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內容摘自答案LAB第三期“智能制造時代下的中國造船業建設”圓桌論壇。

在不久前，我們發布了，討論到中國造船業手持全球70%的訂單，卻面臨一線工人群體老去、技能傳承斷裂的殘酷現實。引發了多數讀者的共鳴。

本期內容，我們試圖剝開現象的層層外殼，將視線從船塢碼頭轉回育人陣地。上海大學社會學教授劉玉照認為，造船業的用工荒，本質上是職業教育的一場“制度性錯位”。當舊的匠人養成邏輯坍塌，新的體系又盲目追求學歷的“普教化”，產教結合該駛向何方？

以下是劉玉照教授關于“社會轉型與中國產業工人的技能養成”的深度分享：

我是2014年到2019年之間，做農民工的研究、農民工子女教育，涉及職業教育等這塊內容。

我當時在做流動人口教育的時候，其實已經感受很明顯了。因為那個時候上海實行人口調控。上海市職業教育壓縮得很厲害，原來我們一年招生，對流動人口招生名額是1萬個，2016年一下子壓縮到只有6000個名額。

但是，我在調研當中發現，這里面只有一個學校的招生名額是不壓縮的，就是滬東船廠技校。這個學校（當時）招生，什么條件都沒有，就是你只要有人去，他就招。

（可以看出）當時不但我們船廠招人難，我們船廠技校招孩子都難。

我覺得這個問題，船廠可能只是一個索引和表現。因為過去這幾年我們整個國家制造業發展很快，但是整個職業技能養成問題本身，實際上沒解決。

我們早期的制度和德國有點像，主要靠企業內部師徒制，包括廠里面大量的職業技校這種方式。而這個格局，在1994、1995年我們教育市場化以后，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2000年到2010年之間，我們整個職業教育出現了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我調查農民工的時候，當時有一個典型現象，從2000年以來我們的技工荒問題一直沒變，不光是船廠，我們幾乎絕大部分制造業都面臨這個問題——一個是技能工人缺乏，尤其是高級工的缺乏；還有就是原有的這個技術工人老化非常嚴重。技工荒是全國性的技工荒，從2000年之后就開始了。

體系的瓦解：失去“單位制”后的師徒荒

那么核心是一個什么問題呢？是我們面臨的產業升級難題——中國實現從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的轉型過程中，如何培養高技能人才？

以人才為本其實在我們當時的中國制造2025戰略里面，是最核心的。（我當時研究的是）為什么中國會出現大規模技工荒？我們面對產業升級需求，重建有中國特色的新產業工人技能養成體系，需要重點關注哪些問題？

我的一個基本觀點是，隨著中國制造業快速發展，與這個產業發展相適應的產業工人技能形成體系出了問題。在過去的十幾年當中，中國產業工人的主體實現了從穩定就業的本地城市工人，就是本工，到缺乏勞動保護的外來農民工的轉變，這個在船廠里面尤其明顯。但是，我們整個社會的職業養成技能體系轉型，沒有同步實現。

相當于說，原來我們整個職業教育體系是面對城市，面對原來有穩定合同工人，而（后來）我們的工人主體已經變成農民工，變成來自農村的這些工人了。但是我們的整個職業技能形成體系沒有轉型，包括職業教育、職業培訓和職業資格認證體系。

傳統技能形成體系有三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一個是相對完善的職業技能資格認證體系。你拿到這個證書以后，是可以有相應的待遇的。

然后是我們以單位制和穩定就業為基礎的單位內的師徒制培訓。師徒制這個穩定的制度，原來本身就是我們最核心的技能形成體系，但是改革開放以后，這套制度在絕大多數行業里面都沒了。

第三個，就是主要面向城鎮居民的職業學校教育體系。原來我們的職業教育面向農村的很少，主要面對的是城市工人，所以當時擁有城市戶籍的孩子，你不上高中，你肯定上職校，反正職校畢業就能安排工作。當時農村基本上是你初中畢業完成義務教育以后，只能打工，沒有職業教育這一說。

中國的制造主體從體制內的國有企業向體制外的鄉鎮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轉移。工人的主體（也）從城鎮居民轉向農民工群體，單位制解體導致相對穩定的就業保護體制瓦解，這樣一個結果就導致中國產業工人的相對地位持續下降，原有的相對完善的職業技能資格認證體系和企業內部師徒制相結合的培養體系就瓦解了。

同時呢，這里面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我們從2000年開始大學擴招，大學教育擴招后，我們整個東部沿海省份普及了高中教育，而傳統的職業教育在這個過程中是萎縮的。就相當于我們整個城市里面和大部分東部沿海地區普及高中教育，大部分孩子都奔大學去了。這時候雖然大量農民工進城，但是我們的職業教育，又沒有開放給他們，所以導致在那十年之內，大量職業學校被壓縮或關掉了。

這也導致了一個后果，一方面城市和東部沿海地區職業教育生源不足，相對萎縮。而另一方面，缺乏職業技能的農民工及其子女卻沒有辦法接受職業教育。這就是2000年到2010年一個結構性矛盾。

制度性困局：一套讓企業與工人都“失聯”的體系

我們當時的職業教育出現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職業教育的普教化，與企業和市場的脫節越來越嚴重。

原來我們職業教育包括三部分，技校、中專和職高。技校是廠里辦的，中專是各個條線、各個委辦局的，造船業有培養造船人才的職業學校，出版業有培養出版人才的職業學校，是和行業密切相關的。

職業高中是什么？職業高中是教育局辦的，原來最早我們的職業教育是以技校和中專為主，但是后來我們是以職高為主了。職高為主就和原來的企業和行業關系越來越遠。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后來說，我們學生培養出來后，到廠里啥也干不了。原來的時候，無論技校還是中專，它本身是和這個行業，和企業緊密結合的，學生可以直接去企業實習的，到后面這個機會就越來越少了。所以到后來的職業高中，學校要去給學生找實習，那都是求爺爺告奶奶的，因為這個關系沒有了。

還有職業教育的培養對象沒有及時實現從原來面向東部地區的城鎮居民（轉）向農村人口，尤其向來自中西部的流動人口，導致（職業教育）萎縮是非常嚴重的。

那么我們過去的師徒制——師徒制得以良好運行的核心是勞動關系的穩定性，就是你必須在這一塊得一直干下去——不斷瓦解，而現代師徒制由于沒有穩定的勞動關系，根本建不起來。

這就導致無論企業和個人，其實都沒有動力來提升職業技能。因為你提升技能沒用，或者是企業培養人以后，人立馬走掉了，企業也沒有動力。

我們當時調研的時候，有一個沿海城市要求每個企業拿出營業收入的2%的交給市政府，用作職業技能培訓經費，這2%交上去以后，如果企業搞培訓，可以申請使用，用2%、3%、5%，甚至更多都可以，但如果不用這個錢就不是你的。即使這個樣子，這個錢很少企業申請使用。

因為企業覺得我用了，我培養了工人，我花了時間了，不但能耽誤了工作時間，而且培訓完了之后，工人說你給我漲工資，你不漲工資我立馬走人。所以最后企業培養了半天，是給別人培養，所以說沒有企業愿意干這個事情。

我在這個沿海城市調研了10年，按照他們的說法，每年都培養10萬工人，但是最后10年下來，整個的技能工人規模卻沒有增加。

還有一個我們的職業資格認證體系和職稱評聘體系也出了問題。我們原來職業資格認證相對比較分散，學校也能認定，企業都能認定，后來我們全部統一在人社部門了。統一管理之后，我們這個資格認證和企業和市場的脫節也是越來越嚴重了，越來越重文化考試，而輕職業技能。

我們的很多農民工他有技能，他想考這個資格證書，但是很多職業資格限定的報名條件是高中畢業，你沒有高中畢業證就沒法考，有技能也考不了證。大量流動人口沒有被納入職業資格認證體系當中來，他沒有資格認證，也就意味著別人只能看你的技能，看（不到）你的證，沒有證你的待遇就提不上去。這實際上導致能證分離，我們的職業技能和資格認證是分開的。

城市職工中，從中專、技校畢業的這些人，有證書，他們很快成為管理者，根本不需要直接干活了。而真正直接在一線堅持干活的人，有這個能力但是卻拿不到證書。

此外，大量的企業根本就不敢給工人做有證書的培訓。我們曾經調研去了深圳的富士康，富士康因為他工人需要技能培訓，但是他們當時說，我堅決不做有證書的培訓。為什么？因為培訓完，工人拿了證書以后，就要走，要漲工資。他們說我們一律做內部培訓，我自己培訓。但是他們說做了幾年以后發現也不行，因為什么呢？因為富士康在當地已經形成了一個產業（周邊有大量配套企業），最后他的內部培訓證書反而成為市場上最管用的一個證書了。

職業教育的“普教化”悖論：為什么高收入吸引不來生源？

我們看一個統計數據，從1985年到2011年，我們前期職業技能學校數量是增加的，但到后來，特別是1999年之后，開始就大幅下降。

我當時選了三個地市，東部上海，中部安徽，西部貴州。無論看參與職業教育的人數還是職業學校的數量，整體是都大幅下降的。

我們想知道為什么？是因為你學職業教育不好？我們當時專門做了數據，比較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這個教育回報到底怎么樣？當時用的是人民大學那個CGSS調查數據，做了2005年、2006年、2008年、2010年4期調查數據，我們做下來之后，發現了一個蠻震驚的數據，幾乎所有年齡段，中專、技校和職業高中等中等職業學校的畢業生，收入都是比普通高中要高。

如果職業教育回報高——包括到2000年之后，2010年之后也是高的——大家為什么不選擇職業教育？我們當時很奇怪，結果我們后來發現這里面很核心的問題，就是說你要考慮教育回報不能光比普通高中教育，高中教育要和大學教育結合在一起。

因為職業教育它是個“斷頭教育”，你學完以后就直接工作了，而普通高中是要上大學的，如果把大學的收入回報再加上去，那就遠遠高于職業教育了。所以說最后結論是這樣的，大家不選職業教育，是因為職業教育變成了一個差的教育，只有上不了高中，上不了大學，才選職業教育，就成了這么個結果。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是怎么做的？我們是把職業教育開始往上走，搞五年一貫制，搞職業大學本科，但是這導致職業教育的進一步普教化。原來職高第三年還有實習，現在都沒實習了，到三年級就都在準備高考了。你會發現整個職業教育完全扭曲了。

所以這里面有一個核心的問題，就是社會轉型與職業技能養成體系轉型是不同步的。我們2001年入關之后，這10年之內，大量的外企進入中國，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本來是最需要產業工人、技術工人的時候，但這個時期我們大學擴張，職業教育的劣勢越來越明顯，而使得職業教育相對萎縮。

（但）你會發現，我們1999年大學擴招，到2005年第一波擴招學生畢業的時候，立馬就出現了大學畢業生找不著工作的問題。同時呢，這個時期農民工大量進城，成為產業工人，但是職業培訓對象沒有轉向農民工，所以導致職業教育資源和職業教育對象不匹配，嚴重錯配。

我們在2008年、2010年做過兩次農民工調查，大家認為自己有一項或多項技能的比例，達到40%多，但是他們擁有國家認可的資格證書的比例連20%都不到。他們現在工作需要的技能，42%都是在一周之內獲得的，獲得方式78%是邊干邊學，跟著師傅學的占38%，企業培訓不到25%，農民工中真正通過中專技校獲得相應技能的只有1.3%。

當時上海市要解決一批中專畢業和技校畢業的學生賴在家里啃老不出來工作的問題。出錢給他們搞青年見習崗位，把他們從家里拉出來。就是因為這些人學了技術，但是去和農民工干一樣的工作，他們不愿意。所以最后變成了經過培養的人不去干活，而正在干活的人沒有培養機會。

這就出現了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企業的技工荒越來越嚴重，對技術工人需求越來越強烈，農民工對技術培訓的需求也非常強，但是職業技術學校普遍生源不足。國家出臺了一系列鼓勵大家參與職業技能培訓的補助政策，但是，無論從企業還是工人，無論是職業學校還是地方政府，都沒有積極性來干這個事。

德國模式還是美國模式？重建藍領中產之路

當時我提除幾個特別關鍵的問題，一個是職業技能體系的重建和中國藍領中產階級的養成問題。整個行業，收入問題如果不解決，或者待遇不能提高，想別的招沒用。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勞動技能保護和單位內部的師徒體系的重建問題。任何一個技能讓大家學，首先要解決一個問題，誰出錢？我出了錢以后，我能不能收回來？企業有這個問題，工人也有這個問題，師傅也有這個問題，師傅教給學生，如果教會徒弟餓死師傅的話，師傅為什么教他？

師徒制的核心還是一個勞動技能培訓的風險分擔問題，在目前這個就業模式下，這個問題解決不了。我們原來的勞動技能形成體系學的德國，但是我們新的勞動就業體系學的是美國。

還有就是打破這個城鄉和地區的隔離，建立面向農民工的職業技能形成體系。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在大量招生不足的領域，沒有向農民工，向農民工子弟開放。我覺得這個問題到現在還沒解決。

所以這里面我進一步思考兩個問題，因為現在我們要重建這個體系，到現在我們方向沒明確，到底是學德國還是學美國？學德國的話，就是靠企業內部培養，學美國靠外部培養，就靠學校。我們實際上建立的體系是外部的，但是產業很多技能要求是要學德國。

我們到底是需要一個通用技能形成體系還是專業技能形成體系？現在比較危險的就是我們職業教育的普教化、高教化，原來的技?；旧峡鞗]了，中專也快沒了。中專都升成大學了，職業教育變成職高了。由一批與企業和行業沒有關系的人來管職業教育。

當下解決辦法是什么？解決辦法不是說把職業教育回歸產業，回歸行業，而是把它高等教育化，搞五年一貫制、搞職業大學，甚至我們高校現在還要普及專業碩士，搞專業博士。

問題是職業教育真的需要這樣嗎？我們現在普通教育都已經嚴重過剩，屬于過剩教育。現在職業教育正在重復這樣一條路徑。

當然還有一個考慮，就是現在中國企業大量出海以后，我們的整個職業教育實際上也在影響全球，在走向海外。我在做出海之前，一直批評中國職業教育和我們產業結合得不緊密。但是出海以后發現，我們還算做得不錯的。我們現在講標準出海，這個產教融合到底怎么弄的問題，這個產教融合不是說你喊喊（就實現了），它內部有很多機制，（它不像）師徒制自然而然就融合了。原來是企業辦的學校，你想不融合都難，但現在問題是搞一批和產業沒有關的教育部門在主導，它怎么能融合？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