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一項最新調查再次印證了職場父母的共同困境：“不可能同時扮演兩種角色”。安伯·彼得森的處境，許多職場父母都不會陌生。

有些工作日，她會被家庭事務臨時打斷。比如學校醫務室打來電話，說她的一個孩子病了，她必須立刻離開工作崗位。

“我腦子里總有一種拉扯感，不知道自己到底該在哪里——我是不是錯過了作為母親該做的事，或者是不是讓工作上的某個人失望了。”她說，“你根本不可能同時做好兩件事，并且在兩邊都投入100%的精力。”

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新調查顯示，這種掙扎相當普遍。三分之二的在職母親表示，她們無法在家中投入100%的精力；略高于一半的人說，自己也無法在工作中全力以赴。

父親中認同這一點的比例略低，但仍然可觀：一半父親表示，自己無法在家中投入100%的精力；約三分之一的人說，自己無法在工作中全力以赴。這項調查主要聚焦于父母雙方都全職工作的家庭。

“我們看到，父母同時面臨來自工作和家庭的多重要求，而這兩者之間的邊界往往很模糊。”皮尤高級研究員雷切爾·明金說。

這些發現或許并不令人意外，但它們出現的背景是，越來越多父母正處在這種兩頭兼顧的狀態中。根據皮尤對人口普查數據的分析，1975年，父母雙方都全職工作的家庭占31%；半個世紀后，這一比例已升至52%。父親全職工作、母親不工作的家庭比例，已從1975年的42%降至2025年的23%。

彼得森說，對她而言，留在家里不工作并不是一個選項。即便夫妻二人都有收入，這個家庭也只是勉強維持。“我們沒有應急儲蓄，因為實在拿不出錢存下來。”她說，“現在這段日子真的很難。”

這項針對2242名在職父母的調查，試圖呈現哪些政策和結構性支持，可能幫助他們更好地應對工作與家庭之間的平衡。在這方面，彼得森有自己的想法。她很感激雇主在家庭事務上比較體諒。比如孩子生病時，她可以臨時離崗去接孩子。

但她丈夫如果這么做，情況就不同了。她丈夫在一家工廠給工業卡車噴漆，若臨時離崗會受到處罰，甚至可能影響今后的加薪。

不過，彼得森自己也要為這種靈活性付出代價。她只按實際工作時長領取報酬。她有一些帶薪休假，但沒有帶薪病假。“作為一家小型律所，他們沒辦法提供其中一些福利。”她說。

皮尤調查發現，超過一半的低收入父母——尤其是單身母親——表示，如果因家庭突發情況不得不臨時離崗，他們非常擔心因此失去收入。黑人和西班牙裔父母在這方面的擔憂程度，高于白人和亞裔父母。

彼得森說，帶薪病假會帶來很大幫助。更便宜的托育選擇同樣如此。幾年前，彼得森決定讓現在11歲和12歲的兩個女兒單獨待在家里——前提是她們在一起。“我們某種程度上比我原本希望的更早做出了這個決定。”她說。

她曾看中過一個暑期項目，想讓兩個女兒參加，但費用要幾千美元，超出了家庭承受能力。這也是很多家庭面臨的共同問題。皮尤調查發現，在需要為學齡兒童安排照護的在職父母中，近一半人在暑期難以找到合適安排。“幸運的是，她們彼此有個照應。”彼得森說，“而且我家離上班的地方只有3分鐘路程，這一點很好。”

彼得森目前還在為4歲的兒子支付托育費用。他白天待在一家托育中心，每周收費180美元。她說，這是一筆不小的負擔，同時也承認，日托教師的收入其實很低。

免費學前教育正在一些地方逐步推廣，但在全美范圍內仍然零散不均。彼得森盼著2027年秋天早點到來，到那時兒子就到了上幼兒園的年齡。“我發現自己竟然在盼著這些年快點過去——這其實很糟糕——因為我會想，等他上學了，花費就能少一些。”她說。

和許多父母一樣，彼得森希望工作能有更大的靈活性。她希望自己能參與更多學校活動，也能更多地陪伴孩子成長。“這多少讓人失落。”她說，“你會覺得這些年過得太快了。”

她沒有居家辦公的選擇。她所在的律所不允許這樣做。皮尤調查顯示，大約四分之三的受訪父母也處于同樣的情況。但研究人員發現，即便可以遠程工作，父母的掙扎也并未消失。“在家工作并不能緩解平衡工作與家庭的所有挑戰。”明金說。

皮尤調查發現，這類父母的工作與家庭責任重疊程度反而最高。調查顯示，在全部或幾乎全部時間都在家工作的父母中，接近40%的人表示，自己經常在工作時處理育兒相關事務。約三分之一的人說，自己在陪伴孩子時也經常要處理工作上的事情。

詹姆斯·戴維·萬斯和妻子烏莎·萬斯預計將在今年夏天迎來他們的第四個孩子。彼得森說，她和丈夫其實也很想要第四個孩子。“但我無法想象那會是什么樣子。”她說。除了要在工作和家庭之間艱難平衡，她和丈夫如今還承受著高昂的醫療保險、食品雜貨和汽油價格帶來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