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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31年開始，日本對中國、亞洲及太平洋地域發動了長達14年之久的侵略戰爭。按說，在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以后，經過戰犯審判、日本國家改造、殖民地解放、戰爭賠償、戰后恢復等一系列戰后處理，日本的戰爭責任問題理應在40年代末或50年代初就能得以解決。然而遺憾的是，雖然那場戰爭已經結束半個世紀之久，日本的戰爭責任問題卻一直拖延至今，并未得到徹底的解決。

1、戰爭責任與戰后責任

1956年，日本政府在《經濟白皮書》中宣布日本已經結束了“戰后”，這里的“戰后”應解釋為“戰后處理時期”，意為日本的戰后處理已經畫上了句號，從此可以不再背歷史包袱，一門心思搞國內建設和參與國際事務了。

日本官方之所以在這一年做出如此宣布：

第一、1956年日蘇之間正式恢復了邦交，在日本官方看來，表明日本同交戰國之間的“恩怨”已經結束。

此前的1952年，舊金山條約生效，日本已經成為美、英、法等西方伙伴的一員，從敵對關系變成同盟關系；舊金山條約后日本堅持排斥新中國的立場，承認在臺灣的蔣介石政府為合法政府，并同蔣介石集團簽訂了“日華條約”，這樣，日本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主要交戰國都“圓滿”的恢復了關系，戰爭責任問題不復存在；

第二，也是在這一年，抑留在蘇聯西伯利亞的原關東軍最后一批士兵回國，經中國戰犯審判機關寬大釋放或不予起訴的一批戰犯也同時踏上歸途，這樣，由于戰爭原因滯留在海外的邦人(除個別服刑戰犯外)全部回國，日本在海外不再有什么牽掛，意味著戰爭遺留問題也“全面”解決。

第三，還是在這一年，日本正式加入了聯合國，這是日本自1933年3月退出國聯后間隔23年之久重新加入國際組織，當權者們于是以為日本已經被國際社會所接納，歷史問題當然也就成為了過去。

這樣，圍繞著戰爭責任問題，日本同被侵略國家之間產生了懸殊極大的差距。在日本國內，堅持和平反戰運動的民主進步勢力同日本官方以及右翼勢力之間也產生了截然不同的分歧。這說明，日本的戰后處理并沒有畫上“圓滿”的句號，日本的戰爭責任問題也沒有“全面”得以解決。這樣，關聯日本戰爭責任的戰后責任問題也就成為擺在日本政界和所有國民面前的重大課題。

所謂戰后責任就是戰爭責任的延伸，戰后責任源于戰爭責任，兩者不能倒置。戰后初期，由于國際、國內因素的影響，日本戰后處理的后遺癥甚多，直到今天，無論是在刑法責任上、政治理念上、道德觀念上，以及思想認識上，日本都未能充分承擔和解決戰爭責任問題。

從國際社會到日本內部，對日本當年犯下的“反和平罪”，“反人道罪”和“違反國際法的戰爭犯罪”，也沒有予以認真地清算。

許多戰爭犯罪人、甚至首要的戰犯(如昭和天皇)沒有得到刑法的處罰；政治上沒有譴責和批判戰爭，恢復被害國家和人民的尊嚴，糾正“脫亞入歐”、歧視弱小民族的“大和民族”心理，平等對待亞洲各民族；道德上缺乏反省意識，拒不道歉謝罪，拒絕人道主義的賠償和戰爭被害的補償；從形而上的罪責分析，日本政界對戰爭的侵略性質始終持曖昧態度，日本的一些政治家、官僚、財、經、企各界要員甚至公開為侵略戰爭涂脂抹粉，鼓吹“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宣揚“自衛戰爭說”，“亞洲解放說”以及“粉碎ABCD包圍圈說”等等。

2、《舊金山和約》的后遺癥

從形式上看，東京審判和舊金山條約簽字結束了聯合國軍(實際是美軍)對日本的占領，意味著對日本的戰后處理畫上了句號。然而，在美國的庇護和主導下，東京審判和舊金山條約均沒有達到徹底清算日本戰爭責任的目的，甚至為日本網開了面，留下了今天的隱患。

應該說，東京審判判處日本犯有“反和平罪”、“反人道罪”和“違反國際法的戰爭犯罪”，懲罰了一批戰犯，揭露了日本軍隊的部分戰爭罪行，它的歷史意義還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它的偏頗和缺憾之處也是十分明顯的：

(一)庇護了昭和天皇

人所共知，依據帝國的憲法，昭和天皇作為日本陸?？哲姷拇笤獛?，對侵略戰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且，從戰后披露的史料查明，昭和天皇對日本發動的每一次軍事侵略行動都是知曉并支持的。只是由于美國占領政策的需要，昭和天皇逃脫了正義的審判，甚至被打扮成“和平天皇”、“憲政天皇”、“穩健派天皇”的形象，繼續坐在日本戰后(象征)天皇制的金交椅上，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法西斯諸國的元首中絕無僅有。

這一結果帶來的是對天皇戰爭責任問題的爭論直到今天仍沒有結束，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昭和天皇越來越被美化和神化，在他即位50周年、60周年以及去世之時，日本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奉典和贊美活動，進一步地沖淡了日本社會的戰爭責任意識，并刮起一股股不小的復辟倒退歪風。

有家報紙在昭和死后這樣評論道:

(滿洲事變以來)陛下深懷憂慮，屢次頒發切盼走向東亞和平之路的圣旨，可是政府和軍部沒有實現圣旨的能力，不得已走向大東亞戰爭的失敗，300萬忠誠國民死于非命，陛下甚是痛心。

更荒唐的是，小淵內閣時期竟然向美國《時代》雜志推薦昭和天皇為“世紀偉人”，只是由于國內外的反對才沒有得逞。2003年，日本的參議院又通過了將法定假日的“綠日”改為“昭和日”的提案，說明昭和天皇的陰魂仍在政治家們的心中游蕩。

(二)把責任全部推給軍部

東京審判之前，美國占領當局就利用一切輿論工具，宣揚美國人的“太平洋戰爭史觀”，其中重要一點是，“以軍部為中心的軍國主義者是侵略戰爭的主要責任者，天皇、宮中派、財界、輿論界等屬于穩健派，是軍國主義的對立勢力”，日本國民是“軍國主義指導者的犧牲者”。按著這樣的觀念，東京審判判處絞刑的7名戰犯中，除一名文官外，其余都是陸軍部軍官。25名甲級戰犯中，海軍只有兩人。被開除公職的人員中，80%是陸軍人物，原政府高官、財界、實業家只占0.9%。這樣，把社會各界的“戰爭協力者”都劃歸為“穩健派”或“犧牲者”，自然也就不負有任何戰爭責任，更無須去反省和認識戰爭對中國及亞洲人民的加害。

(三)掩蓋了日軍實施細菌戰、化學戰等戰爭罪行

今天的史料證實，美國在對日實行占領以后，發現了日軍在戰爭期間利用人體進行細菌實驗、活體解剖、制造細菌和化學武器以及實施細菌戰、化學戰的罪行，并對其進行了調查和戰犯審訊。對這些反人道、反國際法的殘暴罪行理應訴諸法律，予以嚴正的審判，但是，美國為了獲取這些以中國人為祭品的資料，竟然采取卑鄙的交換手段，對石井四郎等劊子手網開一面，不予起訴。

甚至直到今天仍然密封某些資料，美國人的險惡用心已經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暴露無余。此外，有關強擄勞工問題、從軍慰安婦問題等日軍其他戰爭犯罪，在東京審判中也沒有涉及，成為戰爭遺留問題拖延至今。

(四)舊金山條約帶來種種隱患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東西方對立的冷戰局面在東亞演成了熱戰。美國為了把日本拉入西方反社會主義的營壘，邀請52個國家在舊金山召開對日媾和會議，簽署了《對日講媾和條約》(蘇聯、波蘭、捷克三國拒絕簽字)，翌年4月28日生效，標志著美國結束了對日本的占領。舊金山條約是美國和西方世界單方面對日本的寬大片面講和，它至少帶來以下幾點隱患:

（1）把侵略戰爭的最大受害國中國和朝鮮排斥在外

如果說對日媾和，深受日本侵略之害的中國(包括臺灣)以及殖民地統治之苦的朝鮮半島國家應該最有發言權。然而，美國以朝鮮戰爭爆發代表權“難以確定”為由，將中國和朝韓視為局外，并利用西方代表的數量優勢，片面通過了舊金山條約。亞洲的印度、緬甸等國雖然受到了邀請，因反對以美國為主導而拒絕參加。菲律賓、巴基斯坦等少數亞洲國家雖然出席了會議，卻受到美國的制約和掣肘，根本無力表達本國的意志。所以，舊金山條約是排斥中國、朝鮮和亞洲各國，違背被侵略和被奴役國家的意志，由美國一手導演的放虎歸山戲。

（2）未直接追究日本的戰爭責任

舊金山條約打著戰后處理的幌子，實際上是為日本松綁，從而把日本拉上西方營壘的戰車。在該條約中涉及日本戰爭責任的只有第11條，規定：

日本接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與其他在日本境內或境外之盟國戰犯法庭之判決。

而有關這場戰爭的性質、日本應負的戰爭責任、對中國、臺灣、朝鮮殖民地統治的清算以及向被害國家、人民賠償謝罪的內容一概不見。

另外，在“波茨坦宣言”中，明確規定日本必須履行“開羅宣言”的內容，歸還“盜取”的中國滿洲(東北)、臺灣、澎湖列島等領土，結束“朝鮮人民的奴隸狀態”。然而，在舊金山條約里，“盜取”和“朝鮮人民的奴隸狀態”等字樣卻不見了，改換成“放棄對臺灣及澎湖列島的一切權利”及“承認朝鮮獨立”等。這不僅僅是字樣的變化，也暴露了美國人庇護和宥和日本的心態。

（3）在戰爭賠償問題上為日本開脫和護駕

舊金山條約的第14條規定了日本“應對戰爭中所引起的損害及痛苦給予賠償”，但是，條約又強調“日本的資源目前不足以全部賠償此種損害及痛苦”，允許日本以打撈沉船等役務形式補償。再加之美國政府別有用心地放棄賠償要求，還對菲律賓等亞洲國家施加壓力，結果，緬甸、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南越等四個國家雖然提出了賠償要求，卻遠遠未能獲得所要求的數額。據記載，要求賠償國家計提出300億美元的賠償額，實際截至20世紀70年代中期，包括間接賠償和無償經濟援助在內，日本只支付了10億1208萬美元，僅占要求賠償額的3.3%。

（4）舊金山條約簽字后，日本很快出現復辟、倒退和回潮

到1958年4月，除在獄中死亡的小磯國造、東鄉茂德、白鳥敏夫等三人外，其余在押的戰犯全部釋放，他們是：荒木貞夫、橋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麒一郎、星野直樹、賀屋興宣、梅津美治郎等14名被判處無期徒刑的戰犯。這些人搖身一變又成為日本政界或其他各界的顯赫人物。

除戰犯外，因為戰爭責任被GHQ明令解除公職的原日本政界人物、舊軍人、司法、警察人員又重新登上政治舞臺。據統計，在日本最初組建的74768名警察預備隊(自衛隊前身)中，就有舊軍官20805人，舊軍人17854人，合計占全員的52%。特別是一批原731細菌部隊的要員根本沒有受到任何觸動，反而鉆進日本政府機構以及官辦的醫療衛生、保健、疫學、醫療、大學醫學教育、綠十字協會等機關，繼續擔當著重要職務。

1952年5月2日，日本政府在東京新宿御苑召開戰后首次由政府主辦的“全國戰歿者追悼式”，首相吉田茂在致辭中稱戰沒者“奠定了和平基礎”、“為國殉難”、“為了東洋和平”等。這種對戰歿者的評價成為后來各屆內閣效仿的“模式”，直接影響到日本官方和社會各界的戰爭責任認識，直到今天，這種認識觀仍有廣泛的市場。

1945年8月，皇族東久邇稔彥出任戰后首屆內閣首相后不久就前往靖國神社參拜。接任他的幣原喜重郎也在任期間參拜了兩次，另外，從吉田茂、岸信介直到中曾根康弘，所有的總理大臣都先后多次前往參拜。昭和天皇也不甘“寂寞”，從戰后到1976年先后8次邁進靖國神社。

軍人“恩給”制度是戰爭期間，日本政府為侵略戰爭炮灰鼓勁打氣的特殊禮遇，戰后被GHQ宣布廢止。然而，就在舊金山條約剛剛簽字后不久，日本政府就相繼恢復了戰時的各項“恩給”制度，出臺了十幾項對戰死、傷軍人及家屬、原軍人的援護法律。而在戰爭時期被視為“大日本帝國臣民”被強征入伍的朝鮮、臺灣籍士兵，以及死于戰爭的普通國民卻不在援護之列。

(5)文化教育界的復古傾向

從1954年開始，日本政府相繼頒布了“教育二法”、“教育行政組織及運營的法案”、“臨時教育制度審議會設置法案”和“教科書法案”等法案。旨在強化教育體制的中央集權化，加強對教育方針、體制、制度等重大事宜的“指導”力度以及對教科書的審定，壓制和禁止教職員工參與左派革新政黨活動和政治運動。1955年8月，民主黨(今自民黨的前身)又公開拋出了《值得憂慮的教科書》(小冊子)，掀起第一次攻擊教科書逆流，攻擊現行教科書是“赤色教科書”，是“美化和贊美蘇聯、中國，貶低自己祖國日本”的教科書等。在當時社會引起相當反響，也激起文化、教育以及學術界正義輿論的強烈批判。

3、日本人的涂脂抹粉

自紐倫堡審判以后，德國人充分認識到不繼續追究和處罰戰爭犯罪人，就難以重建德國同歐洲各國的關系，樹立德國的國際形象。

所以，戰后德國宣布追究戰爭犯罪人沒有時限，只要發現犯罪人線索就窮追到底，予以相應的處罰。這樣，截至90年代，德國追查戰爭犯罪嫌疑人的案件達10萬余起，其中，對6000余件當事人做了有罪判決。就是在戰勝國法國，1998年追查到維希政權的一位官員犯有迫害猶太人的罪行，仍判處這位時年87歲的老人10年有期徒刑。對比德國、法國人的罪責意識，日本的罪責意識顯然薄弱得很，因為迄今為止，日本官方自我追查戰爭犯罪的案件為零，判處有罪的當事人也為零，這足以說明日本政界和社會對待侵略戰爭的罪責意識。

（1）把戰爭責任轉嫁到國民身上，而又模糊國民在戰爭中的“協力責任”

早從中日甲午戰爭開始，日本就走上窮兵黷武、大陸擴張的道路，直到日本戰敗投降，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不容置疑，日本的侵略戰爭始終得到國民的人力、物力和精神的支持。這期間，盡管有一部分良知之士站出來反對，但是，在法西斯獨裁統治的高壓下，這些反抗的聲音畢竟顯得格外微弱。人們還記得，當日軍攻占南京、新加坡以及偷襲珍珠港成功后，日本全土處在狂熱之中，男女老少挑燈慶祝，高呼大日本帝國萬歲。

史料也證實，當日本軍人在前方作戰之時，后方的婦女、老人甚至兒童都投效到“勤奉報國”的熱潮之中。事實說明，法西斯侵略戰爭沒有國民的支持是不可思議的。日本投降后，皇族內閣首相東久邇稔彥提出一個“一億總懺悔”論，旨在把戰爭責任轉嫁到國民的身上，保護天皇和政府重臣不受審判。

美國人反其道而行之，拋出“太平洋戰爭史觀”，認為普通國民是受日本軍閥的“蒙騙”，是“犧牲品”，軍部、軍閥才是戰爭的禍首，這在當時對于孤立和打擊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團結絕大多數國民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然而，戰后政府和輿論界在宣揚“太平洋戰爭史觀”，批判“一億總懺悔”之時，有意或無意地模糊了國民在戰爭中的“協力責任”，淡化了反省意識，甚至站在戰爭受害者的立場上去認識戰爭。再加之戰后處理的偏頗和缺憾，那些“漏劃”的戰犯-昭和天皇、政府官員、財界領袖、右翼巨頭等都落了個無罪一身輕，普通民眾則更無“戰爭協力”的責任可言了。這該是日本人罪責意識薄弱的原因之一。

（2）記憶的“健忘”和歷史的逃避

前日本駐華大使曾對中國各地的抗日戰爭紀念館表示非議，認為沒有必要把過去的歷史記憶下來，“不利于日中友好”云云。確實，在日本的國民意識里有忘卻壞事的“習慣”、“傳統”或“風俗”。每逢年末時節，日本的各機關、學校、企業都要組織成員召開一次“忘年會”，意思是把一年里不高興的事情以及人事間的瓜葛、煩惱等丟在腦后。

但是，美國對日本投放原子彈，日本是世界唯一的原子彈“被爆國”，戰死的“英靈”一定要供奉在靖國神社等“大事”卻是不能忘卻的。所以，在日本的廣島、長崎有原子彈“被爆”展覽館；在首都東京有展示“大和精神”的昭和館；靖國神社的香火也終年不熄，包括總理大臣在內的“香客”絡繹不絕。可見，所謂的忘卻只是日本對他國、對他民族、對他人所做的惡事，至于本國、本民族、本人所遭受的外來“傷害”還是不能忘卻的。

這種歷史的“健忘癥”表現在戰爭責任問題上，從政府要員到參加過侵略戰爭的部分老兵，總不愿意正視發生過的歷史真實，總希望把這一切淡化或抹殺，甚至扭曲事實，顛倒黑白。東史郎案件中的原告昧著良心，拒不承認在戰爭中的罪行就是一個例證；當年參加殘忍的731細菌實驗和作戰的骨干成員，在戰后大多占據了重要職務，卻是極少有人站出來揭露真實。

（3）千方百計的為“大東亞戰爭”涂脂抹粉

要否認或推諉戰爭罪責，就要給過去的戰爭戴上一頂“正當化”的桂冠。

戰后以來，日本政界的右翼保守勢力同社會各界的右翼團體、派別、戰爭經歷者等沆瀣一氣，不斷制造“大東亞圣戰”的神話。尤其是舊金山條約簽字以后，在日本掀起了撰寫、出版戰爭回憶錄的熱潮，當年參加過戰爭的舊軍人紛紛拿起筆來撰寫回憶錄，其中有辻政信的《十五比一》(酣燈社)、《潛行三千里》(每日新聞社)；中島正等人的《神風特別攻擊隊》(日本出版社)；淵田美津雄等的《中途島》(每日新聞社)；草鹿龍之助的《聯合艦隊》(每日新聞社)等，特別是原參謀本部作戰課長服部卓四郎撰寫的《大東亞戰爭全史》(計8卷、鱒書房)，對日本社會和國民的戰爭罪責意識產生了十分惡劣的負面影響。

在他們的“回憶錄”里，充滿了大日本皇軍的“神勇無敵”、“舍生忘死”、“為大東亞民族解放獻身”的精神，而對制造戰爭悲劇的責任卻毫無反省之念，對殘害無辜民眾的戰爭罪惡毫無半點懺悔之意。

可以想見，這類書籍流行于世將對全社會的戰爭罪責意識產生何等惡劣的影響。在舊軍人回憶錄的影響下，一些有戰爭經歷的國民也撰稿付梓，其中多為經受原子彈轟炸的經歷、敗戰后的大逃亡、沖繩戰場慘狀、滿蒙開拓民的遭遇等等。一句話，多是戰爭被害的悲慘故事，極少(或不見)揭露日本戰爭罪行、抨擊侵略戰爭的作品。

這樣，在青少年一代的讀者眼里，日本發動的戰爭是為了“亞洲解放”，是“不得已而為之”，日本以及日本的國民才是“戰爭受害者”，而侵略戰爭帶給亞洲人民的慘禍則被徹底抹殺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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