一個1歲10個月的逝者，這也是全世界年齡最小的接受肝臟劈離的供體。如今，樂樂平安地迎來了1歲生日，羽宸也已經快滿4歲。

羽宸和另一個成人患者共享了一塊肝源，如今已經快滿4歲

術后住院一個月，樂樂可以回家了。樂樂爸爸接到通知，從汕頭趕來接孩子和媽媽。他記得那天特別開心，開車回家的高速路上，每一個休息的間隙，他都給樂樂拍個視頻，發給家里人看。

視頻里，樂樂和普通的嬰兒一樣，有時笑著，有時哭鬧。藏在他身體里的病痛，好像都被醫生趕走了。

“做大醫”

劈離式肝移植技術的成熟，不僅是解決兒童肝移植難題的有效辦法，技術進步同樣惠及苦苦等待供肝的成年患者。

2023年，張成在中山三院接受了劈離式肝移植。

張成接受肝移植后在中山三院復查

起初，他只是肚子不舒服。在家附近的診所，醫生把了脈，說是風寒感冒。張成吃了一周的感冒藥，沒有效果，他又去當地的大醫院抽血檢查，其中一個指標很不正常。醫生說，那個數字和肝有關。

一個月里，他瘦了接近20斤。在ICU，他每天游走在意識喪失的邊緣。一次清醒過來，摸到床邊的護欄，看見身邊照護自己的護士，他以為自己被綁架了，吵著讓人拿來手機，打110報了警。

哪怕在清醒的時候，他也總覺得自己身處一個迷幻的世界，無法準確感知周圍的一切。在ICU住了整整一周，他都記不起這個重癥病房的樣貌。

2023年3月，張成從家鄉惠州來到了中山三院。他的肝硬化狀況較為危重，醫生建議他接受肝移植手術。他沒有花太長時間等待，半個月后，他就被推進了手術室，和另一個不到一歲的嬰兒一起，共用了一塊肝臟。

從手術中蘇醒過來，張成發覺渾身輕松了不少。回到家，他一邊調養身體，一邊開直播唱歌，向網友分享自己的經歷。現在他已經和每個普通人一樣，能慢跑鍛煉身體，也能騎著自行車出門到處轉悠。他正在學習電工知識，準備考個電工證，工作、賺錢、養家。

很多人和張成一樣，“去鬼門關走過一遭”，又在中山三院手術室被拉回人間，回到生活的正軌里，得以重新想象自己的未來。在中山三院，平均每月開展肝移植手術約15例，每年則有150至300例。人們看見的是，他們病危了，他們又回來了。

現在張成已經和每個普通人一樣，能慢跑鍛煉身體，也能騎著自行車出門到處轉悠

而在看不見的地方，知識、技術的量變持續積累，一俟時機成熟，就會發生醫學突破。“雙成人劈離式肝移植”，是中山三院肝移植團隊對救命技藝的再次革新。

傳統的劈離式肝移植，大多是把肝臟切成“一大一小”——大的右三葉給成人，小的左外葉給孩子。而當兩個成人患者都需要供肝時，雙成人劈離就得把肝臟從正中間一分為二，最大難點在于肝中靜脈——它只有一條，卻要同時滿足左右兩半的血液回流。傳統方法中，若把肝靜脈分到左側，右側就要用其他血管“修修補補”，容易使肝臟淤血。

在一次次臨床的摸索和實踐中，楊揚帶領團隊研究出一種新的方案：將肝中靜脈沿正中間縱向劈開，再用捐肝逝者的血管組織做成“補丁”貼合上去，把一條靜脈改造成兩條各自獨立的通道。這就好比把一根共用管道剖開、補上另一半，左右兩側都有了專屬回流路徑。

從此，只要肝臟大小合適，無論靜脈分支多復雜，中山三院都能安全劈分給兩個成人。

對于中山三院的肝移植團隊來說，磨煉自身的技術，遠不是終點，更重要的是帶動整個醫學界的肝移植學科共同發展。楊揚稱之為“做大醫”：“你自己做，你只能做一個（患者），教會100個醫生做，就能做100個（患者）。”

團隊致力于把活體供肝移植、劈離式肝移植的技術標準，推廣到更多醫院和手術臺上。“臨床醫學學科建設的頂尖目標，就是讓盡可能多的患者受益。”

紀錄片《生命的“分”與“合”》截圖

多年探索，在中山三院肝臟移植中心積淀為一套劈離式肝移植技術體系，囊括供肝評估、手術實施、圍手術期管理等各個環節的技術細節。醫生們總結、編寫了國內首部《劈離式肝移植》專著，成立華南劈離式肝移植聯盟，連續舉辦5屆全國學習班。

早期來中山三院進修的肝移植醫生，很多只是為了“拿證”，因為沒證就不能做器官移植手術。楊揚說，現在不一樣了，“（醫生們）可能已經會做了，也有證，但是他還來（中山三院）專門學劈離移植或者兒童移植，他們是來提升的”。

一些外省的醫院主動向中山三院提出需求，碰上適合劈離的肝臟，他們愿意和中山三院共用，在劈肝的過程中學習技術。有些醫院的醫生則會主動飛到廣州，現場觀摩中山三院的劈離手術、學習術后管理的細節。楊揚知道，對于外科醫生來說，現場非常重要，“眼見為實”，所以有時也會邀請前來觀摩的醫生一起上手術臺，操刀實踐。

經驗從中山三院，傳播到廣州市更多的醫院，再到中山市、佛山市，甚至抵達了更遠的四川、廣西。劈離式肝移植的核心技術，在全國半數以上的肝移植中心得以推廣和應用。在全國，劈離式肝移植也開展得越來越多，21世紀初，我國供肝的劈離率不到2%，現在已經上升到了10%左右。

由黃潔夫主編、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基金會組織編寫的《中國器官捐獻和移植發展報告（2024）》顯示，2024年，我國共有超18萬名器官衰竭患者在等待器官移植，其中肝臟移植等待者約2.5萬人。與之相對，同年完成肝臟移植的患者僅為7188人。供與需的缺口，廣泛存在于我國的器官移植領域，落入缺口之間的患者，無一不經歷著病痛的煎熬。

紀錄片《生命的“分”與“合”》截圖

中山三院肝移植技術的推廣，努力縮小著這一缺口，讓更多人脫離苦海。按照當前數據，保守一點估計，如果每年有6000個供肝被捐獻出來，劈離率每上漲一個百分點，意味著其中60個供肝每個能多救一人，那么就有約60個患者和他們背后的家庭得以保全。

“眾生被困厄，無量苦逼身。”病人之苦，就是醫生們的動力。

“要做‘大醫’，而不是滿足于做一個小醫生。”這是他們口耳相傳的信念。

在信念驅動下，醫學技藝就像一朵蒲公英，和風輕拂，一粒粒種子飛旋擴散，遠播他鄉。

（除楊揚、易述紅、陳規劃外，文中受訪者皆用化名）

歡迎觀看南風窗原創紀錄片《生命的“分”與“合”》

本文首發于《南風窗》雜志第12期

作者 |祝越

攝影 | 郭嘉亮

編輯 | 何承波

值班主編 | 張來

排版 | 八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