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的北京已現暑意，結束華沙外長會議回國的張聞天剛走下飛機，就被問及是否去廬山參加中央工作會議。通知上寫得干脆：去不去，由本人決定。外事任務壓了數月，他原本只想喘口氣，結果幾句與彭德懷、陳毅的閑談，讓他下定決心“上山”，此舉日后成了命運分水嶺。

廬山會議開始后，他被編在華東組。7月21日，他說了整整3小時，從糧食產量到高指標浮夸，一條條數據擺在黑板上。他沒提高嗓門，卻句句扎心。“經濟基礎若失穩，外交再漂亮也是空中樓閣。”會場短暫寂靜后，一陣低聲議論涌起。

8月20日深夜，他回到北京家中。燈下，劉英看著丈夫的行李皺眉：“搞外交的，為何非在經濟問題上開腔？”他合上皮箱，輕聲回了七個字：“黨員，見事就得講。”這幾乎是整段風波的縮影。

會后不久，張聞天從常務副部長的位置淡出。職位可以讓，但“無事可做”讓他坐立難安。給中央寫信，口吻極客氣，卻始終石沉大海。他拜訪鄧小平，被勸去研究國際問題；去找劉少奇，卻被引到經濟口；李富春起初點頭，后來又婉拒。幾番兜轉，仍無著落。

1960年春，帥孟奇帶來一句話：中央決定聘你為經濟研究所特約研究員。張聞天當即答應，次日就抱著一摞統計年鑒鉆進圖書館。那年他整整翻了200多本書，又在數場內部討論會上提出減輕農村征購、調整信貸等建議，筆記摞滿抽屜。

閑下來，他常從保險柜里抽出廬山發言稿，反復圈點。偶爾抬頭，對劉英感慨：“我那天真沒說錯呀。”妻子只拍拍他的臂膀，連一句安慰都顯多余。

1961年7月，兩人去青島療養，海風帶著腥咸，他卻抱著材料趕寫《農業發展若干設想》。次年春，他自費跑江蘇、浙江做調查，回來寫成厚厚一份報告。劉英擔心他再惹麻煩，他搖頭：“發現問題不報告，才是真麻煩。”

1964年以后，政治氣氛漸緊，他被邊緣化得更徹底。1969年10月18日，根據統一安排，張聞天夫婦被派往廣東肇慶。僅三天準備時間，他先裝書，再裝衣物，說一句：“書帶夠，心不慌。”到肇慶后，小院深鎖，外界喧囂與他們無關。他寫作、思考，劉英種花、煮飯，日子像被剪成了靜默膠片。

1973年3月，得知鄧小平復出，他難掩激動：“形勢要變了。”隔年2月，劉英返京探親，被王震碰上。王震建議寫信給毛主席。“寫吧，總得讓首長知道情況。”張聞天猶豫片刻，還是提筆，信件很短，只求“回北方治病，便于醫護”。主席批復：北京不合適，可選他城。反復商量后，他們挑了無錫。

1975年8月25日，夫妻倆入住無錫一處老宅。窗外是運河緩流，屋內堆滿手稿。張聞天著手梳理15年來的調查筆記，偶爾停筆，看著遠處白鷺發呆。身體卻每況愈下，醫生診斷心臟病、糖尿病并發。

1976年7月1日下午4時許，他突然昏迷。搶救無效，19時30分，生命定格在62歲。沒有追悼會，沒有哀樂，骨灰盒靜靜放在醫院太平間角落。劉英搬回家中，守著滿柜手稿，屋子里的鐘一圈圈走，像是替人守口如瓶。

1979年8月25日，人民大會堂大廳莊嚴肅穆，陳云主持追悼會，鄧小平致詞，肯定張聞天“秉公敢言，終身為民”。會場里，劉英握著那份廬山舊稿，紙頁已泛黃。多年過去，那句低低的自語依舊回蕩：“我講得，沒有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