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環球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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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甬江,草木葳蕤。6月17日,在第二個“文明對話國際日”的余溫中,寧波大學以一場高規格的學術盛會,回應了“人類文明向何處去”的時代之問。當日,“全球文明倡議下的‘中國智慧’高端論壇暨寧波大學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研究院成立儀式”在此間舉行。這場持續九個小時的學術盛宴,匯聚了來自中國外文局、中國互聯網新聞中心、清華大學、浙江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等近二十家行業和高校科研院所歷史學、政治學、外國語言文學、中國語言文學、傳播學等諸多文科頂尖學者。這不僅是一所高校的學科盛事,更被在場學者視為中國外語學科從“語言服務者”向“文明對話者”轉型的標志性事件。
時代回響:為何是寧波,為何是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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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大學張瑞麗書記致辭
上午九時,寧波大學安中大樓碧華廳座無虛席。寧波大學黨委書記張瑞麗在致辭中指出,寧波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東方始發港,自古便是文明交匯的節點;而寧大作為最年輕的“雙一流”高校之一,擁有外國語言文學、中國史、中國語言文學等多學科優勢,更有以龔纓晏、王松林、辛紅娟等為代表的長期深耕浙東文化、海洋文學與翻譯傳播的學者隊伍。她為研究院錨定三個定位:文明對話的“策源地”、交叉學科的“孵化器”以及高端人才的“蓄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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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友義副會長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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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譯學館館長許鈞教授致辭
中國外文局原副局長、中國翻譯協會常務副會長黃友義指出,成立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研究院是深入貫徹“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重要舉措,中外文明交流與互鑒必將成為未來人文學科發展的主流方向。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許鈞則強調,此舉能有效破除“文明沖突論”,他高度評價了寧大外國語學院在中華文化外譯和海洋文學研究領域的學術造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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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與中華思想文化術語工程秘書處簽署戰略合作
值得關注的是,研究院與中華思想文化術語工程秘書處交換了戰略合作意向書。這一細節意味著,研究院從一開始就超越了單純的學術內循環,而是緊跟國家的文化傳播戰略。在隨后的揭牌環節,寧波大學副校長顧耀東與浙江省社科聯副主席傅曉共同為研究院揭牌,傅曉在致辭中表示,寧波經濟總量已超1.8萬億,但硬實力的提升必須匹配軟實力,研究院的成立正當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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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社科聯副主席傅曉、寧波大學副校長顧耀東為研究院揭牌
知識絲路:從西南聯大的詩教到敦煌的“話語熔爐”
首位視頻發言的是北京外國語大學比較文明與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院長張西平教授。他建議研究院系統開展浙東學派典籍的搜集、整理與外譯項目,承接歷史上寧波作為“西學東漸”和“中學西傳”樞紐的使命。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闡釋學高等研究院教授李紅巖在主旨發言中,提出了堅持文明互鑒的五項原則:必須反對“西方中心論”、抵制民粹主義、批判“文明沖突論”,并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他的發言為全天的研討奠定了堅實的政治與學理基調。
清華大學曹莉教授的《知識絲路:威廉·燕卜蓀在西南聯大》引發了強烈共鳴。她以詳實的史料,還原了劍橋詩人燕卜蓀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如何用“實用批評”方法在中國土地上播撒現代主義的種子。王佐良、穆旦等一代學術巨擘均受其滋養。曹莉指出,燕卜蓀在中國的經歷并非單向灌輸,他通過與金岳霖等中國學者的交往,反思了自身的“道德偏見”,這一案例生動詮釋了文明互鑒中“雙向凝視”的深刻內涵。
《中國翻譯》雜志主編楊平教授的《中國文化外譯研究:現狀特征分析與進路方法探討》則從學科建設角度切入。她分析指出,當前文化外譯研究存在“單邊聚集”和“碎片化”問題,呼吁學界從對西方理論的“借用”轉向“本土理論建構”,特別強調了實證研究和受眾關照的重要性。
姜秋霞教授的《敦煌文化多語言交互的話語形態》將目光投向絲路咽喉。她提出,敦煌不僅是地理樞紐,更是一個“話語熔爐”,佛經翻譯的“制式話語”與商貿契約的“通俗話語”并存,這種多層次的“譯寫”機制是古代文明互鑒的微觀樣本。作為深耕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權威學者,龔纓晏教授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鑒中的寧波元素》報告中通過三個經典個案,深入論證了寧波作為中西文化前沿陣地的獨特地位。他指出,研究院背靠的是寧波作為“海絲活化石”的豐厚歷史遺產,這是其他高校難以復制的學術資源。
大翻譯與AI時代:從“音符互文”到“概念考古”
廣西大學羅選民教授以澳大利亞華裔作曲家于京君的音樂創作為例,闡述了“音符互文”。于京君用莫扎特、貝多芬的風格改編兒歌《小星星》,將巴赫復調與中國地方戲曲揉合,在交響樂《社戲》中不用一件中國樂器卻奏出最正宗的“中國聲音”。羅選民指出,這是一種超越語符的“大翻譯”——音樂作為文化媒介,比語言更能直接地生成跨文明共鳴。
中國互聯網新聞中心原總編輯王曉輝的發言《關于翻譯與文明互鑒的思考》直擊當前痛點:人工智能來了,翻譯何去何從?他給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答案——“人工”比“智能”更重要。他以“卍字紋”的翻譯為例,說明AI可能因文化背景缺失而誤譯,必須靠“了解之同情”的人文素養把關。他引用陳寅恪的治學方法,強調文明互鑒不能僅靠書齋里的理論,更要關注敏感點、細微處,培養具有批判性思維的國際傳播人才。
蘇暉教授(華中師范大學)的發言《中外文學交流互鑒與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構》分享了《外國文學研究》雜志近年來的專欄成果。她指出,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正經歷從盲目推崇西方理論到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深刻轉型。她以文學倫理學批評、比較文學變異學等為例,展示了中國學者如何在國際學術界爭取話語權。
中國社會科學院唐磊研究員從區域國別學視角切入,指出傳統的區域國別學建基于西方中心主義范式,而中國正在大力發展自主知識體系的區域國別學。他提出,世界中國學應從新的區域國別傳統中獲取發展動力,克服學科研究碎片化的問題。
海南大學趙彥春教授的《中華典籍對外傳播的多元化路徑》提供了一個頗具操作性的案例。他提出從“文本輸出”轉向“文化共生”,通過《蘇軾詩詞全集英譯》的實踐,倡導“以詩譯詩”建立學術信用、借助多模態語料庫和融媒體傳播、舉辦“全球推薦官”大賽等多元化手段。他認為,人工智能時代,人機協同能提升效率,但“以詩譯詩”的倫理堅守不可替代。
中南大學仲文明教授的《概念翻譯作為文明互鑒的微觀機制》以近代“Nature”概念漢譯為例,通過追溯“自然”一詞如何在西方傳教士、日本知識分子和中國思想家(嚴復、馬君武)的三方博弈中,最終獲得實體化、物質化內涵,揭示了概念翻譯背后復雜的權力與資本運作。紀海龍副教授教授的《吳經熊漢詩英譯與譯介身份問題考論》則聚焦個體案例。分析了吳經熊在《天下》月刊上“用西方的語法向西方言說中國”的實踐,探討了譯者多重身份如何影響古詩譯介形態。
華中師范大學羅良功教授從學科發展角度論證了《文明互鑒研究作為外國語言文學學科的必然舞臺》。他援引張西平、王向遠提出的“文明互鑒學”概念,指出這應是涉外人文學科群的“統御學科”。外語學科擁有語言、跨文化和區域國別研究的天然優勢,文明互鑒研究是其走出“語言工具論”困境、提高社會服務能力的有效路徑。
研究院院長辛紅娟教授在學術總結和閉幕致辭中,將全天的討論提煉為三個核心認識:文明互鑒的根基在于“雙向對話”而非單向輸出,路徑在于“本土化重構”而非簡單的文本轉移,旨歸在于“共同成長”而非彼此征服。這場持續近九個小時的論壇,沒有流于空洞的口號,而是通過一個個扎實的案例——從燕卜蓀的詩教、敦煌的譯寫到于京君的音符、蘇軾的英譯——證明了中國學術界在文明互鑒議題上的深度與廣度。當某些勢力固守“文明優越論”時,寧波大學的這場學術盛會展示了另一種可能:以平等之心,借翻譯之橋,循互鑒之道,讓不同文明在對話中各美其美,美美與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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