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世界杯淪為特朗普的馬戲

當地時間2026年6月11日，美加墨世界杯正式開賽。這是歷史上第一次由三個國家聯合主辦、也是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屆世界杯，包括48支球隊、104場比賽、16個主辦城市。按照八年前那份名為“聯合申辦”的方案設計者的初衷，這應當是一場展示北美大陸團結與繁榮的盛大派對。但在開賽第一周，占據新聞頭條的不是進球，不是黑馬，甚至不是梅西和C羅的最后一舞，而是一個又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美國與其中一個參賽國伊朗仍處于戰爭狀態；國際足聯（FIFA）選派的索馬里裁判在邁阿密機場被扣留11小時后遣返；一名伊拉克球星在芝加哥奧黑爾被扣押了7個小時；多支球隊的官員和工作人員被拒簽；伊朗隊被迫將訓練基地設在墨西哥蒂華納。2026年世界杯，正在成為一場前所未有地被政治人格所定義和劫持的賽事。

當地時間2026年6月11日，墨西哥墨西哥城，2026美加墨世界杯開幕式的煙花表演。視覺中國 圖

這屆世界杯與唐納德·特朗普的糾纏，從八年前聯合申辦時便已埋下了伏筆。根據俄勒岡州太平洋大學政治學家朱爾斯·博伊科夫（Jules Boykoff）的研究，2017年聯合申辦方案敲定前后，人們私下里普遍認為，2026年世界杯開賽時，特朗普不會還在臺上。這個假設完全落空了，賽事因此面臨了一連串本可以避免的挑戰。6月10日，《大西洋月刊》助理編輯拉斐拉·吉尼奇（Rafaela Jinich）在該刊評論《分裂的世界杯》（The Divided World Cup）中寫道，特朗普“無視了長期存在的區域聯盟關系”，包括關稅戰、吞并加拿大的威脅和南部邊境的國家緊急狀態，這一切都在賽事前夕密集上演。

八年前，當三個美洲鄰國坐在一起敲定那份聯合申辦方案時，大概沒人能想到賽事將以這樣的方式開張。當時的愿望是北美一體化的美好圖景，背后是維持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框架。但在本屆賽事中途的7月1日，三國將重新談判《美墨加協定》（USMCA），即特朗普去年12月威脅要徹底放棄的、連接三國經濟的法律框架。如果該協定崩潰或被掏空，連接三個簽署國的供應鏈、投資流動和勞工安排可能瓦解。如吉尼奇所寫：“這屆世界杯成了一面鏡子，映照出這一紐帶已變得何等破碎。”曾經那幅團結的愿景如今已不合時宜，吉尼奇用一句話道出了世界杯之于美加墨的真實含義：一屆檢驗北美分裂程度的世界杯。

面對特朗普政府的種種顢頇行為，國際足聯主席詹尼·因凡蒂諾（Gianni Infantino）的反應，不是回避，而是毫無保留地迎合。6月10日，《新共和》資深編輯亞歷克斯·謝潑德（Alex Shephard）在該刊發表題為《2026年世界杯能從特朗普和因凡蒂諾手中被拯救出來嗎？》（Can the 2026 World Cup Be Rescued From Trump and Infantino?）的評論，文章把因凡蒂諾形容為“儀式性自貶的大師”，像藤壺一樣吸附在特朗普身上。因凡蒂諾出席了特朗普的就職典禮，戴著紅色MAGA帽子在國事訪問中頻頻露面，甚至親手設立了荒唐的人造獎項“國際足聯和平獎”并頒給了特朗普，而后者幾個月前還在抱怨自己沒拿到諾貝爾和平獎。“因凡蒂諾當然不在乎國家主權或人類苦難，”謝潑德寫道，“他在乎的是他自己以及由此延伸出去的國際足聯能從這屆賽事中得到他想要的東西。”

這個“想要的東西”是什么？答案顯而易見——錢。據《新共和》報道，國際足聯預計從本屆賽事中榨取上百億美元，包括創紀錄的票價、動態定價系統、轉售平臺的雙向抽成、數百美元的停車費，以及上下半場強制安排的“補水暫停”（恰好是廣告時段）。因凡蒂諾需要數千萬美元來討好211個成員協會，這是他競選連任的籌碼。“對因凡蒂諾來說，世界杯是混亂不堪，還是爭議四起，這并不重要。他只需要那臺印鈔機源源不斷地涌出厚厚的綠票子。”討好特朗普以確保這場斂財行動順利進行，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代價。

因凡蒂諾向政治權力極盡諂媚的“黑歷史”由來已久，然而特朗普在其中卻是獨特的。如駐柏林的體育與政治記者戴夫·布拉內克（Dave Braneck）在《雅各賓》雜志的書評文章《美國把世界杯帶到了新低點》（America Brings the World Cup to a New Low）中所分析的：“特朗普創造了一種獨特的體育洗白變種：以欺詐和公開的金融腐敗為核心，但對塑造正面媒體敘事完全不屑一顧。”卡塔爾花了大量金錢和精力來洗白其國際形象，這意味著他們要密切注意操控圍繞其致命移民勞工問題的國際批評報道，并且竭盡全力確保到來的球迷擁有安全、順暢的體驗，從而扭轉西方公眾對這個國家真實面貌的看法。而美國呢？在世界杯即將到來之際，美國在海外的窮兵黷武和在國內的嚴酷鎮壓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特朗普“似乎根本不在乎有沒有外國訪客來看比賽，更別說他們是否玩得開心了”。

布拉內克的文章其實是一篇書評，評的是朱爾斯·博伊科夫今年出版的新書《紅牌：2026年世界杯、體育洗白與國際足聯貪腐機器》（Red Card: The 2026 World Cup, Sportswashing, and the FIFA Greed Machine）。博伊科夫是體育政治領域的資深研究者，此前著有《權力游戲：奧運會的政治史》（Power Games: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Olympics）等作品。在這本新書中，他梳理了“體育洗白”從古羅馬的“面包與馬戲”、1930年代法西斯意大利和納粹德國的體育狂歡節、1978年阿根廷軍政府世界杯，直到卡塔爾和北美等現代版本的演變脈絡。

博伊科夫指出，“在體育界，沒有哪個領導人比因凡蒂諾更多地推動了全球向法西斯主義的轉向”，這位本應堅守政治中立的國際足聯主席在俄烏沖突爆發后迅速將俄逐出賽事，卻在一場種族滅絕正在進行之際任由以色列正常參賽。因凡蒂諾本人也深度介入了特朗普的“和平委員會”及其極度虛偽的重建加沙承諾。在特朗普送給他的MAGA小帽下，他笑得合不攏嘴，還抽空代表國際足聯承諾出資7500萬美元建設足球基礎設施，包括一座兩萬個座位的體育場——而這片廢墟恰恰是特朗普首先幫助制造的。

不過，布拉內克也指出了該書的一個不足：博伊科夫斷言“舉辦世界杯毫無疑問加速了特朗普治下緩慢滑向威權主義的過程”，但未能在特朗普的威權體制與舉辦世界杯的具體機制之間建立足夠清晰的因果聯系，畢竟，沒有世界杯，特朗普的鎮壓手段也已足夠嚴厲。

2026年6月10日，因世界杯被美國拒絕入境的索馬里裁判奧馬爾·阿爾坦回到摩加迪沙，他誓言要參加2030年下一屆世界杯。視覺中國 圖

最典型的案例是索馬里裁判奧馬爾·阿爾坦（Omar Abdulkadir Artan）。作為被選中執法本屆比賽的裁判之一，這位東非最好的足球裁判本將成為第一位執法世界杯的索馬里人。他抵達邁阿密后直接被邊境官員扣押，被盤問了11個小時，然后被送上飛往伊斯坦布爾的航班。邊境官員將他和索馬里伊斯蘭青年黨（Al Shabaab）聯系在一起，但阿爾坦告訴《紐約時報》：“我有正確的文件和一切，我有正確的簽證。”6月11日，駐華盛頓作家兼記者伊沙安·塔魯爾（Ishaan Tharoor）在《紐約客》發表題為《世界杯能否超越特朗普？》（Can the World Cup Transcend Donald Trump?）的報道，文章寫道，國際足聯的回應是發表了一份滿不在乎的聲明，稱自己“不參與主辦國的移民程序”；因凡蒂諾在周三的新聞發布會上則告訴批評者“冷靜”，還說道：“我們不是統治各國政府和警察力量的世界之王。”

這樣的故事讓此前的世界杯抵制運動顯得相當諷刺。作為卡塔爾和俄羅斯世界杯最強硬的批評者，西方自由派媒體如今面對自己陣營的世界杯，語調變得微妙起來。前英格蘭國腳伊恩·賴特（Ian Wright）發布了一段視頻，指出西方輿論對特朗普治下的世界杯“表現出較少的道德憤怒”：“這就是東道主為世界上最偉大的賽事所做的行為嗎？我同情那些對此渴望已久的美國足球球迷，他們該多么尷尬。”

那么，足球本身呢？足球能否超越這一切？

塔魯爾在《紐約客》的結尾處寫下了一個溫暖的故事：四年前的卡塔爾，當摩洛哥爆冷擊敗西班牙后，他擠在一輛滿載的多哈地鐵車廂里，與摩洛哥人、埃及人、印度人、菲律賓人、巴勒斯坦人、美國人擠在一起，有不敢相信的淚水，也有為弱者豪勇而狂喜的笑聲。“陌生人之間的那種團結是任何世界杯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東西，即使美國總統也無法毀掉它。”謝潑德在《新共和》的結尾則更加直接：特朗普可以毀掉尼克斯隊，可以毀掉白宮，可以毀掉美國，“但他真的無法對世界杯造成什么實質傷害。在這104場比賽中，將會有很多提醒我們：世界上有太多東西是金錢和權力所無法玷污、扭曲或腐蝕的。”

必須承認的是，這樣的樂觀語調聽起來越來越像一種自我安慰。畢竟，此前的世界杯主辦國（南非、巴西、俄羅斯、卡塔爾）在賽事期間都有強大的動力將爭議降到最低，因為它們需要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正面形象。特朗普不需要展示任何形象，他不是來交朋友的。如謝潑德所說，特朗普“甚至不需要刻意制造爭議，他日常所做的每一件事本身就已經在讓一切變得不可能”。賽事不過是一場“虛榮表演”（vanity show）。

這或許比一場糟糕的世界杯更讓人感到不安。當你習慣了“體育洗白”這個分析框架（即政權利用體育來美化自身形象），你會發現最令人困擾的，不是那些試圖洗白自己的國家，而是那個根本不覺得有必要洗白自己的國家。

當馬丁·斯科塞斯擁抱AI

本月初，美國著名導演馬丁·斯科塞斯公開為一家名為黑森林實驗室（Black Forest Labs）的人工智能公司背書，引發了好萊塢乃至歐美電影界的一片嘩然。在發布在黑森林實驗室官網上的聲明中，斯科塞斯熱情稱贊了AI的便捷性，并稱自己與這家公司聯手，是為了“突破創造力的界限，為觀眾創造更深刻、更豐富的體驗”，并表示只有125年歷史的電影是一種“年輕的媒介”，因此需要創作者對其抱有更加開放的態度。此前，這位國際知名的大導演就曾因其尖銳的言論引起過輿論風暴，例如他指責漫威宇宙的一系列影片都算不上“電影”，而只是在創造主題公園。如今，作為當下最為重要的電影藝術家之一，斯科塞斯公然為AI公司站臺，從立場姿態，再到他的聲明，無一不處在輿論的風口浪尖上，被同行、觀眾以及媒體反復檢視。

2026年6月5日，美國紐約，馬丁·斯科塞斯出席翠貝卡電影節《出租車司機》（Taxi Driver）放映活動。視覺中國 圖

如同斯科塞斯在聲明中所述，他的不少作品其實都不排斥運用最新的數字拍攝技術，包括但不限于《雨果》中的3D特效場景，以及《愛爾蘭人》這一個近年來更為著名的案例。后者在后期制作中，為了讓年事已高的羅伯特·德尼羅能夠演好一名中年黑幫分子，大膽地引入了減齡技術，讓最終呈現在成片里的德尼羅一下子年輕了不少。不過，當時該片所采用的減齡技術確實在一方面讓德尼羅回到了他的中年時期，但另一方面卻只能在容貌上作文章，對于衰老帶來的動作遲緩也無能為力。在《愛爾蘭人》中，不少場景涉及德尼羅所扮演的角色的動作場面，包括一些上下樓梯的段落，細心的觀眾可能會發現，這些段落最終呈現出來的，可能就是一個老態龍鐘的中年人小心翼翼地走下樓梯。

但如今，斯科塞斯決定擁抱AI，因為這可以讓他可以更清晰高效地與創作團隊分享他的創作構思，包括與美術指導、藝術指導和攝影師合作。伴隨著斯科塞斯和黑森林的合作公告一同發布的，還包括一段拍攝于斯科塞斯紐約辦公室的視頻，里面展示了斯科塞斯如何利用黑森林實驗室的生成式AI模型來輔助繪制場景分鏡。隨后，斯科塞斯也分析了他在自己的名作《好家伙》一片中，利用斯坦尼康完成的一段跟隨拍攝的長鏡頭。這個著名的段落不僅是典型的斯科塞斯式手筆，體現了他所成長那個與曼哈頓大相徑庭的、“窮街陋巷”中的紐約，同時也已然是電影史上最為經典的長鏡頭場景之一。在這個場景中，鏡頭跟隨雷·利奧塔飾演的角色穿過一座夜總會，而斯科塞斯清楚地指出了該場景中的每個細節是如何被精心安排設計完成的。而他的結論則是，一旦有了AI的輔助，一切都會變得更加簡單、快捷，也會減少劇組的疲勞。

隨著這次合作浮出水面，斯科塞斯和黑森林實驗室的關系也得到了各方關注。該公司的首席執行官羅賓·隆巴赫（Robin Rombach）就告訴《紐約時報》，稱斯科塞斯與他們的合作“有力地證明了這種模式的可行性”。2024年，隆巴赫共同參與創立了黑森林實驗室公司，總部位于德國的弗賴堡。斯科塞斯的發言人表示，斯科塞斯是通過一家投資公司與該公司牽上線的，因為后者也是黑森林實驗室的投資方之一；其聯合創始人里克·約恩（Rick Yorn）則正是斯科塞斯的經紀人。另據《紐約時報》報道，好萊塢業內頂級的新演藝經紀公司（CAA）的聯合創始人邁克爾·奧維茨（Michael Ovitz）也參與了此次合作，他同樣投資了黑森林實驗室；不過，截至目前黑森林實驗室并沒有明確回應斯科塞斯是否同樣投資了該公司。

與斯科塞斯一樣對AI抱有積極態度的好萊塢知名導演并不少。例如，《阿凡達》系列的導演詹姆斯·卡梅隆就是Stability AI公司的董事會成員，正是該公司開發了文本轉圖像模型Stable Diffusion。另外，《指環王》系列的導演彼得·杰克遜上個月在戛納電影節的大師班上也表示，他“不討厭”AI，并將其視作“特效”；在彼得·杰克遜操刀的最新披頭士樂隊紀錄片中，也不乏AI修復畫質的痕跡。此外，達倫·阿羅諾夫斯基導演的工作室，就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在一系列短片中重現了歷史場面，而另一位名導史蒂文·索德伯格則利用AI技術在一部關于約翰·列儂的紀錄片中設計并創造出相應的場景。在斯科塞斯的聲明中，他也明確提到，自己將使用AI來實現自己分鏡想法的視覺化，而這么做恰是如前文所說，是為了讓自己的想法更好地為劇組其他成員所了解，從而更好地推進拍攝工作。斯科塞斯所提倡的AI能更加高效、便捷地賦能電影拍攝的想法，也呼應了他的老友史蒂文·斯皮爾伯格的觀點。斯皮爾伯格就在最近表示，AI可以通過執行諸如勘察場景之類的任務來幫助創作者“節省精力”，但也表示，AI應該只是“一個大型工具箱中的工具”，不應該對任何創意擁有“最終決定權”。

不過，反對AI的好萊塢知名創作者同樣不在少數，例如“墨西哥三杰”之一的吉爾莫·德爾·托羅在去年十月接受《好萊塢報道》采訪時被問及對AI滲透創意領域的看法，對此德爾·托羅表示，沒有人希望看到這種情況發生，而他寧愿死也不愿在電影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斯科塞斯發布和黑森林實驗室合作的聲明之后，對斯科塞斯的抨擊顯然來得更加猛烈。其中之一是來自曾被他貶損為主題公園而非電影的漫威電影的參與者——曾在《復仇者聯盟4：終局之戰》、《黑豹》和《奇異博士》等漫威電影的美術部門工作的卡拉·奧爾蒂斯在X上寫道：“他（斯科塞斯）把所有和他合作過的分鏡藝術家都拋棄了，因為他用很可能是模仿這些分鏡藝術家作品的模型摧毀了他們的生計。利用他的影響力和權力去做這種事，真是太令人作嘔了。”動畫導演塞繆爾·迪茨則表示：“我畫一個鏡頭的分鏡只需要幾秒鐘，完全沒有理由需要用竊取數百萬藝術家作品的人工智能來幫你畫分鏡，有點自尊心，尊重你的同行吧。”甚至也有同行質疑，斯科塞斯其實根本不關心AI是否真的能夠用于輔助乃至優化電影拍攝流程，稱他的聲明純粹是在利益驅使下作出的象征性姿態。

黑森林實驗室（Black Forest Labs）

顯然，包括斯科塞斯在內的支持AI的觀點，和反對斯科塞斯的意見之間，正處在一種行業關懷的搖擺狀態——前者認為AI能緩解漫長勞動帶來的疲乏，后者則更關心整個行業那些未能被清楚看見的從業者們的權利和勞動價值。在斯科塞斯發文宣布和黑森林實驗室的合作之后，美國藝術指導工會就發文抨擊了這位電影大師。在聲明中，藝術指導工會指責這位好萊塢最負盛名的導演“背棄了那些在他職業生涯中幫助他創作出最令人難忘作品的人們”。聲明還指出，斯科塞斯推廣生成式AI產品，實際上無視了藝術指導協會下的各個工種的代表成員們，包括藝術指導、平面設計師、插畫師、制作設計師、布景師、置景師以及其他才華橫溢的專業人士的付出。截至目前，斯科塞斯尚未就此事回復包括《綜藝》在內的美國媒體的追問，或許他真的如一些批評者所說是“收錢辦事”，又或許他在年事已高但壯心不已的情況下，發自內心地希望AI能夠讓他省時省力地將仍未實現的想法付諸實踐。但這次爭論或許也能更好地反映出當下不同創作環境對于AI與電影創作關系的多元想法。在一個更加尊重創作者（無論名氣、咖位）、更加具有行業關懷意識的環境中，自然不會有鼓吹全盤接受AI的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