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印度浦那警方逮捕了3名詐騙嫌疑人,揭開了印度電詐的最新動態。
這3人曾被困緬甸KK園區,獲救遣返后不僅沒有收手,反而計劃在孟買附近搭建完整的電詐運營體系,甚至已篩選好農莊作為基地。
這3人在KK園區期間,被迫針對印度公民實施股票交易、“數字逮捕”等詐騙,回國后勾結同伙,利用“跑分賬戶”涉及多起案件,交易金額可觀。
警方搜查時,查獲了大量銀行賬戶資料、手機和印章,證實其詐騙網絡已初具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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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以為電詐高發地只有緬北,殊不知印度的電詐產業早已形成氣候。北美地區絕大多數電話詐騙呼叫,都源自印度,印度詐騙窩點的呼叫量極為龐大,覆蓋范圍極廣。
印度電詐的崛起,繞不開賈坎德邦的賈姆塔拉小鎮。這個被稱為“印度詐騙村”的地方,是印度現代電詐的發源地,印度多數詐騙源頭都來自這里,甚至“我被賈姆塔拉了”已成為印度人表達“被詐騙”的常用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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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姆塔拉的反差十分明顯。小鎮整體破敗,土路泥濘、茅草屋低矮,多數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但鎮中心卻矗立著成片豪宅,這些豪宅的主人,都是靠電詐發家的“網絡人”。
賈姆塔拉及周邊,有大量年輕人以電詐為業,成為當地青壯年的重要謀生方式。印度電詐的門檻極低,不需要專業黑客技術,只要識字、會說話,掌握固定話術就能入行。
這種模式完美適配當地貧困現狀,早期從業者西塔拉姆·曼達爾靠一套話術發家后,以高額收益為誘餌,通過“家族帶家族、村落帶村落”的模式,讓電詐在當地迅速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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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關注的是,電詐在印度甚至成為低種姓階層的“逆襲工具”。賈姆塔拉的大多數電詐成員都是達利特人,這個被稱為“不可接觸者”的最低種姓,靠電詐獲得巨額財富,收入遠超當地高種姓地主,實現了階級跨越。
這種畸形逆襲催生了詭異的利益鏈條。達利特詐騙者將奢侈品交給高種姓保管,高種姓則一邊舉報,一邊出租房屋給詐騙團伙、充當保護傘。
地方政客收受賄賂后,迫使警方對電詐行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導致賈姆塔拉的電詐者即便被捕,也多能通過保釋脫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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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電詐早已走出本土,向全球擴張。印度詐騙團伙在諾伊達、齋浦爾設立呼叫中心,冒充迪拜外匯公司,用偽造的當地號碼欺騙阿聯酋居民,不少受害者被騙走大額錢財。
他們的詐騙手法并不復雜,改號軟件模仿目標地區號碼,客服謊稱在當地工作,用虛假投資平臺誘導受害者投入資金,前期給出虛假利潤,等受害者追加投資后,便凍結賬戶、失聯。這種模式成本低、收益高,在全球范圍內瘋狂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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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電詐與東南亞電詐也有著深度關聯。之前,緬甸清剿KK園區后,大量印度電詐人員逃至泰國,印度空軍甚至派遣專機接回這些人員。
有分析人士指出,這些人大多是被高薪引誘自愿加入電詐,部分人逃身后還會尋找新的詐騙園區繼續作案。
2026年3月,印度中央調查局逮捕了一名核心嫌疑人,指控其將多名印度人誘騙至緬甸KK園區,強迫從事“殺豬盤”和加密貨幣詐騙。
面對日益猖獗的電詐,印度并非毫無動作。印度通信部建立了電詐號碼追蹤系統,實時攔截詐騙電話;網絡犯罪協調中心凍結了大量涉詐銀行賬戶,攔截境外詐騙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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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些措施收效甚微。印度有資格調查網絡犯罪的警察數量極少,專門的網絡警察局更是稀缺,難以應對激增的網絡犯罪投訴。
同時,印度《信息技術法》對電詐的懲戒力度極小,刑罰代價遠低于詐騙分子的非法收入,難以形成震懾。
印度電詐的泛濫,從來不是技術問題,而是利益與治理的失衡。貧困讓大量年輕人被迫投身電詐,種姓制度的壓迫讓低種姓群體將電詐視為唯一的逆襲途徑,地方勢力的包庇則讓詐騙網絡難以被徹底摧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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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反詐浪潮中,人們緊盯緬北的同時,往往忽略了印度這個隱藏的“電詐帝國”。
它不涉及人身控制,以“純騙”為主,更具隱蔽性;它依托龐大的人口基數和低廉的勞動力,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從話術培訓到資金洗白,環環相扣。
印度掌控世界電詐,本質上是自身治理短板與全球反詐漏洞共同作用的結果。它收割著各國人民的財富,也暴露著印度數字化發展中的失衡,智能手機和移動支付普及的同時,數字素養和監管能力卻未能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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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聯合清剿東南亞電詐的同時,也該正視印度電詐的威脅。畢竟,只要有利益可圖,只要監管存在漏洞,這股隱藏的詐騙勢力,就會繼續在全球范圍內蔓延,傷害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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