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談史局；作者：范西局

本文節選自范西園《復長安》

1 蜀道

據說蜀道難，難于上青天。關于蜀道之難，大唐皇帝李隆基曾經聽很多身邊人提起過，但卻也沒有全然相信。

出身蜀地的楊國忠，話語里總是夾雜著精心設計的偽報。而在曾經的寵妃楊玉環口中，那些關于蜀道艱險的講述也往往帶著撒嬌般的夸張。至于那個叫李白的詩人，他的詩作更是充斥了浪漫的想象，分辨不出哪一句是真話，哪一句則是酒后的狂言。

直到天寶十四載的這個夏秋之際，在南下的迢迢山路間，李隆基才親眼見到了這條“難于上青天”的蜀道，只不過這時的天下早已物是人非。李白在多年前被李隆基下詔“賜金放還”后，只剩下江湖上的傳說。而楊貴妃與楊國忠，則已經成了馬嵬坡下泥土中正在朽爛的遺骸。

這個夏天，唐帝國經歷了一場劇變。駐守潼關的哥舒翰在唐廷反復催促下，出關與安祿山決戰，全軍覆沒，京師長安失去了最后的屏障。六月十三日，李隆基帶領少數重臣匆匆撤離長安。雖然這次外出行動號稱是“御駕親征”，但實際上，正常人都能看出，這其實是實打實的“御駕親奔”。

后來被傳奇、雜劇演繹了不知多少遍的“馬嵬驛之變”，就發生在出長安后不久的路上。嘩變的龍武軍將士認為是楊國忠兄妹的奢侈和誤國導致了國家的危機，當場將楊國忠打死。為了平息將士們的怒火，李隆基不得不下令賜死了他寵愛的楊貴妃。事變之后，李隆基將太子李亨留在關中，然后啟程踏上了去巴蜀的路。

入蜀，要翻越險峻的秦嶺。自古以來，由關隴入蜀大抵有四條路，由東向西依次是子午道、儻駱道、褒斜道以及陳倉道。李隆基此番南下，選擇的是較為平坦的陳倉道。需要先到扶風（今陜西寶雞），取道大散關（今寶雞市陳倉區西南），經河池郡（今陜西鳳縣）一路向南，直達劍閣天險后，進入四川盆地。

這段旅程成了為后人所津津樂道的歷史時刻，誕生了許多奇談與趣聞。在后來的詩人白居易膾炙人口的《長恨歌》里，這一路黃埃散漫，凄風蕭索，年邁的皇帝在縈紆的棧道上前行，身邊愛人不在，只留下無盡的悵然。根據傳奇小說作家們的描繪，沿途下起了大雨，一連幾日霖雨不停。皇帝憂郁地看著漫天的雨，忽聽見有鈴音縹緲，與山間的雨聲融為一體，閉上眼，楊玉環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他于是寫下了名叫《雨霖鈴》的曲子，讓身邊留下的最后一個梨園子弟張野狐吹奏，復調哀婉，纏綿悱惻，充滿了無盡的離愁別緒。以觜篥吹奏一曲，風雨蕭條，鬼神泣涕。

在另一本叫《劇談錄》的唐人筆記里，李隆基的心情同樣被悔恨所籠罩。當他車駕行至駱谷山時，登高望遠，終于嗚咽流涕，對身邊的高力士說：“當初吾若是聽了張九齡之語，斷不會淪落到此。”張九齡是開元年間的宰相，當初被李林甫所排擠，最終黯然退出政壇，李隆基這是在懊悔沒有聽張九齡的忠言，卻惑于李林甫、楊國忠等“權奸”，以至于毀掉了他一手締造的盛唐。在南下的路上，李隆基下詔追贈已故的張九齡為司徒，并派宦官去嶺南張九齡的老家祭奠。

但事實上，李隆基并不是一位言情話本里合格的男主角，他沒有那么多負面情緒要發泄。陳倉道總共八百余里，李隆基自六月十九日出發，七月十二日便抵達了普安（今四川劍閣）。這段路程他不用車輦，而是自己執轡騎馬，在崎嶇的山路上日行近六十五里，幾乎達到了急行軍的標準。大隊人馬行軍與驛馬傳信的速度不可同日而語，可以想見，他在途中沒有絲毫的停留，更談不上有閑暇登高望遠，揮灑自己過剩的悲情。

以往的皇帝出巡時，各地皆有精心而隆重的準備。而此番入蜀，卻屬于秘密行動，朝廷只在棄長安的前一日，以劍南節度大使穎王李璬將要赴鎮成都為由，要求劍南道沿途做好準備。皇帝車駕在數萬軍隊的護送下經過蜀道，補給消耗巨大，各郡縣縱然有開元盛世以來積累的家底，倉促間也無法很快準備妥當。這一路的糧馬用度，顯然是捉襟見肘。或許只有荔枝是充足的，因為當初討楊貴妃歡心時的一道詔令，無數飛騎正前后相繼地將南方的荔枝源源不斷送來。

2 卒中的帝國

如此快馬加鞭地南下，不是沒有緣由的。

最直接的原因，自然是身后難以預測的追兵。安祿山此人，李隆基雖然對其恨之入骨，但不得不承認，他確實是頂尖的統帥。安祿山以善于長驅行軍著稱，在起兵之初，就在短短一個月間從范陽殺到了洛陽，創造了“閃電戰”般的軍事奇跡。潼關失陷后，唐廷的情報體系一片混亂，完全不知道安祿山方面的確切動向，誰也無法保證，安祿山會不會再度進行一次“千里襲人”，將這個流亡朝廷最終一網打盡。面對這種迫在眉睫的威脅，李隆基最好是馬不停蹄地撤離到劍閣以南的安全地帶。

更重要的是，李隆基匆忙出逃，幾乎是把整個朝廷上下官員全丟在了長安。在馬嵬殺了楊國忠后，隨侍的高階朝臣就只剩下了擔任武部尚書、同平章事的韋見素。再加上一路行軍，沿途隨行人員漸漸掉隊，他身邊的侍臣已經寥寥可數，難以支撐起一個中央政府的正常運轉。其實，從潼關失陷時起，中央政府就處于癱瘓狀態，天下各路州郡根本不知道皇帝在哪里，也不知道向哪里報告軍情、輸送賦稅。這種情況下，如果再發生什么惡性突發事件，就足以徹底顛覆這個朝廷。

這個帝國就如同一個卒中的病人，在中樞神經被突然破壞之后，陷入了休克狀態。皇帝什么時候可以重新開始處理各地軍情，并向各地發出指令，目前的休克狀態就什么時候才會得到解除。

從李隆基在南下途中的一連串舉措，可以看出他恢復中央權力機構的運轉的迫切渴望。他將大部隊分為六軍，分別由兒子壽王李瑁等人統領，就是為了化整為零，提高部隊在山路棧道上的行軍效率。六月二十五日，李隆基在河池遇到了前來迎駕的蜀郡長史崔圓，便立刻加封其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進入宰相班子。七月十二日，李隆基到達普安，終于等到了從長安一路追尋來的憲部侍郎房琯，于是當天又加封房琯為文部侍郎、同平章事，繼續充實宰相團隊。幾天之后，又將巴西太守崔渙晉升為宰相。迅速擢升身邊的近臣，原因無他，就是為了在最短時間組建楊國忠死后的宰相班子，恢復處理政務的體制機制。

在抵達漢中前后，李隆基還任命自己的兒子永王李璘出任山南東路及嶺南、黔中、江南西道四路節度采訪等使、江陵大都督，前往江漢地區出鎮，以保障從巴蜀到江漢、江淮地區的信息流、物資流通道的安全。

還有更大手筆的一次部署在李隆基的心中醞釀。從普安出發前往巴西（今四川綿陽）的三日后，他正式發出了著名的《命三王制》，傳布帝國各處。

這份制令是李隆基在當前局勢下，對平叛工作進行的總部署。他將天下分為四大戰區。一方面，將留在關中的太子李亨使勁夸贊一番，贊揚其“忠肅恭懿”“好勇多謀”，并特命為天下兵馬元帥，統領朔方、河東、河北、平盧四路（河北、平盧此時在安祿山手上），負責正面主攻安祿山叛軍，收復長安和洛陽。另一方面，他又將自己另外三個皇子往各地，分別統領其他三個戰區：永王李璘充任山南東道、嶺南、黔中、江南西道節度都使；盛王李琦充任廣陵大都督，領江南東路及淮南、河南等路節度都使；豐王李珙任武威都督，并兼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的節度都使。按照開元天寶年間的慣例，皇子只是遙領這三個戰區，一般不會親自到戰區就任，實際工作都由這份制令里一同任命的節度都使的副職來負責。而且，制令還賦予了包括太子在內的四大戰區節度都使極大的節度之權，不僅可以調度兵馬、軍械、錢糧物資，還能在戰區內臨時做出人事任免——郡縣官員，不再經過吏部的考銓，而是由戰區節度都使自行選任，只要事后向中央上奏備案即可。

這是步大膽的險棋，李隆基所代表的皇權放棄了至關重要的地方兵權、人事權以及財政權，其核心目的就是在中央政府機構癱瘓后，賦予戰區自主決策的權力，以便適應瞬息萬變的軍情。李隆基沒有像常規制度那樣由太子對全天下履行“監國”職責，這樣對他來說風險太大，而是讓所有戰區統帥都承擔起類似于監國的角色。而且戰區之間相互制衡牽制，不至于一家獨大，影響中央權力在將來的正常行使。

從這一系列的部署中，也可以看到李隆基重整河山的雄心。這位七十二歲的老皇帝有著極強的自我調愈能力，雖然經過了安祿山之亂開始時的短暫低谷，但很快就重新找回了一代雄主的心理狀態。當初他們匆忙棄長安，逃至延秋門外時，還駐馬對高力士說，“今日之事，朕之歷數尚亦有余，不須憂懼。”此時他雖然還在顛簸的長路上，就立刻開始緊張地部署起來，勾畫出了一張清晰明確的平叛戰略新圖景。

史書上也記載了各郡地方接收到此詔之后的情景。這份制令如夏日的清風吹遍各地，原本因為不知圣駕所在而“眾心震駭”的情緒登時一掃而空，遠近郡縣都歡天喜地地開始慶祝，都想著要為將來興復大唐而積極效忠；而遠在洛陽的安祿山聽說了這個消息后，則感慨自己滅亡唐朝的計劃泡湯——這里的記載雖然有著很大的歌功頌德成分，但也可以看出，李隆基的制令確實起到了正本清源、穩定思想與人心的政治效果。

從更長遠的角度看，這份《命三王制》對此后兩三百年的歷史都有著深遠影響。從此之后，地方政權在軍事、經濟、人事方面的職權被大大加強，具有了與中央叫板的底氣。在不久的將來，一種名叫“藩鎮”的政治體出現在了帝國境內的廣大地區。而這一切，都可以溯源到《命三王制》這里。

3 重建中樞

七月二十八日，經歷了一個多月的長途跋涉，皇帝的御駕終于抵達了西南經濟政治中心——成都。但是由于連續的高強度行軍，整個隊伍中的士兵、官員總計只剩下了一千三百人。

抵達成都的有多少人，這其實不重要。靠著南下的這一個多月時間，李隆基已經重新搭建了中央決策中樞，并且通過向各地傳詔，初步恢復了帝國的政令系統，相信不久之后，就能得到天下各路郡縣的積極反饋。只要這套中央集權的統治體系沒有被摧毀，大唐帝國就依然屹立，天下就絕非一個“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的亂世。

四天后的八月初二日，李隆基再次向各地頒布制令，大赦天下。這同時是他正式發出的一份“罪己詔”，承認了如今叛賊擾亂華夏，他要承擔處事不明之過。

如果簡單總結從安祿山起兵叛亂到棄守長安的這段災難性的歷史，也許可以粗暴地歸咎于朝政腐朽昏暗、皇帝年邁昏聵等簡單原因，但其實，真實的原因在于帝國更深層次的治理危機。戰亂開啟前夕，帝國已經處于朝廷對邊將邊軍逐漸失控、皇帝對朝中派系斗爭逐漸失控的尷尬處境，而安祿山的叛亂恰好進一步起了催化作用，帶來了諸多危機的總爆發。棄守長安之前，唐廷反復催促駐守在潼關的哥舒翰出兵，以至于使者擁塞于道，正是由于哥舒翰與楊國忠的矛盾日趨白熱化，以至于連李隆基都愈發擔憂于哥舒翰大軍的失控。皇帝、宰臣、將領之間互相猜疑，最終釀成了潼關外的慘敗。

這次失敗，在心理上對李隆基造成了一次沉重的打擊，但也驅散了他維持表面盛世的最后一絲幻想，竟然讓他重新振作了起來。李隆基御宇多年，自信已經積累起了無與倫比的威望，此時公開“罪己”并不會影響他的權威，反而更增添他的圣明。赦文中，他一面勉勵太子及負責各戰區的諸王盡快“誅夷兇丑”，平定叛亂；另一面還表示，自己將與群臣“重弘理道”，恢復天下的穩定秩序。

大唐帝國的中央政權就暫時在成都府衙重新運轉起來，以韋見素為首的宰相班子以下，數百人的三省六部團隊相比過去在長安，就顯得尤其精簡而高效。李隆基打起精神重拾治國理政之道，在府衙正堂升堂朝會。

此時的他，還絲毫不知道發生在北方靈武的變故。

直到十天后，來自朔方的使者終于跨越三千里山河，來到了成都，傳來了那個令人震驚的消息：皇太子李亨已經在群臣的懇請下，于靈武即位為帝！

4 回旋鏢

當使者把太子李亨已在靈武即位的情況報告遞交到了李隆基的案前時，沒有人能猜出李隆基當時的真實想法。這位年邁的皇帝看不出任何失態的跡象，只是歡喜地說道：“吾兒順天應人，繼承大統，吾又復有何憂！”

他深沉的面容始終波瀾不驚，倒像是太子所做的一切都在他的預想當中。

馬嵬之變后，李亨導演了一出父老夾道阻攔的戲碼來讓自己留下，其實已經顯露出了他深藏的野心，而后他可能會趁著天高皇帝遠，借著部眾的呼聲進一步即位為帝，其實并不難猜想。但是，作為一條在最高權位上盤踞四十余年的老龍，甫一得知自己的權力失去了控制，兒子在一幫中低層官員的起哄下便竊據帝位，李隆基的心中難道不會有憤怒和不甘？這樣的內心波瀾，即使李隆基的城府再深，后來的史官們再費勁修飾，都難以將其掩飾得完全波瀾不驚。

李亨傳報即位這件事情，做得并不漂亮。除了先斬后奏，裝作是被群臣擁戴而迫不得已之外，還讓信使附送了一份自己起草好的傳位詔書，請李隆基閱示后發布。這份文件由曾經擔任太子司議郎的大書法家徐浩起草，楷法工整，行文曉暢。之所以如此，可能是李亨和近臣們生怕李隆基這邊讓人自己寫的話，容易不小心穿幫，所以要事先擬好稿子，把“馬嵬驛早有意傳位”這個故事對上口徑，生怕“太上皇”這邊寫了一些不能說的東西，讓靈武君臣們精心粉飾的即位理由不幸穿幫。

在權謀方面爐火純青的李隆基面前，李亨這樣略顯幼稚的操作自然進不了法眼，不屑于搭理。他沒有接受李亨的這篇稿子，而是令隨侍的起居舍人賈至起草一篇。賈至當即寫就，呈送給李隆基，李隆基讀罷，略帶幽默地對賈至說道：“昔日先天年間睿宗傳位的誥命，是你父起草。如今的這份冊命，又是你來負責。兩朝盛典，都出自卿家父子之手，可謂是‘美美相繼’矣。”

這看似只是一句輕描淡寫的玩笑，但細品起來卻有別樣的意味。李隆基隱隱有著把眼前的境況與四十五年前睿宗李旦傳位給自己時相比擬，熟悉歷史掌故的人自然知道，當年睿宗傳位，也是在重重壓力之下迫不得已之舉。時任太子的李隆基與太平公主一黨斗得不可開交，睿宗李旦只能通過主動禪位，來化解朝中劍拔弩張的局面，保住李唐復辟之后來之不易的和平。

彼時彼刻，恰如此時此刻。兩京淪陷，天下亂起，如果唐廷內部再出現紛爭，導致“二帝并存”的形勢，那就無異于將已然岌岌可危的唐帝國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李隆基只能接受兒子李亨造就的既成事實，承認靈武的新朝廷。

他在四十五年前扔出的那一支回旋鏢，終于在今日飛了回來，精準地扎在了自己的心頭。

賈至何等聰明，聽了李隆基的這句玩笑，半晌也不能應對，只是伏地頓首，嗚咽流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