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圖片信息：

二、文編信息

1.內容簡介

《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19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一書是近代漢語詞匯史研究的里程碑之作，聚焦長期被學界忽視的19世紀——現代漢語詞匯成型的關鍵過渡期，突破以往偏重五四時期新詞研究的局限，系統考察西學東漸浪潮下漢語外來詞的生成、流變與本土化進程，還原現代漢語詞匯體系逐步建立的歷史脈絡。

對于一般讀者，本書語言平實易懂，帶領讀者追溯現代常用社科、自然科學與社會類詞匯的源頭。今日耳熟能詳的諸多詞語，大多誕生于19世紀中外商貿、譯介出版與中日文化互動之中。全書清晰展現漢語由傳統單音節詞匯系統向現代多音節詞匯系統的轉型過程，闡釋外來詞通過音譯、意譯、音意結合等方式融入漢語的改造路徑，幫助讀者讀懂日常詞語背后跨文化交流的歷史印記。

對于專業研究者，本書兼具嚴謹的史料功底與獨到的學術視野。作者依托近代報刊、譯介文獻等一手資料，精細考證外來詞的源流演變與傳播普及過程，明確古今漢語詞匯的分界特征，深入剖析詞匯革新的社會語境與語言內部機制。書中系統梳理譯者、學者、外交群體在新詞流通中的關鍵作用，有效補充了近代漢語詞匯史的研究薄弱環節，為漢語詞匯學、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翻譯史研究提供了扎實的文獻依據與重要參考。

2、作者簡介

作者：馬西尼（Federico Masini），意大利著名漢學家、羅馬大學教授、羅馬大學孔子學院院長。他長期致力于近代漢語詞匯演變、中西語言文化交流及晚清譯介史研究，曾來華師從朱德熙等語言學大家，專攻近代新詞與外來詞領域，是國際近代漢語研究領域的權威學者。

譯者：國內知名近現代漢語詞匯研究學者、資深翻譯家，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專職編委，長期深耕近代漢語新詞考釋、中外譯介史、近現代辭書整理等研究領域。他專注挖掘晚清至民國的語言文獻資料，致力于補全近代漢語詞匯發展的史料脈絡。其編撰的《近現代辭源》收錄海量近代新詞書證，是近代漢語詞匯研究的核心工具書，為學界研究提供了重要文獻支撐。

3、編輯推薦

1. 近代漢語詞匯研究不可繞過的經典之作！本書聚焦被長期忽略的19世紀，深挖西學東漸背景下外來詞的誕生、演變與本土化歷程，厘清現代漢語詞匯體系的成型脈絡。作者以海量近代報刊、譯著為依據，考據嚴謹、視角獨到，既為語言學、文化史研究者提供扎實的學術參考，也能讓普通讀者讀懂日常詞語背后的中外文化交融史。一部破譯漢語現代轉型密碼的佳作，值得細細品讀。

2. 本書填補了19世紀漢語詞匯研究的學術空白，是海外漢學研究的標桿成果。作者跳出傳統研究框架，系統梳理晚清外來詞源流與傳播路徑，剖析詞匯變革背后的語言規律與社會動因。全書史料詳實、論證縝密，對近代漢語詞匯史、翻譯史、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均有重要參考價值，是相關領域師生與研究者的必備參考書。

日常詞匯，皆是時代印記?；厮?9世紀中西交融的歲月，探尋現代漢語詞匯從傳統走向現代的蛻變之路。在詞語流變中讀懂歷史，于考據細節里看見文明對話，一部兼具深度與趣味的語言文化佳作。

三：全書目錄

目錄 第1 章 1840 年至 1898 年的語言和歷史1 1. 1 19 世紀初中國的語言狀況 1 1. 2 與西方接觸中的語言問題 6 1. 3　 翻譯先驅: 林則徐、 魏源和徐繼畬20 1. 4 從廣州到北京、 上海 43 1. 5 漢語對日語詞匯的影響 107 1. 6 來自日本的影響 113 1. 7 新國語的誕生 141 第2 章 一些詞匯現象 157 2. 1 從單音節語言發展到多音節語言 157 2. 2 借詞和新詞 166 附錄1: 漢語化學元素名稱對照表 201 附錄2: 19 世紀文獻中的新詞詞表 205 附錄3: 詞表中的英日詞語索引 342 附錄4: 來華外國人名漢英對照表 (以漢語拼音為序)368 參考資料 372 中文索引(以漢語拼音為序) 434 西文索引 460 作者小傳 463

四：全書序言

再版自序

1987年，也就是整整三十七年前，我開啟了這項研究。當時我從未奢望過，它會在西方讀者中激起如此熱烈的反響，更未曾想過，它也能引起中國、日本和韓國讀者的興趣。那時的我還是北京大學的一名青年學子。此前，我先是在意大利研習了語言哲學與漢語—— 那段經歷要追溯到我的高中時代。后來，我又前往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求學。

1983年9月我抵達中國后，先進入北京語言學院（現北京語言大學）學習，1984年2月轉入北京大學深造。得益于在意大利接受的語言學訓練，我選修了漢語語法相關課程。后來，我有幸在北大中文系旁聽了當時國內頂尖漢語語法大師們的課程，其中包括已是榮休教授的朱德熙先生，以及他的得意門生陸儉明先生與陸儉明夫人馬真先生。那些年，我的研究重心集中在語法領域，重點鉆研了非動詞謂語句，對比較語法尤感興趣。同時，我也致力于普通語言學研究，并就王力先生（1900—1986）翻譯的費爾迪南?德?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普通語言學教程》（Course of General Linguistics）一書，有幸采訪了當時年事已高的王先生。王力先生向我證實，他早年在巴黎求學期間，曾深入研究過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

我對詞匯領域的研究契機，或許源于重讀我的論文導師圖利奧?德?毛羅（Tullio de Mauro）教授的著作《意大利統一后的語言史》（The Linguistic History of United Italy）。在這部著作中，作者將1860年意大利王國統一至二戰后這段時期內意大利語的演變，與各個歷史節點的政治事件緊密關聯起來。其核心觀點在于，該書首次將語言視為社會變革、政治進程與國民生活演變三者共同作用的產物。這部著作于1963年問世，此后作者又推出一部新作，將研究脈絡延伸至20世紀末，完整梳理了意大利共和國時期的語言發展歷程。歷史與語言，本就是人類社會現實的一體兩面：人類創造歷史，而歷史進程又反過來推動語言、社會與政治的變革。

我萌生了一個想法——將中國史研究作為語言研究，尤其是詞匯研究的切入點。也就是在那時，我意識到歷史事件催生了語言的變遷，而語言的發展也始終與歷史進程相伴相生。基于這一理念，語言的演變，與人類自身的發展同理，是由人類彼此之間的認知交流、治學研討與價值共鳴所決定的。在我看來，語言之于人類恰如人類之于自身：在與同類的交往中，會隨著歲月流轉而不斷變化。同理，作為人類共同體所使用的語言，也會在與其他語言的良性互動中完成自我蛻變。這種演變，本質上是使用不同語言體系的人群相互接觸的產物。換言之，語言之所以會發生變化，根源在于操持該語言的人與操持其他種語言的人產生了交集。這也就解釋了語言變遷的兩種類型：一種是由語言內部發展歷程所引發的演變，即我們所說的內部語言學研究范疇；另一種則是源于不同語言之間的外部交流。而語言之間的碰撞接觸，終究要通過語言使用者來實現。畢竟，語言脫離了使用者，便只剩書面符號的軀殼，不復擁有鮮活的生命力。如此說來，兩種語言相遇的那一刻，變化的契機就已出現。這便是源自我在意大利所接受的語言學訓練，以及圖利奧?德?毛羅教授的學術思想所形成的核心理念。以此為出發點，我進而展開了針對漢語詞匯及其向民族共同語演化歷程的分析研究。

基于這一如今在國內外已成經典范式的研究方法，我將1919年的五四運動作為研究的參照點。然而，當我把彼時的文學文本與被視為正統的文言文進行比對后，才發現二者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于是，我將研究目光轉向了晚清時期的白話文學。這一文學形態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被界定為一種獨立的文學現象，而它正是埋下了現代文學萌芽的沃土。隨后，我找到了梁啟超于1898年發表在《時務報》上的論述譯作——《論翻譯》。我由此意識到，梁啟超的散文創作與晚清文學的發展，已然抵達了一個終點，而非一個起點。我的研究迎來真正轉折點，是在發現中國早期文人游歷歐美所撰寫的旅行日記之后。其中，尤為關鍵的是鐘叔河先生編纂的“走向世界叢書”，這部叢書于1985年在長沙出版。我注意到，這些早期游記文本中，充斥著大量與西方世界相關的新生詞匯，既有“火車”“電梯”這類指代科技發明的術語，也涵蓋了外國飲食與風俗的相關稱謂。正是在這一刻，我意識到自己必須將研究的時間線向前延伸，既要囊括中國人在海外與西方人接觸的相關文本，也不能遺漏在中國國內產生的此類文獻。因此，我全身心投入到19世紀下半葉基督教傳教士的海量譯著研究之中，重點考察了設于北京的同文館與上海江南制造局的譯書成果。我的研究足跡一路回溯，最終停在了鴉片戰爭爆發前的數十年間——自19世紀初至1832年，彼時的中華帝國第一次正視了西方新興列強的存在。而中國近代史上首位具有“現代”視野的官員，當屬在親歷鴉片戰爭戰敗的魏源。他主持編纂的《海國圖志》一書，首次將世界的樣貌引入了國人的認知之中。但事實上，這部著作的開創性更在于，它首次將基督教傳教士的漢文譯著納入其中。這些譯著原本可能湮沒無聞，卻因《海國圖志》的流傳，得以在整個大清帝國內廣泛傳播。

我將研究的時間下限定格在1805 年—— 也就是羅伯特?馬禮遜來華的那一年，并將其定為這一研究階段的起點。之所以這樣界定，是因為他是彼時首位致力于漢學研究的歐洲人，其來華的明確目的，便是要用中文傳播基督教教義，同時引介西方的科技成果。我沿用同樣的研究方法，也對另一歷史階段的文獻展開了分析，即17世紀耶穌會傳教士在華活動時期那些可能收錄有西方相關新詞的著作。通過這一研究，我考證出了數十個在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被創造出來的詞匯，而這些詞匯直至今日，仍是漢語詞匯體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歷經數年研究，彼時既無互聯網、網站與語料庫可用，復印資料也實屬難得且并非隨時可得，所有研究都只能靠親手查閱、用眼辨識、用心梳理。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得以證實自己的學術論點。現代漢語的詞匯體系，深深得益于整個19世紀那段漫長的孕育與發展時期；而在句法層面，它則承襲了晚清文學的滋養，也吸納了前幾個世紀逐步發展起來的漢語白話文學的精髓。本質而言，漢語的發展軌跡與世界上其他所有語言并無二致。在其現代化進程中，它的演進既依托于自身的內在發展潛力，也得益于長達1個世紀以來的種種文化接觸與交融互鑒。換言之，現代漢語絕非1919年五四運動這樣單一的文化政治事件的產物，而是過去1個多世紀以來，一系列歷史事件與文明交流碰撞之后結出的碩果。

在這一研究框架下，日本所發揮的作用這一發現，因其兼具重要性與政治敏感性，單獨構成了研究的一個篇章。這部著作的中譯本出版后，不少中國學界同人對我提出的“日語詞匯對現代漢語詞匯體系形成具有影響”這一觀點提出了批評，部分批評的措辭還相當尖銳。然而在隨后的數十年間，眾多中日學者的研究——尤以沈國威先生的成果為代表——都以遠勝于我的論證，清晰揭示出現代漢語詞匯對日語詞匯的深厚淵源。而這本就是理所當然之事。1898年至1908年間，逾八千名中國知識分子與青年學子東渡日本求學，研習日本在短短數十年明治維新時期所積淀的西方譯介成果與研究著作。日本借此創制的大量現代詞匯，也隨之迅速傳入中國。于我而言，這一切的發生順理成章。試想歐洲諸多民族語言 —— 如法語、德語、英語 —— 的形成之路，亦是依托拉丁語這一共同母體，在彼此緊密的詞匯交流網絡中孕育而生。

在這近40年的時光里，我深感欣慰的是，當年那些因未能尋訪到原文或未能完整研讀，而只能在研究中一筆帶過的單篇著作、刊物及游記，如今都已有大量深入的研究成果問世。如此一來，我當年僅憑直覺提出的那些觀點，也被后來者以遠勝于我彼時能力的、更翔實周密且鞭辟入里的研究予以證實。

得益于近幾十年來各國學者的深耕鉆研，現代漢語詞匯乃至整個漢語體系的形成歷程，如今已呈現出一幅遠比以往更為復雜、脈絡清晰的圖景。在這幅宏大的畫卷中，每一次文明的碰撞、每一份留存的文獻、每一個由中國文人匠心獨運創造出的詞語，都是這門豐富語言不可或缺的構成元素。正是憑借與其他語言、其他民族的交流互鑒，漢語才成功應對了現代化的挑戰——在短短1個多世紀的時間里，便從一門以八股文為核心載體的古典語言，蛻變為足以描述這個日益復雜、對語言表達要求愈發精深的現代世界的工具。這門被數百代儒家士子傳承研習了數千年的古典語言，并未就此湮沒，反而成了這門新興語言的根基所在。而這門脫胎于傳統的新語言，既未背棄自身的源流與歷史，又擁有了描摹全新世界的能力。

最后，我謹在此向黃河清先生致以最誠摯的謝意。20余年前，正是他毅然承擔起本書的中文首譯工作，使我有幸獲得與廣大中國讀者對話的機會，也借此為我的第二故鄉略盡綿薄之力。

費德里科?馬西尼

2024 年 7 月 1 日 羅馬

五：在線試讀

19 世紀初中國的語言狀況

自1644 年開始統治中國的清王朝, 它雖然維護了歷朝的行政體系, 但卻在朝廷強制使用滿語、 蒙古語和漢語。然而隨著時光的流逝, 這種官方的多語言政策逐漸受到削弱。 到了 19 世紀初, 漢語逐漸恢復了此前作為全國主要通用語言的地位, 而滿語和蒙古語只局限在宮廷及旗人中使用。 在京城, 漢語是中國政府官員使用的正規語言, 只有在事關滿族或蒙古族時, 文件才譯成滿語或蒙古語。

在清朝, 對做官取仕有著傳統而嚴格的考試制度。 科舉考試分三級: 鄉試、 會試和殿試。 其考試的全部內容都基于文學和哲學典籍, 即 “ 四書” “ 五經” 以及哲學家朱熹的 《四書集注》 。

作文時, 考生在形式結構和文體風格這兩個方面必須遵循嚴格的規定。 眾所周知的 “ 八股文” 必須由起股、 中股、 后股和束股組成, 每股都得寫上排比對偶的句子。從語言學上講, 這種文體是形式化的、 模式化的, 它以先哲的語言為基礎。 清朝官員在他們的官方文件中也使用這種文體 (即后來所謂的 “ 文言” ) , 但常有著更多的官樣文章色彩。

雖然考試一直是純文學上的測試, 但實際卻是語言上的測試。 考生必須表明他們對傳統文化了如指掌, 同時還必須顯示, 他們對傳遞了許多世紀的中國文化的語言是何等的運用自如。 在中國這樣大的國家里, 口頭方言如此紛繁, 很顯然, 需要有一種通行于整個行政區域的書面語。

問題是這種文官考試制度只是測試了考生的書面語知識。要用到口語的知識僅僅是考生必須熟悉指定典籍中所涉及的韻律, 在這些典籍中, 有一種使用漢字的特殊拼音表記法。 可是, 這并沒有涉及古音系統中的深層知識, 只是簡單地講一些互為同韻的字, 然而, 大部分字的讀音與考生所操的特殊方言是不同的。

強調考生書面語技巧, 而忽視口語表達, 導致官員在管理能力上出現了問題。 這在京城法庭上尤為明顯, 許多在朝廷做事的官員強烈地感到在京城法庭上需要有一種標準的口語。

經過了幾個世紀, 逐漸形成一種由官員使用的口語,這就是后來所謂的 “ 官話” 。 它是一種通用語, 保留了國家政府部門使用的某些正式書面語的特征。 從 15 世紀起,北京幾乎一直是帝國的行政中心, 官話從那里最先使用以來, 受到了北京當地方言的極大影響。

對標準口語的迫切要求, 甚至在各個省份也日益強烈。在處理公務時, 官員們常常被迫雇用翻譯, 請他們用官話或用官員們的家鄉話去翻譯當地方言。

因此, 在 19 世紀時 ( 可能更前) , 中國的語言狀況是極其多樣化的。 政府官員全都 ( 不 同 程 度 地) 熟 悉 標 準“文言” , 他們還通曉一種或多種的口頭方言。 對于口頭交談, 住在京城的官員通常使用 “ 官話” , 只有在極少數的情況下, 他們才講滿語、 蒙古語或者方言。 官員外出別處常講家鄉話, 在某些場合他們講官話。 在辦理公務時, 他們可能選用別的方言與當地人接觸。

文言和官話是兩種不同的語言, 一種是寫的, 一種是說的, 它們使用于某些特殊的又十分明確的場合。 文言和官話主要是以行政管理為目的而得以使用的, 它們與許多其他方言并存。 這些方言是這樣一種語言形式: 它們不是人為制造的, 而是以各種區域里的語言慣用法為基礎的,這里所說的區域是將中國按地理和人類種群劃分出來的。

根據當今對中國方言的研究( Hanyufangyan: 22) , 中國可分成七大方言區: 吳、 贛、 湘、 粵、 客家、 閩以及北方方言區。 這些方言的分布是不均勻的: 操北方方言的地區占整個國家的四分之三, 其余六個方言在其他地區 ( 不包括少數民族居住區) 。 一個方言區中的社群, 與其他方言區的社群相比, 其自己的社群更顯一致。 北方方言社群也是比較一致的。 在中國歷史上有很長一段時期, 北方一直是全國的政治和行政中心, 這也是官員的官話或通用語主要是基于北方方言的原因。

從唐宋起, 特別是在明清之際, 另一種書面文學語言(就是后來所說的 “ 白話” ) 也得到了發展。 這種語言當時用來寫作敘事作品, 這些作品后來在中國家喻戶曉。 在這些作品中, 我們可以發現當時中國所用口語的一些印跡,即北方方言和白話的印跡。 事實上, 白話原來也是指一個方言群中被認為是有代表性的一種語言 ( 這個方言群常常有著共同的文化和經濟淵源) , 因此不是語言中的一個特殊類型。 例如, 在粵方言區, “ 白話” ( 廣州話讀若 bagwa)通常是指標準語言, 即廣州話 ( Rao-Ouyang,GuangzhouhuaCidian: 5) 。 在吳方言區, “白話” (吳語讀音為 ba?2)是一個動詞, 意思是在很隨意的狀態下所進行的 “ 談話”“聊天” “ 閑 談” , 所 以 “ 白 話” 得 用 自 己 的 方 言 土 語( Min Jiaji, WufangyanCidian: 60) 。

用“白話” 一詞來指華北地區所使用的特種文學語言,這只是 20 世紀初的事。 不久, 這個名稱用來表示一個方言群中被認為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種口語, 而且是指一種特殊的 (北方) 白話。 在本書中, “ 白話” 一詞是指北方民間文學語言。 然而, 強調以下這一點看來很重要: 在 19 世紀末以前, “ 白話” 通常是指比正式的文學語言更容易理解的任何一種口語〔 1 〕 。

文言、官話和白話與人們所講的地方方言是有區別的。即使是很接近地方方言的白話, 也不能看作一種通用的語言, 因為在消除各方言之間存在的差異這一過程中, 其呈現在人們面前的是一個發展中的連續段。

清朝和它以前幾個朝代一樣, 很少注意語言問題, 盡管當時在中國語言狀態的復雜性顯而易見。 但有這樣一點我們必須承認: 像過去一樣, 由精通標準書面語的國家官員來統治江山, 從而使這種語言能純正地延續下去。 官員們對標準書面語的精通, 這得感謝傳統的國家考試制度。

雍正可能是真正提出語言問題的唯一清朝皇帝, 他曾給從南方省份如福建省、 廣東省來的官員下令學習官話。事實上, 這些省份的方言與官話毫無相似之處, 因此官員們很難掌握官話。 1728 年, 雍正皇帝下諭旨, 令福建、 廣東兩省督撫, 為確保正音 ( 即官話) , 聘用能講標準官話的教官, 在各省從教。 在皇帝的諭旨下, 福建各地建立了“正音書院” , 為了能通過高水平的考試, 在本省招收具有一定官話水平的舉人、 秀才入學。 然而在 1737 年, 這一制度全被廢除, 而地方政府也只是在學生和官員之間堅持推廣官話。

19 世紀初, 廣東的形勢出現了一些微妙的變化。 1840年, 其情況如同一位年輕的英國中文翻譯羅伯聃 ( RobertThom) 所說的那樣: “ 自從康熙發布那個諭旨以來, 已經一個多世紀過去了, 但是我們沒有意識到從他那時起那種變化已經出現了” ( Thom, Esop viii) 。在 19 世紀, 當更多的西方人被允許進入中國的南部地區時, 語言的狀況仍然極其復雜。 然而, 武力事件改變了19 世紀前半葉中國的政治和經濟體系, 這也影響到了語言, 使之逐漸改變了其傳統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