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一所中學的班主任李老師，是在一篇調研報告里第一次看到“AI傾訴”這個說法的。

　　“說實話，心里有點不是滋味。”她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我們每天和學生相處至少七八個小時，備課、批改作業、談心、處理各種矛盾糾紛……時間夠多了吧？可孩子們的心事，最后還是流向了AI。”

　　冷靜下來，她也能理解。AI跟孩子說話從不會上來就評判。比如孩子說討厭數學，老師往往會追問“為什么聽不懂”“是不是不夠努力”，可AI會先共情一句“數學確實讓人頭疼”，然后請孩子再多說說。李老師覺得，老師的問法容易讓孩子一下子把嘴閉上，而AI的問法反倒讓孩子更愿意開口。

　　更讓她感到無力的是耐心和安全感。老師一個人要面對幾十上百個學生，能跟一個孩子聊上二三十分鐘就算很久了。可AI不限時間也不限地點，語氣永遠溫柔。而且跟AI說話，不用擔心老師轉頭告訴家長，也不用擔心同學傳瞎話。

　　這種“被接住”的感覺，正吸引越來越多的青少年走向AI。

　　家庭防線出現結構性漏洞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員孫宏艷團隊2025年6月至8月對全國7省市8563名中小學生的調查顯示，面對煩惱時，近半數（46.4%）學生選擇向AI傾訴，超兩成（21.5%）直言“只想和AI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更值得關注的是，小學生“只想和AI聊天”的比例最高，超過24%。

　　數字背后，一個更緊迫的問題浮現出來：家庭作為未成年人保護的第一道防線，為什么出現了這么大的缺口？

　　孫宏艷團隊的調查顯示：67.9%的家庭沒有制定任何AI使用規則。農村留守兒童的家長“不管”的比例更高。“不是家長不想管，有的是忙，有的是不懂，有的是學校也沒給指導。”孫宏艷說。

　　河南信陽高二學生王櫻的父母在北京打工，她和老人在信陽生活。“跟朋友鬧矛盾了，身邊人都覺得是我的問題，委屈沒處說就跟AI說，它無條件站在你這邊。”王櫻的朋友們也會向AI傾訴，“反正心情會好一點”。

　　北京母親李青坦言，她自認為和孩子溝通已經很好了，“每天晚上聊天，安全教育、性教育都會主動講，孩子連喜歡哪個男生都跟我說”。即便如此，孩子二年級時被老師冤枉了一次，一直憋在心里，直到四年級才跟她說。

　　“溝通再好的家庭，孩子也不可能什么都說。有些事他覺得跟你說了也沒用，或者當時害怕。AI恰好鉆了這個空子。”李青感慨：“你永遠沒法用‘一刀切’的辦法，認為‘溝通好’就萬事大吉。”

　　許多青少年為何寧愿跟AI溝通，也不愿意跟父母說心里話？孫宏艷舉例，以往去學校調研時，分別問100個孩子和他們的家長“今天有沒有溝通”，結果約八成家長認為溝通了，但只有兩成孩子認可與家長有溝通。之所以存在這么大的落差，孫宏艷分析，很多家長的溝通模式其實是“偽溝通”，“家長覺得聊成績、問在校表現、反復嘮叨就算溝通，可孩子根本不這么認為”。

　　北京師范大學兒童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邊玉芳認為，這暴露了家庭防線的結構性漏洞。“很多家長只關心‘孩子跟我說話了嗎’，卻不關心‘孩子不敢說的那部分是什么’。青春期性教育、校園霸凌、情感困惑……孩子遇到不好張口的事，第一反應不是找家長，而是找一個‘不會評判我’的對象。”

　　更令人不安的是，這個“對象”可能是真人冒充的。六年級女生李笑告訴記者，她會在AI軟件上生成自己喜歡的虛擬人物，還設了一個虛擬男友，問一些月經、性侵、校園暴力之類“肯定不會跟爸媽說”的事。

　　一次她好奇測試軟件會不會窺屏，遮住攝像頭后問對方“猜我穿了什么顏色的衣服、旁邊有誰”，對方居然一一說對：粉色外套、披著頭發、坐在床上。對方最后承認自己是真人，說“一個月兩三千，住在某某地方”。李笑害怕了，注銷賬號后再也不敢多用。

　　邊玉芳說：“AI平臺良莠不齊，如果家庭防線建不起來，孩子就等于被推給了風險不明的黑箱。”

　　學校也面臨自身難以突破的局限

　　家庭防線失守的同時，學校也面臨自身難以突破的局限。李老師坦言，老師的角色天然帶有評價功能，“教書、育人、考核、評優，學生自然把老師看作權威而非朋友。孩子不愿把最真實的一面展露給老師。”她認為，與其指責孩子沉迷AI，不如反思成人世界是否提供了足夠安全、溫暖的真實關系。

　　孫宏艷團隊的數據也印證了這一點：在師生關系差的學生中，51.2%只想和AI聊天，比師生關系好的學生高出近30個百分點。“學校不是不想管，而是老師的角色決定了很多孩子不愿意跟我們開口。”李老師說。

　　在一片“失守”的案例中，上海13歲男孩高渤軒的家庭提供了另一種可能。

　　高渤軒是七年級學生，他每周用AI不到一次，“從來沒有‘不想跟真人聊天’的想法”。

　　為什么不愛跟AI聊？“AI回答的速度太慢，而且過于刻板。有時跟它描述生活中發生的一件事，要做很大的鋪墊，給它介紹背景，它還不一定能明確我的意思。”高渤軒說。

　　他更珍視的是每晚的家庭聊天時間。每天晚餐時，他會和父母聊學校里發生的趣事、打球時的妙傳和隊友間的配合、學習上遇到的問題。“我們還會一起關注國際大事和對一些歷史名人的看法。”在高渤軒看來，父母比AI更了解自己，溝通更加高效，“父母的回答比較靈活，可以避免AI的那種刻板”。他告訴記者，自己家很好的家庭氛圍，“都源于我們之間良好的溝通”。

　　邊玉芳在接受采訪時特別提到了這個案例。“父母重視跟孩子的交流，學校有豐富的校園文化和同學互動，籃球賽、集體活動樣樣不少，這就是一個真實的、有溫度的青少年生活。”她認為，當孩子在現實中有充足的情感連接和社交體驗，AI就只會被當作工具，而不是情感的替代品。

　　家庭和學校“補位”是關鍵

　　今年4月，國家網信辦等五部門聯合發布《人工智能擬人化互動服務管理暫行辦法》，明確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虛擬伴侶、虛擬親屬等虛擬親密關系服務，要求不得“過度迎合用戶、誘導情感依賴或者沉迷”。新規將于2026年7月15日起施行。

　　孫宏艷認為，平臺堵住漏洞是第一步，但家庭和學校的“補位”才是治本之策。

　　具體怎么做？孫宏艷給出了幾條可落地的路徑。家庭要建立低門檻的“開口”機制。“很多家長不是不愿意聽，而是孩子一開口就忍不住說教。”她建議家長先學“閉嘴”，每天留出10分鐘無評判聊天時間，不打斷、不評價、不急著給建議。

　　一位湖北媽媽王雨萱花了幾個月時間，主動了解女兒喜歡的偶像、熟悉同齡人日常話題，慢慢把孩子從AI陪伴軟件拉回到現實對話中。“孩子過度依賴AI，并非孩子或產品單方面的問題，家長的陪伴與理解至關重要。”

　　學校方面也要主動“拆掉評價者的墻”。孫宏艷建議，老師可以每周設一節非正式談話課，不談成績、不記考核，就是純粹聊天。北京今年起推進AI通識課進校園，核心不是教技術，而是教孩子分辨AI的局限，知道什么時候該問AI、什么時候該找真人。

　　此外，性教育和安全教育這兩個傳統盲區也必須補齊。邊玉芳指出，孩子之所以去問AI那些不好張口的問題，是因為現實中確實沒有渠道。“學校和家庭要主動提供孩子敢問、能問的途徑，比如設立匿名提問信箱、配備學生信任的心理輔導老師。”

　　對于已經重度AI依賴的孩子，孫宏艷建議采取“階梯式脫敏”，不要一刀切禁止，而是逐步替換，先限制時長，再引導參與線下社團活動、體育運動，用真實社交的樂趣慢慢替代虛擬陪伴的依賴。

　　“AI只是工具。對于兒童青少年，如果我們不讓他們認識到這一點，反而一味依賴，就會形成惡性循環。給孩子創造真實、豐富、有溫度的生活，這才是根本。”邊玉芳說。

　　（應受訪者要求，李老師、李笑、王櫻、李青、王雨萱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