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l Anna Louie Sussman

本文由Economic Hardship Reporting Project和the New York Times聯合發布

羅利?里韋拉和丈夫花了五年時間規劃生育大計：二人自 2023 年起定居洛杉磯，原本計劃在 2025 年搬回里韋拉的家鄉明尼阿波利斯。在這座城市，他們才有能力買房、組建家庭。“我們這輩子一直都特別喜歡孩子。” 她說。

兩人原本打算在里韋拉去年年滿 30 歲時開始備孕。可就在這一年，原本安穩的生活開始崩塌。先是帕利塞茲與伊頓地區的山火重創了這座他們棲身的城市；哈里斯（賀錦麗）競選時主推的首次購房者稅收抵免政策也宣告落空。到了夏季，加拿大野火產生的濃煙飄至美加邊境，連身在明尼蘇達州的里韋拉父母也深受影響。她的丈夫是美國公民，但身為墨西哥裔美國人，她始終擔心種族定性政策會讓丈夫成為針對目標。里韋拉擁有公共衛生專業碩士學位，她還顧慮，未來孩子入學后，身邊會有未接種疫苗的同學。去年 8 月我們交談時，她說道：“我們一直努力經營生活，確保財務、健康等各方面都安排妥當，可現在所有計劃都被迫擱置，因為眼前的一切充滿變數，未來根本無從預判。”

里韋拉夫婦擁有穩定工作，婚姻和睦，在人口學家看來，這類人群本應順理成章地開啟為人父母的人生階段。人口趨勢研究顯示，經濟上行階段，出生率往往會隨之回升。近年還有研究提出，性別分工與生育率存在關聯：家庭與社會層面性別平等程度極高的地區，出生率往往更高，性別平等程度極低的地區亦是如此。

但過去20年間，全球絕大多數地區的出生率都在持續走低。即便是經濟增長向好、職場女性的伴侶主動分擔更多家務的地方，也未能扭轉這一趨勢。里韋拉一家的遭遇，或許能解釋背后的緣由。

全民生育意愿低迷的現象，在北歐國家表現得尤為突出。這些國家經濟穩定、社會保障體系完善、育兒政策健全，且性別關系相對平等，在 21 世紀初還維持著較高的生育率。然而 2008 年金融危機（即大衰退）過后，挪威、丹麥、瑞典、芬蘭的生育率接連下滑。即便這些國家在 2010 年代逐步實現經濟復蘇，生育率依舊不見起色。各國的育兒政策基本未有變動，男性分擔家務的情況也一如往常。

美國同樣陷入生育率下行通道。截至去年，即便移民數量一直處于高位，自 2007 年以來，美國新生兒數量仍減少了約 23%。東亞各國政府接連投入巨額資金提振生育，出生率卻依舊走低。就連長期推行鼓勵生育政策的法國，也未能幸免。

生育率下滑，絕不僅僅是大眾常說的 “養不起孩子” 那么簡單。政府的育兒補貼能起到一定作用，但無論是福利微薄的國家，還是以優厚育兒福利聞名的國家，民眾生育數量都在減少。而且這一趨勢同時出現在收入拮據的群體，以及像里韋拉夫婦這樣擁有高學歷、穩定薪水的人群當中。

如今研究人員發現，拋開迥異的文化背景、政策環境和人口結構，當下年輕人普遍被一種無力的焦慮裹挾：未來充滿不確定性，他們不敢做出養育子女這樣需要終身投入的選擇。這也被稱作人口衰退的情緒理論。

未來本就從無絕對的安穩，但如今人們正處在一個不確定性空前強烈的時代。在美國，在職周期不斷縮短，收入波動愈發明顯；原本持續攀升的人均預期壽命，如今在低學歷群體中開始下降。人工智能、移民、全球貿易這些支撐美國經濟運轉的要素，都呈現出令人不安的不穩定性。“顛覆” 一詞原本僅指混亂與變故，如今卻成了美國一大強勢經濟領域的常態邏輯。預測市場的興起，讓整個世界仿佛變成了一座巨型賭場。氣候問題不斷惡化，住房、托育等養育孩子的各項成本也水漲船高。

聯合國對生育率的預測

過去半個世紀，社會貧富差距急劇拉大，社會階層流動空間大幅收窄。如今正值生育年齡的兩代人，都在全球性災難中長大，身心與經濟都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千禧一代步入職場時恰逢大衰退，不少人親眼目睹父母失業、失去住所；Z 世代的生活被新冠疫情徹底打亂，如今他們不僅要和人工智能競爭入門崗位，就連尋覓伴侶也面臨同類競爭。而執掌美國的現任領導人，似乎一心在國內外制造混亂。

生育率走低還會形成惡性循環：如果每一代人的規模都小于上一代，社會該如何正常運轉？作家阿斯特拉?泰勒（X 世代）將當下稱作 “不安時代”，Z 世代作家凱拉?斯坎倫則認為 “穩步向前的發展模式已然終結”。Z 世代對未來的迷茫，無法用常規數據衡量，也難以錄入表格分析，但這或許正是全球生育率斷崖式下跌的關鍵未知因素。

佛羅倫薩大學人口學家達尼埃萊?維尼奧利（Daniele Vignoli）回憶道，2008 年意大利生育率達到每名女性生育近 1.5 個孩子時，他一度持樂觀態度。這一數值雖遠低于維持人口自然更替所需的 2.1（不計移民），卻是意大利自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的最高水平。“當時我們都在慶祝，意大利的人口與生育迎來了新的春天。”

可大衰退來襲后，不僅意大利生育率再度下滑，如今已不足 1.2，整個歐洲的生育率都同步走低。無論各國受危機沖擊程度深淺、經濟復蘇快慢，生育率下滑的趨勢都高度一致，現有人口學理論均無法解釋這一現象。維尼奧利意識到，就業狀況、房地產市場等結構性因素固然重要，卻無法完整解讀人們對未來的規劃。

養育子女本就是一件著眼長遠的事。在他看來，全球經濟動蕩加劇、技術變革日新月異，讓年輕人連對未來做出最基本的規劃都信心不足。他與團隊開展的研究發現，一個人是否擁有長期穩定工作，會影響其生育決定；而個人對未來的預期 —— 倘若失去現有工作，能否找到薪資相當的新崗位 —— 影響力同樣巨大。這種心態，既源于現實處境，也和個人性格相關，也就是他所說的 “應對意外變故的抗壓能力”。

想要解讀當下的人口變化，就不能只參考就業、婚姻、學歷這些學界口中 “過往留下的印記”，還必須關注人們心中 “對未來的隱憂”。

這一視角，也能解釋一些傳統人口規律的轉變。以往在美國，低學歷女性的生育數量普遍高于高學歷女性，這一現象在避孕藥普及、婚姻不再成為硬性選擇的前后階段都一直存在。研究人員曾分析，即便生活困頓，生育也能讓低收入年輕女性獲得明確且受認可的社會身份、清晰的責任與人生方向，從而減少內心的不安。

人口學家萊曼?斯通（Lyman Stone）的分析顯示，大衰退過后，各個學歷層次的女性生育率均有下降。2007 至 2016 年間，美國無大學學歷女性的新生兒數量，比預期值減少 12%，僅此群體就 “少出生” 約 310 萬名嬰兒；而擁有研究生學歷的女性，生育率僅下降 7%。非裔、西班牙裔、印第安裔女性的生育降幅最為明顯，這些群體的平均收入普遍低于白人女性。

任何重大社會變革都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越來越多證據表明，將孩子帶到這個充滿變數的世界所產生的焦慮，正不斷壓過為人母的吸引力。

歷史上人類也曾歷經動蕩，為何如今情況格外不同？有觀點認為，當下是一個多重危機并存的時代（" bdsfid="442">Edgar Morin）與安妮?布里吉特?科恩（Anne Brigitte Kern）在上世紀 90 年代提出，用以形容多重危機交織疊加的狀態。而在各類危機中，大衰退對民眾生育意愿的影響尤為深遠。

博洛尼亞大學人口學教授基亞拉?盧多維卡?科莫利（Chiara Ludovica Comolli）表示：“這場危機徹底改變了世界，加劇了社會不公，人與人、群體與群體之間的關系也徹底改變。” 她長期研究經濟不確定性如何向社會層面傳導：社會信任瓦解、極右翼政黨借機崛起，而這些變化又進一步拖累生育率。

在瑞典，右翼民粹政黨瑞典民主黨以守護家庭、提高兒童津貼為宣傳口號，但科莫利發現，該政黨支持率走高的城鎮，生育率反而持續下降。高學歷女性最反感身邊民眾支持極右翼勢力，這一群體放棄生育的傾向也尤為顯著。

大衰退影響深遠的另一原因，是它爆發于信息爆炸的數字時代。即便本身未遭受經濟損失，人們也被無處不在的負面消息裹挾，終日被恐慌情緒籠罩。自然災害、政治動蕩、戰爭亦是如此，全球化背景下，沒有人能獨善其身。

奧斯陸大學社會學教授特呂德?拉佩戈德（Trude Lappeg?rd）說：“人們感受到的不只是自身的不安，周遭所有的負面狀況都會撲面而來。我們很難分清，哪些問題真正關乎自己，哪些只是潛在風險，又有哪些只是他人的困境。”

拉佩戈德的研究生阿克塞爾?彼得?克里斯滕森今年 33 歲，已有伴侶和穩定工作，還在奧斯陸購置了一套小戶型公寓，但至今沒有生育。他對比了自己與父母兩代人的人生軌跡：他的父母三十出頭就養育了三個孩子，當時母親在讀護理專業，父親是木匠，一家人租房度日，收入并不寬裕。

“放在現在來看，他們的生活并不安穩，但在那個年代，他們理所當然地覺得，組建家庭、養育孩子是必經之路。” 克里斯滕森說。父母當時也計劃繼續深造、買房，但孩子從未被視作實現這些目標的阻礙，“他們沒有推遲生育，而是一邊生活一邊養育子女”。

他常和母親聊起兩代人的觀念差異：“我最大的感受是，如今我們總想把一切都安排妥當之后，再考慮生子。” 在不確定性的籠罩下，晚婚晚育早已不只是 “生活重心改變” 那么簡單，更是人們在這個動蕩的時代里，竭力為自己搭建安穩根基的無奈之舉。

“理想收入、穩定工作、良好教育、自有住房…… 如今這些都成了人生的必經節點。” 克里斯滕森說道，“在經濟不安感愈發強烈的當下，這些目標的分量是不是變得更重了？可諷刺的是，想要實現這些目標，卻變得越來越難。” 如今美國首次購房者的中位年齡已經達到 40 歲。“面對現狀，人們要么選擇推遲生育，要么干脆放棄生子。”

認同 “不確定性理論” 的學者也坦言，全球生育率走低還存在諸多其他誘因：結婚人數大幅減少；社會疏離加劇，再加上所謂的 “親密行為減少潮”，自然難以催生嬰兒潮；就業環境同樣不容樂觀。

經濟學家克勞迪婭?戈爾丁（" bdsfid="507">greedy jobs），工作強度早已超出朝九晚五的范疇；低技能勞動者則要面對不固定的排班，薪資漲幅勉強追得上物價。而如今社會普遍要求父母在子女培養上投入大量時間與金錢，這樣的就業現狀顯然與之相悖。此外，科普宣傳與長效避孕藥的普及，大幅降低了青少年懷孕率，這也是美國整體生育率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

追根溯源，這些問題本質上也都屬于不確定性的范疇。科莫利博士也和伴侶約定，等工作徹底穩定后再考慮生育。她時常思索，自己對年齡、生育健康的擔憂，和其他人對房貸、物價的焦慮，究竟是兩類截然不同的不安，還是同一問題的兩面。“無論這種不安源于心理層面還是社會結構，當下最關鍵的，是理清各類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

和多數受訪學者一樣，科莫利認為，學界需要明確 “不確定性” 的定義，并完善對應的衡量方式。最直觀的辦法，就是直接詢問民眾對未來的看法。目前，20多個國家每三年都會開展一項世代與性別調查，每個國家選取1萬名受訪者，新增的問卷題目專門了解人們對氣候變化、高失業率、軍事沖突等未來風險的擔憂程度。

哈佛大學社會學家丹尼爾?施耐德（Daniel Schneider）認為，“不確定性影響生育” 這一觀點，處在 “家庭觀念之爭” 兩大陣營的中間地帶。他打趣道，保守派推崇傳統家庭模式，倡導女性居家養育多名子女；自由派則認為傳統核心家庭已然消亡，人們終將獨自生活。

“研究表明，人們其實依然渴望組建家庭，但當下的世界動蕩不安，同時社會對為人父母又提出了極高的要求。” 施耐德說道。

事實反復證明，單純依靠減稅這類零散的鼓勵生育政策，根本無法扭轉頹勢。俄亥俄州立大學人口研究中心主任薩拉?海福德（Sarah Hayford）表示：“想要真正改變現狀，決策者必須推行系統性舉措，打造更適宜生養子女、更能讓民眾收獲幸福、安穩與健康的社會環境。民生保障缺位，生育鼓勵便無從談起，這需要深層次的社會結構變革。”

重金激勵或許能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韓國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每名女性終身生育僅 0.8 個孩子。2024 年，韓國富榮集團（Booyoung Group）因一項政策引發熱議：公司為每一位新生兒員工發放 1 億韓元獎金（約合 6.8 萬美元，相當于韓國人均年收入的兩倍）。去年，該公司新生兒數量較政策實施前的平均水平增加約 60%。這筆獎金之外，員工還能享受醫療費用補貼與子女大學學費補助；生育第三個孩子的員工，可在高額獎金與終身住房保障中二選一。

一名員工在接受韓國媒體采訪時表示：“這筆獎金打消了我生二胎最大的經濟顧慮。” 經測算，倘若把這家企業視作一個獨立經濟體，其生育率是韓國全國平均水平的 3.6 倍。

在美國，若是獎勵人均年收入的兩倍就約是15.3 萬美元。想要扭轉民眾的生育意愿，是否需要如此力度的補貼？如今美國大部分家庭相關政策都只是杯水車薪。傳統基金會提議，為居家育兒的已婚父母發放每名兒童 2000 美元的 “居家育兒稅收抵免”，不過這筆錢甚至不足普通美國家庭一個月的日常開銷。這樣的小額補貼，根本無法消解當下年輕人心中普遍的不安。

不過，有一種低成本的方式被證實能夠提升生育意愿，那就是宗教信仰 —— 宗教或許是人類最早用來消解未知恐懼的精神寄托。

長久以來，宗教群體往往子女更多。阿米什人、摩門教徒、極端正統猶太教徒、哈特派信徒等群體，生育率一直高于平均水平。美國天主教大學經濟學家凱瑟琳?帕卡盧克（Catherine Pakaluk）在 2024 年出版的《漢娜的孩子們》一書中，與合著者采訪了 55 名生育五個及以上孩子的美國女性，她們無一例外都擁有宗教信仰。

宗教能從精神層面給予人們多重慰藉：它宣揚人是世間秩序的一部分，生育是一種美德，神明會庇佑眾生。在現實層面，宗教社群也會互幫互助，為家庭生活提供支持。

如今，東正教、天主教等教派的皈依者有所增加，但整體來看，越來越多美國人表示自己無宗教信仰，女性脫離宗教群體的現象尤為突出。傳統基金會今年 1 月發布的美國家庭相關報告，數十次提及宗教，卻僅寥寥數次提到帶薪育兒假，而美國兩黨多數民眾都認為這項福利至關重要。

28 歲的克萊爾?扎科夫斯基在一家心理咨詢機構兼職擔任主管，她十分支持聯邦政府推行帶薪育兒假，可目前國會并未出臺相關政策。她一直很喜歡孩子，年少時在威斯康星州格林貝市生活時，常常幫人照看孩子，還負責夏令營的活動組織。“我喜歡孩子的天真純粹，他們實在太可愛了。”

扎科夫斯基和男友相戀七年有余，兩人從交往之初就聊過生育問題。但近來，網絡上極端男性社群的言論、人工智能對社會的潛在影響，都讓她憂心忡忡。“每天的新聞都亂象叢生，這種狀態已經持續很久了。我們仿佛活在一個無比怪異的時代。”

除了帶薪休假、全民醫保這類現實保障，她更渴望獲得內心的安穩，這也是她成年后在美國從未真切擁有過的東西。“我覺得想要改變現狀，需要一場變革，或者說全社會的思想覺醒。”

她原本打算找一份全職高薪工作，為生育做好準備，但求職過程壓力巨大，最終選擇放棄。“我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存在隱患，但誰又能看清未來呢？”

今年 4 月初，我再次聯系到里韋拉（本文開頭的女子），她帶來了一些好消息：身邊多位好友相繼懷孕，這讓她重新拾起了底氣。“我最好的朋友預產期在7月，這件事深深觸動了我。” 她夜里常常輾轉難眠，心里想著：“我不能放棄。我必須陪著她，也必須努力去改變這個世界。”

之后，她和丈夫偶然在網上看到明尼阿波利斯一套心儀的房子，距離她的父母和祖母都不遠，兩人當即決定入手。購房報價獲批沒幾天，美國國土安全部人員就進駐了這座城市。但她看到鄰里之間守望相助，內心的底氣也愈發充足。

“親眼見證這座即將成為新家的城市里，人們展現出的勇氣，讓我和丈夫的想法徹底轉變。” 她終于覺得，這個世界依然值得迎接新生命的到來。

過往的恐懼并未徹底消散。“我知道養育孩子的過程一定會充滿挑戰。” 但當她和丈夫開始暢想為人父母的生活時，濃烈的求子之情席卷了兩人。“這種情緒十分強烈，發自本能，難以言喻。我下定決心，一定要試一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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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京講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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