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6月20日，德國公使克林德在北京東單北大街被清軍槍殺。第二天，清廷以光緒皇帝的名義，向英、美、法、德、俄、日、意、奧以及西、比、荷等十一國同時“宣戰”。
一個連日本都打不過的王朝，一個連自家使館區都守不住的軍隊，竟然向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強國同時宣戰。
如果你是當時《紐約時報》的編輯，看到這條新聞，你的第一反應大概是：大清國瘋了。
但是，比宣戰更瘋的，是這場戰爭的主角——不是八國聯軍，不是清軍，而是一群相信“刀槍不入”“降神附體”的農民。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義和團。
義和團運動發端于19世紀末直隸、山東一帶的義和拳反教會斗爭。西方教會在幫助列強侵略中國的同時，恃強凌弱、干預訴訟、侵奪財產、敗壞風俗，引起中國民眾的強烈反感。1897年，德國以“巨野教案”為借口，從教案發生到出兵強占膠州灣，中間只隔短短12天。面對傳教士的囂張和列強的欺凌，忍無可忍的農民舉起了反抗的旗幟。1898年，以趙三多為首的義和拳在冠縣蔣家莊聚眾起事，公開打出了“滅洋”的旗幟。
他們確實在反抗。問題是，他們反抗的方式充滿了悲劇性的荒誕——燒教堂、毀鐵路、殺教士，不分青紅皂白，凡是帶個“洋”字的全在打擊范圍之內。他們搶劫勒索教民，焚燒房屋，綁架勒贖。直隸一些地方“凡有富厚之家，指為教民，則所掠無算”。北京“各處城廂大小街巷，所有天主、耶穌奉教之人，盡被團匪搜拿砍殺不絕，而家產皆搶掠焚毀一空”。
他們打出了“扶清滅洋”的大旗。但“扶清”到底是什么意思？有研究指出，相當多的研究者把“扶清”解釋為扶持清政府，其實是對義和團口號的誤讀——通過對語言結構的分析，“清”應作“中國”解。也就是說，義和團心中“扶”的從來不是慈禧那個腐朽的朝廷，而是他們賴以生存的“國家”。他們想保衛的，是這片土地，是腳下的家園。
但慈禧不這么想。
對她來說，義和團不是什么愛國志士，而是一把可以利用的刀。戊戌變法失敗后，光緒被軟禁，但英法列強仍然同情這位失敗的改革者。慈禧想廢掉光緒另立新君，卻遭到國內外的一致反對。她迫切需要一種力量來對抗列強——不是出于愛國，而是擔心失去權力。
端王載漪看出了慈禧的心思，向她推薦了義和團。慈禧不放心，派大學士剛毅和軍機大臣趙舒翹去涿州實地考察。兩人回來后把義和團吹得神乎其神，個個刀槍不入、呼風喚雨。慈禧未必真信這些法術，但“扶清滅洋”四個字打動了她——洋人要跟她作對，正好有群不怕死的農民愿意替她擋槍。
于是，她做了一件讓后世永遠無法理解的事——她把這群農民推向了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面前。
然后呢？
八國聯軍從天津一路打到北京。義和團的“神功”在洋槍洋炮面前碎了一地。清軍更不用說，幾十萬大軍在聯軍面前潰不成軍。8月14日，八國聯軍攻破北京外城，炮彈打到了紫禁城的東華門。慈禧連夜換上漢人衣服，帶著光緒倉皇西逃。
而那個她曾經利用的義和團呢？
在八國聯軍和官府的聯合鎮壓下，義和團被徹底剿滅。慈禧逃到西安后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屠殺曾經替她賣命的義和團團民。從“扶清滅洋”到“剿滅拳匪”，慈禧只用了一個轉身的時間。
這大概是整個庚子之變中最諷刺的一幕：一群農民為了保衛自己的國家挺身而出，卻被自己國家的統治者當作棋子推上前線；棋局輸了，統治者跑了，棋子們卻連逃跑的資格都沒有。
更荒誕的是，慈禧“宣戰”十一國的說法后來被證實是個烏龍。她下發的所謂“宣戰詔書”，其實只是向內閣發布的內部動員令。各國使節從未收到過這份文件。換言之，慈禧從頭到尾都沒打算跟列強真正開戰。她需要的是做出一副“我敢打”的姿態，用來震懾列強、安撫義和團、堵住頑固派的嘴。而當列強真的大軍壓境時，她的第一反應是——跑。
這場鬧劇的代價是什么？《辛丑條約》規定中國賠償四億五千萬兩白銀——按當時中國人口估算，每個中國人賠一兩。加上利息，實際支付高達六億多海關兩。列強還規定，中國在“諸國人民遇害被虐之城鎮”停止文武考試五年。一個主權國家，連在自己的土地上辦科舉都要看洋人臉色。
但比賠款更觸目驚心的，是這場戰爭暴露出來的真相。
就在慈禧向列強“宣戰”的同時，東南各省的督撫們做了一件讓朝廷顏面掃地的事——他們聯名與各國領事簽訂了“東南互保”協議，公開宣稱朝廷的宣戰詔書是“矯詔、亂命”，拒不執行。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這些大清最核心的地方大員，在朝廷最需要他們的時候，選擇了自保。
一個國家，朝廷在北方宣戰，地方在南方議和。這哪是什么“大一統”的帝國？這分明是一個已經四分五裂的政治空殼。
英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今天的這段插曲不是沒有意義的，那是一個要發生變革的世紀的序曲。”
赫德說得沒錯。義和團運動確實是一場序曲——它用最慘烈的方式，宣告了舊中國那種“閉關自守、盲目排外”的生存邏輯已經走到了盡頭。
今天，距離那場鬧劇已經過去126年。在互聯網上，關于義和團的爭論從未停歇。有人說他們是“反帝愛國的民族英雄”，有人說他們是“愚昧落后的暴民”。這兩種說法其實都只說對了一半。
義和團的悲劇在于：他們反抗的敵人是真實的——列強的侵略、教會的霸道、民族的屈辱，這些都是鐵一般的事實。他們反抗的武器卻是虛幻的——刀槍不入的迷信、盲目排外的狂熱、扶清滅洋的天真。他們有勇氣，但沒有方向；有憤怒，但沒有策略；有愛國的心，卻沒有看清誰是真正的朋友、誰是真正的敵人。
而慈禧的悲劇在于：她既想要義和團的刀，又不想被刀傷到手。她以為可以利用民族主義來鞏固自己的權力，卻不知道民族主義一旦被點燃，連點火的人都控制不住。她以為把義和團推上前線就能保住自己的皇位，結果差點連命都丟了。
庚子之變留給后人的教訓，從來不是“要不要愛國”，而是——**當你愛一個國家的時候，你愛的到底是什么？是那個坐在龍椅上的統治者，還是這片土地上的億萬人民？**
義和團選擇了前者，所以他們被利用了。而歷史的后來者選擇了后者，所以他們成功了。
126年過去了，那個“扶清滅洋”的口號早已被扔進歷史的垃圾堆。但“扶清滅洋”背后的那種樸素情感——不愿做奴隸、不愿當亡國奴——依然流淌在中國人的血液里。區別只在于，今天的中國人不會再相信什么“刀槍不入”的神話，也不會再把希望寄托在某個高高在上的“明君”身上。
他們學會了用自己的腦子思考，用自己的手改變命運。
而這，大概就是那場鬧劇留給后人最值錢的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