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資料圖）

1946年5月3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開庭，對二戰日本甲級戰犯進行審判。11國法官歷經兩年半庭審，判決25名被告全體有罪，其中東條英機等7名戰犯被判處絞刑，16名戰犯被判處無期徒刑，2名戰犯被判處有期徒刑。但天皇以及細菌戰策劃者逍遙法外，正義未能徹底得到伸張。世界期盼正義降臨，最終的審判卻存在缺憾。

被銷毀的證據

東京審判之所以存在遺憾，并非當時的檢察官不盡力取證，而是因為日軍大量燒毀了相關記錄文件。檢察官們盡心盡力，卻深陷泥潭。莫羅和薩頓等人兩次來華取證，從上海、北平、重慶奔波到南京。在南京的一天里，他們就訪談了120名目擊者。據《大美晚報》報道，檢察方“經常審訊在華的日本戰犯并與證人談話，直到凌晨3點才休息”。然而，東京審判期間，記錄顯示，辯護律師一再以“累積證據”為由請求國際法庭拒絕采納證據。

盡管如此，除了中外證人外，國際檢察方還是設法找到了描述日軍占領南京后情況的美國駐華大使館報告、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致德國外交部的報告、南京安全區檔案等有關南京大屠殺案的關鍵書面證據。

細菌戰與生化實驗

薩頓調查了1941年11月日軍在湖南常德上空投放谷物和球狀物體，隨后當地立即爆發鼠疫的事件。他訪談了關鍵證人——金寶善、陳文貴、羅伯特?伯力士三位醫生。他專程前往南京會見伯力士，記錄了所有細節。

薩頓的最終建議是鎖定五名特定證人，并獲取一位曾目擊空投的E?J?巴農夫人的宣誓書面證詞。目前不清楚這些建議是否得到了采納。對細菌戰的指控并未得到推進。日本的731部隊研究人員，包括石井四郎在內，以交出數據為條件獲得豁免，并繼續與美國合作。

政治掣肘

1946年1月25日，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致電華盛頓警告說，起訴裕仁天皇將引發“巨大動蕩”“導致日本社會解體”，并且需要“至少一百萬兵力”無限期駐留日本。

麥克阿瑟最初提議設立一個單獨的美國軍事法庭，只審判東條英機及其內閣，這種范圍極窄的審理程序可以完全避開天皇相關的問題。該提議被否決。但麥克阿瑟決定庇護天皇，不僅出于現實考慮，更是出于政治算計。他需要一個穩定的日本，作為日后對蘇戰爭的后勤樞紐。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同盟國在德國起訴了戈林、赫斯和里賓特洛甫等納粹高層，卻毫不擔心德國秩序因此崩潰。差異源自戰略考量的不同，而非實際操作層面存在障礙。

日本始終未能與自己的戰時歷史達成和解。參拜靖國神社爭議、修正主義歷史教科書、否定“慰安婦”的根源都在于東京審判未能徹底清算日軍罪行。由于麥克阿瑟庇護天皇并提前終結起訴，日本從未像德國那樣“直面歷史”。中國和韓國至今仍在承受這些決定帶來的后果。

盡管東京審判存在諸多不足，但它是人類歷史上首次通過國際司法實踐，系統確立了侵略戰爭屬于國際犯罪，并明確國家領導人須為發動侵略戰爭承擔個人刑事責任，向世界傳遞了“侵略必受懲罰、暴行必遭清算”的信號，使和平、正義、人道等成為戰后秩序的核心價值追求，為戰后國際秩序奠定了重要法律和政治基礎。受害者既沒有被遺忘，也沒有淪為冰冷的數字，而是被納入一個持續的歷史反思與公眾教育進程之中。正因如此，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成為了國家一級博物館和國家公祭儀式舉辦地，成為銘記歷史、開展教育、傳承記憶的重要場所。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與東京審判的歷史遺產共同印證了一個理念：正義的實現要靠追責、證據與歷史真相。通過以史為鑒，可以將記憶轉化為和平與更美好未來的基石。

作者是美國時事評論員、國際治理創新中心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