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最艱難的年月里，經歷過長征考驗的老紅軍干部投敵，在整個八路軍系統里都算罕見的事。偏偏有一位在敵后撐了好幾年、實打實打出一片根據地的老資格，在勝利曙光已經隱約可見的時候倒向了日軍。事后很多人把這筆賬算到了當地軍區最高負責人頭上，說他排擠老紅軍、逼走功臣，可翻遍原始史料和當事人的供述，這件事的根由遠沒一句“被針對”那么簡單。

這個人就是單德貴，湖南茶陵人，1930年參加紅軍，跟著部隊走完了長征，一路從班長干到連長。紅軍改編成八路軍后，他在115師參加了平型關戰役，后來跟著第四縱隊挺進冀東，打昌平縣城的時候身先士卒沖上城墻，火線提了營長。1938年冀東大暴動受挫，四縱主力西撤平西，留下三個支隊就地堅持，每個支隊也就三百來人，單德貴就是第三支隊的司令，帶著隊伍在平谷、密云、薊縣一帶的山里打游擊。

那時候冀東的環境有多苦，沒經歷過的人很難想象。日偽據點星羅棋布，掃蕩一輪接一輪，隊伍缺糧缺槍，連過冬的棉衣都湊不齊。單德貴帶著三支隊在西部山區扎下根，一邊剿土匪、拔據點，一邊擴隊伍，沒幾年就把隊伍發展到上千人，還打出了不少硬仗。1940年楊家會戰斗，他指揮所部擊斃日軍頭目山口一郎，還繳了兩門九二步兵炮，這在冀東八路軍里是頭一回。后來十三團打出果河沿伏擊戰，全殲上千日偽軍，他作為團指揮員參與了此戰。那時候冀東老百姓都知道，東部有包森，西部有單德貴，都是能讓鬼子聞風喪膽的角色。

1940年冀東軍分區正式成立，部隊統一整編，三支隊并入十三團，包森當團長，單德貴任副團長。對這個安排，單德貴當時沒說什么，包森是四縱的老戰友，打仗的本事他也服氣。可誰也沒想到，接下來幾年，部隊的高層接連出事。1941年十二團團長陳群在戰斗中犧牲，1942年2月，包森在遵化野虎山戰斗中殉國，當初留下的三個支隊長，就剩了單德貴一個。

按他自己的想法，論資歷、論戰功、論對冀東地形的熟悉，十三團團長的位置怎么也該輪到他了。可最終的任命下來，團長是從冀中調過來的舒行，對方同樣是走過長征的老紅軍，由上級統籌調任，他還是副團長。就因為這件事，單德貴心里結了大疙瘩，認定是軍分區司令員李運昌故意排擠他，把他當異己。

可實際上，當時冀東軍分區歸冀熱察挺進軍直接管轄，主力團團長的任免權在上級司令部，李運昌只有推薦的資格，根本定不了這事。舒行是上級統籌全局后空降過來的干部，不是他李運昌能說了算的。但單德貴聽不進去這些道理，就認準了是有人在針對自己。

心里有了怨氣，他就開始消極對抗，以養病為借口離開了部隊，跑到平谷熊爾寨的山里待著不回來。那段時間他沒跟組織打報告，私自娶了當地一個地主家的女兒，還大擺宴席，請來不少舊部和當地的鄉紳。這事在當時的影響很壞，八路軍有嚴格的干部婚戀紀律，更何況他娶的人，親哥哥還是給日偽做事的漢奸。

事情報到軍分區，組織上依規核查后給了他處分，把他從十三團副團長的位置上調下來，改任第一專署武裝科科長，相當于從團級降到了科級。這下單德貴的火氣更大了，徹底把所有不滿都算到了李運昌頭上，覺得對方是一步步把自己往絕路上逼。

這時候日偽的特務也盯上了他，不斷派人過來挑撥離間，給他傳話，說軍分區已經準備秘密處理他，連他的家人都不放過。傳話的不是別人，正是他妻子的親哥哥，那個給日軍做事的漢奸。一邊是自己心里攢了好幾年的積怨，一邊是敵人連番的煽風點火，單德貴的信念徹底垮了。他沒想過找上級申訴，也沒想過跟身邊的戰友溝通，就一個人鉆了牛角尖，覺得自己再待下去遲早沒命。

很多人順著他生前的抱怨，說這事全怪李運昌排擠老紅軍，把功臣逼反了。可平心而論，從始至終，李運昌既沒有權力決定團長的任免，也沒有因為私人恩怨給他處分，所有的人事調整和紀律處分，都是按組織程序集體研究決定的。單德貴自己居功自傲，聽不進不同意見，違反紀律在先，又受不住敵人的挑撥，最終選擇了投敵，主要責任終歸在他自己身上。

投敵之后的單德貴，日子也沒好過多久。一年多以后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他沒跟著日軍撤去東北，輾轉躲到了北平城里。至于他最終的結局，史料記載并不統一。有說法稱日本投降后，他被國民黨政府以漢奸罪判刑十二年，北平解放前后在轉運途中身亡；也有說法稱他最終自行了斷，史學界至今沒有定論。

直到今天，再提起這段往事，還是有不少爭論。有人覺得可惜，說他是實打實的抗日功臣，在冀東苦熬了那么多年，要是組織上能多一點耐心，多做做思想工作，說不定就不會走到這一步，把賬全算在他一個人頭上不公平；也有人說，長征那么苦都熬過來了，就因為職務沒上去、受了點處分就投敵，說到底是自己的信仰不堅定，再怎么說也洗不掉漢奸的罪名，更不該把鍋甩給上級。兩種說法各有各的道理，也讓這位曾經的抗日英雄，最終落了個功過難評的結局，到現在還讓人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