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寶南遷

抗日烽火中故宮文物遷徙之路（上）

張小英 劉冕

神武門展廳一層，有一件特別的文物——舊木箱，上面劃痕密布，疊壓封條，一把老鎖銹跡斑斑，向人們訴說著那段慷慨悲壯的歲月：

1933年山海關淪陷后，為防日寇劫毀，故宮博物院1.3萬余箱文物精品，從北平遷存上海、南京，后在紛飛戰火中，分三路南渡西遷十余省。抗戰勝利后，又經歷了東歸、遷臺和北返，歷時二十多載，輾轉數萬里，顛沛流離中完成了世界文物史上規模最大、行程最長、歷時最久的“國寶長征”，創造了戰爭環境下保護人類文化遺產的偉大奇跡。

奇跡背后，是故宮守寶人在破碎山河中的不離不棄，是逃難同胞為國寶讓路的深明大義，是國際友人在大轟炸中的凜然守護……

“文化一亡，永無補救”

1933年2月5日，夜幕低垂，故宮博物院大門打開。一大批人力車夫拉著排子車，匆匆進入神武門。

太和門前廣場上，擺滿了貼著封條的大木箱。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易培基身披斗篷，現場坐鎮指揮，一件件木箱被有序運出太和門，經過午門，直奔北平西站。

1933年3月，太和門廣場上等待起運的文物箱件。

沿途全線戒嚴，兩旁軍警持槍而立。火車站里，兩列全副武裝的火車，正靜靜等待這些木箱抵達。100名東北憲兵在車外守護，車廂內遍布持槍憲警。這些木箱里裝的，是故宮精挑細選的文物，是舉世無雙的國寶。它們，要與日寇的炮火“賽跑”。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易培基就開始醞釀故宮文物南遷一事。

易培基是故宮博物院的締造者之一。1924年，他在北洋政府任教育總長，與同是國民黨元老的李煜瀛一起，策動馮玉祥驅溥儀出宮。故宮收歸國有后，清室善后委員會成立，易培基是其核心成員。1928年北伐成功后，易培基被委任為故宮博物院第一任院長。

清室善后委員會曾于1924年召集上千人，用了5年多時間，第一次摸清了故宮的家底——117萬余件文物。其中，像王羲之《快雪時晴帖》、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宋徽宗《聽琴圖》等，很多都是絕世珍品，是中華民族千年文脈的見證。

易培基深知，日本人侵占了中國東北，狼子野心絕不滿足。平津一帶難免發生戰火，故宮文物在劫難逃，必須早做準備，必要時搬離北平。“國亡，尚有復國之日，文化一亡，則永無補救。”

故宮文物南遷，牽扯各方利益。易培基不敢聲張，秘密安排員工挑選重要文物整理裝箱，并反復叮囑：不要聲張，如果有人問起，就說是為了整理庫房。但故宮人員龐雜，消息還是不小心泄露了。

一時間，輿論四起。

許多北平市民不贊成南遷。東北淪陷，華北人心動蕩，運走這么一大批文物，豈不是在向老百姓宣告，國民政府即將放棄北平、放棄華北？不要國土，不要人民，還成什么國家？北平街頭打出橫幅：“文物南遷就是逃跑！”“堅決反對政府放棄北平古都！”

學界名流也紛紛站出來反對。胡適認為，在國際人士的監視下，未必有人敢破壞文化古物。況且，故宮文物數量巨大，遷移并非易事，萬一發生意外誰負責？徐志摩給國民政府呈文，請求故宮文物“無論巨細，概不出故宮之門。”魯迅則寫打油詩諷刺當局：“文化一去不復返，古城千載冷清清。”

最激烈的反對者，莫過于古物陳列所前所長周肇祥。他聯合各界成立了“北平市民眾保護古物協會”，自任主席，不斷派人給支持南遷的工作人員打騷擾電話：“當心你的命！”并揚言一旦文物起運，就在火車站、鐵路沿線放炸彈。

作為易培基在湖北學堂的同窗好友，時任故宮博物院秘書吳瀛勸易培基，不要操之過急，“古物一出神武門的圈子，問題非常多，責任既重，閑話也多，內外的敵人，都等待著，我們最好不做此事！”易培基反駁道：“大敵當前，國家到了這樣的地步我們都不應考慮這些問題，推卸責任！”

一片爭議聲中，1932年，中央政務會議討論處理故宮文物辦法，其決議之一竟然是：呈請中央拍賣故宮古物，購飛機500架，以充國家抗敵之資。

易培基得到消息后，“不勝駭異”，連忙給坐鎮北平、節制北方八省的張學良拍電報：“故宮所藏關系全國文化，中外觀瞻所系，乞公設法勸阻，始終保全。”

當時，張學良背上了“不抵抗將軍”的罵名，出面勸阻，很可能會背上新的罵名。但作為故宮博物院理事，張學良支持文物南遷。他及時出面斡旋，終止了這項荒唐的決議。據說，后來張學良與易培基在碧云寺旁的一所小別墅里，談了一整天，敲定了文物轉移的具體方案。

1933年年初，日軍僅用3天時間就占領了山海關。長城腳下的北平，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

1930年代，國營招商局金利源碼頭，故宮南遷文物箱件從這里上岸。

危急關頭，南京行政院正式批準了“國寶南遷”的決定，密電故宮博物院：“先行選擇最要部分，分別由平浦等路逕行運至滬。”財政部緊急撥款6萬元作為文物遷移費用，以應急需。

“北平安靜，原物仍運還”

故宮文物數量巨大，裝箱、搬遷都是大工程。

當時，故宮有古物、圖書、文獻三館。各館自行裝箱，其他散在各宮殿不為三館提管的，由秘書處裝箱。文物裝箱難易不同。據時任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科長的莊尚嚴回憶，最容易裝的是圖書，其次是圖冊檔案，最難裝的是古物。“如瓷器，有的其薄如紙，有的其大如缸，又如銅器，看其形狀似乎堅強，可是一碰就碎。”

故宮工作人員，很多都像莊尚嚴一樣，是剛出校門不久的學生，“沒有一個人對裝箱稍有經驗”。他們只得師法前人——打開庫房，找幾個乾隆以來、由景德鎮運到宮中原封未動的裝瓷器的箱子，打開來看看是怎么包裝的。接著又去琉璃廠各大古玩商店，打聽他們如何把古玩裝箱出口，并請老師傅們上門演示。

1935年，故宮文物南遷期間，北平故宮博物院駐滬全體同人。前排右四為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

裝箱日久，莊尚嚴和故宮同人逐漸掌握了其中要領。比如裝瓷碗，碗與碗之間用棉花隔開，再用厚棉花把兩三個碗裹一起，外面用紙包好、用繩扎牢，包外寫明文物號數、件數。裝箱前，里面先墊一層稻草、棉花，再把包好的瓷碗一層層鋪好，用棉花、稻草緊緊塞滿所有空隙，最后把蓋子蓋好釘牢，使箱子成為一個整體，里面每包都不活動。這樣用心的打包，是故宮文物在歷經萬難、跋山涉水后，依舊安然無恙的關鍵。

起初，故宮為了省錢，用的是裝過紙煙的舊木箱。木板很薄，手扶上去晃晃悠悠。棉花也是回籠的“黑心棉”，味道極難聞。裝箱的員工們有意見：這樣弱不禁風的箱子裝文物，路上萬一有閃失，誰來擔責？

于是，故宮把“黑心棉”換成新棉花，專門定制了一大批長1米，高、寬各0.5米的新木箱。一車一車空木箱、棉花，聲勢浩大地往神武門里拉。整個故宮叮當作響，一片繁忙。據當時在故宮古物館任職的那志良回憶，“剛剛裝箱的時候，大家并沒有十分緊張，以后時局愈來愈壞，大家才趕裝起來。”

歷時近一年，故宮總共打包了13427箱64包文物，包括散氏盤、嘉量等青銅重器，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宋徽宗《聽琴圖》等書畫名品，以及文淵閣《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等珍貴古籍。

山海關失陷后，文物南遷已是箭在弦上。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緊急決議：首批文物2118箱于1933年1月31日起運。行政院通過了這項決議。

1933年1月，故宮博物院工作人員在延禧宮庫房前搬運文物。

當天，箱件都已捆扎停當，等待起運。不料，周肇祥竟然作妖，帶著群眾在太和門前高喊“誓與國寶共存亡”，并煽動拉運工人罷工。鬧了一天，結果一件箱子也沒能運出故宮。

易培基又氣又急，趕緊給故宮博物院理事、時任代理行政院長的宋子文拍了一份求助電報。宋子文當時正在熱河，電令北平市長周大文，拘拿周肇祥，關押10天。

文物南遷的日子改為2月5日。行政院密電張學良和北平市政府派軍警沿途保護、隨車押運。為穩民心，行政院還通過報紙向北平各界承諾：“北平安靜，原物仍運還”。這才有了文章開頭那一幕。

2月5日夜，首批文物2118箱從故宮起運。時任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科長歐陽道達描述當時情景：“倉皇急遽，如救焚拯溺，呼吸之際，間不容發。”在那志良的記憶中，“當時非常寂靜，除了車輛聲之外沒有任何聲音。沒人說話，也沒人唱歌，有非常凄涼的感覺。”

那志良是首批文物押運人員之一。時年25歲的他，第一次離開北平。臨行前，他的嬸母抓了一包黃土送給他。老太太告訴他，這是家鄉土，帶上它，無論走到天涯海角，都不會忘記北平。

2月6日清晨，兩列滿載著故宮文物的火車從北平西站出發，在軍隊的護衛下一路向南。那一刻，沒有人能料到，這些文物中的大多數，也如同隨車押運的那志良一樣，再也沒能回到故地。

（未完待續）

參考書目：

1.那志良著《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

2.吳瀛著《故宮塵夢錄》；

3.馬思猛編著《金石夢 故宮情》；

4.莊尚嚴著《前生造定故宮緣》；

5.杭立武編著《中華文物播遷記》；

6.祝勇著《故宮文物南遷》等。

來源：中國民族博覽

作者：張小英 劉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