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欣在講解岳鎮海瀆碑刻拓片。受訪者供圖

　　如今，一股新的旅游熱潮席卷了年輕人。無數大學生避開人海，打卡深山古廟，尋找被風雨侵蝕的摩崖石刻。當目光向歷史深處漫溯，我們該如何讀懂這些藏在山水間的文化記憶？其實，有人早已在這條冷門的道路上跋涉了很久。從運河邊的田野，到深山里的荒野，煙臺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吳欣一直奔波在山川河海間，解碼中華文明“天地人”和諧共生的智慧。

　　人們常常問我：“吳老師，你在研究什么？”我說：“我在做‘岳鎮海瀆’文獻整理與研究。”

　　話音剛落，對方的眼神里常常閃過一絲茫然——岳鎮海瀆？這四個字怎么寫？是什么意思？是失傳的武功秘籍，還是某種古老方言？

　　每當這時，我都在心里默默加上一句：“這是一門冷門絕學。”一提到冷門絕學，很多人都會覺得這是在書齋里刨學問，在故紙堆里做文章，恰恰相反，回到歷史現場尤其重要。

　　我碩博都跟隨常建華先生學習社會史，在導師的教誨下，知道社會史本身就是一門需要深度“書齋閱讀”與回到“歷史現場”相結合的研究。2004年夏天，我參加了歷史人類學者在山西臨汾的田野考察，并在科大衛、劉志偉、趙世瑜等老師們那里習得田野調查的方法。

　　至今我還記得這樣一個場景，田野過程中經過一個村落，村子里嗩吶震天，正在辦一場熱鬧的婚禮。對這種“熱鬧”，那時候的我，帶著一種學術傲氣，徑直走過。我心想，這都是現代人的儀式，讀不出什么歷史。

　　當晚的總結課上，劉老師問：誰看了那場婚禮，我們面面相覷。劉老師嚴肅地“批評”了我們，他說：“歷史就是一個過程，今天就是歷史延續而來的，觀察今天就是在研究歷史。儀式是一種實踐的記憶，也是社會秩序的展演，承載著豐富的歷史內容。”

　　師者的言傳身教與歷史現場深度思考，讓我深深體悟到歷史是連續的，不是被書寫的斷代故事，也不只是躺在圖書館文獻里的文字。在那一刻，我的學術思路更加清晰了。

　　博士畢業后，帶著這樣的學術價值觀，我回到聊城大學任教。聊城是一座因運河而興的城市，我想知道：運河怎樣影響和塑造了中國社會？

　　于是，走進田野成了我的學術日常。每到周末，我和同事、學生組成田野小隊，對運河沿線多地進行“地毯式”搜索。這不是旅行，它非常考驗人的心理素質。你需要有敏于發現的眼睛，需要有善于溝通的嘴巴，更需要有進入私域的能力。

　　有一次，我們在一個村子里走訪，正和一位老大爺聊得火熱，當問到他們的族譜時，大爺的子女突然沖出來，警惕地看著我們，二話不說，直接把我們當作文物販子舉報到了當地派出所。

　　盡管非常委屈，但這也讓我明白，有些資料在我們看來是“史料”，對于擁有這些資料的人而言，則可能是家族內部的根脈傳承或是塵封已久的秘密，我們需要用更加明確的方式告知別人我們的用意，獲得他人的認同。

　　經過多年的積累，我們搜集了大量民間文獻資料，我也以此為基礎，完成了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民間文獻與京杭運河區域社會研究”。我所在的研究團隊也因此建立了運河文獻數據庫，形成了三個不同的運河研究方向，成為國內運河研究的重要學術基地。

　　中國歷史上的大運河，不只是一條水利意義上的人工河流和政治意義上的漕運通道，它還是人們生活的交通樞紐和生于斯長于斯的生活場域。我寫“船民”以河行運的生活方式、“岸上人”以河謀生的手段，寫他們的日常生計與精神信仰，這些研究讓我真正理清了這條大動脈如何把不同地方的風俗、生計、人群連在一起，生生不息地塑造著中國社會的底色，影響著中國社會發展的進程。

　　如果說運河研究是我的學術起始點，那么岳鎮海瀆研究，則是我主動選擇的一條更加崎嶇的道路。

　　在對山東入運河泉水的田野調查中，我閱讀了東鎮廟幾十通碑刻文字，漸漸地，我意識到若運河是人為的工程，那么岳鎮海瀆就是自然與人文的結合，是被建構起來的更長時段的中國歷史。這是一個有待開拓的研究領域，一個承載了上千年中國文化的山水載體。

　　什么是岳鎮海瀆？簡單來說，岳鎮海瀆是一個龐大的中國古代山川河海體系。“岳”指五岳（泰山、華山、衡山、恒山、嵩山），“鎮”指五鎮（沂山、會稽山、吳山、醫巫閭山、霍山），“海”指四海（東海、南海、西海、北海），“瀆”指四瀆（江、河、淮、濟）。

　　在普通人眼里，這不過是幾個地理名詞，或者旅游景點的名字。但在歷史學者的眼里，它承載了中國大一統文化的發展脈絡與體國經野的治國之策，既是政治觀念在自然山川中的體現，也是民俗信仰的傳承。

　　然而，這個領域太冷了。文獻極度分散，大量資料隱藏在正史、類書、方志、實錄、筆記、文集甚至是不知名的碑刻里。沒有人做過系統的梳理，甚至很多學者都不知道從何下手。

　　但我心里有一股執念：越是冷門，越說明它有未被發掘的巨大價值；越是絕學，越需要有人去把它續上。于是我申報了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項目“岳鎮海瀆文獻整理與研究”，并且幸運獲批。但真正做起來，我才知道什么叫“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這不再僅僅是運河邊的田野，而是要走向更荒僻的深山、更偏遠的古渡口。有時候，為了找一塊明代祭祀某座名山的碑，要在雜草齊腰的廢棄道觀里轉上大半天；為了核對一條關于四瀆的史料，要翻閱幾十種不同版本的古籍。

　　資料浩繁，我就一點點啃。單單碑刻搜集整理一項，就已經耗費了幾年時間。隨著時間的積累，那些零散分布于十八座山川河海的記錄也逐漸被拼湊起來，岳鎮海瀆文化的內涵變得更加清晰。

　　“以山川定方域”，歷代王朝不斷地給岳鎮海瀆封王加號，以獨特的地理語言賦予它們禮法政治的含義，以禮儀形式維護著對遼闊國土一統性的塑造。同時，這些山川在各地也是重要的文化標志，百姓們通過建廟上香，尋求生活的庇護。國家政治秩序與民間信仰，就這樣在山水之間形成了奇妙的共振。

　　就拿西岳華山來說，唐代《華山碑》寫道：“天有四序，星辰辨其分；地有五方，山岳鎮其域。”在古人的宇宙觀里，天上的星辰是“文”，地上的山川是“理”，華山不僅僅是一座奇險的石頭山，也是大地與星空遙相呼應的坐標。天上的星辰流轉劃分出四季，地上的華山穩穩鎮守著西方。仰望星空，俯瞰山岳，天人一體、自然和諧的觀念，就在這星辰與山峰的遙相呼應中深深扎根。

　　做冷門絕學，最難熬的不是身體的累，而是心靈的孤獨。有一次，我帶著關于岳鎮海瀆的研究成果去參加一個全國性的史學研討會。在分會場，別人聊的是新潮的經濟史數據模型，是社會史的宏大敘事，臺下座無虛席。輪到我發言時，我講“岳鎮海瀆與中國大一統空間的構建”，講著講著，我發現臺下專家有的在看手機，有的在翻其他材料，有的去衛生間，那種被邊緣化的失落感，像潮水一樣將我淹沒。

　　回到酒店，看著厚厚的研究材料，我產生了深深的動搖。我是不是在浪費自己的學術生命？是不是選錯了路？如果轉向一個更熱門的研究方向是不是更好？

　　動搖過后，我腦海里浮現的，卻是深山中那些摩崖石刻，是古渡旁歷代先民面對浩渺水波時留下的治水與生活印記。我意識到，傳承不是我一個人的事，要讓更多的人了解國家秩序與自然地理交融的文化密碼，并重視它們。

　　于是我申請資金，帶領團隊把我們收集來的專書、史書、政書、類書、筆記、文集、民間文獻進行分類、錄入、校對。這是一項枯燥到令人發指的工程，每一個字、每一個標點都不能錯，“岳鎮海瀆文獻數據庫”逐步建立起來了。與此同時，以“岳鎮海瀆”為主題的展覽館也正在籌備。我相信一定有這么一天，人們輕點鼠標，就能了解中國人幾百年前的山水觀念。

　　記得2004年去洪洞時，正值暑假。幾位學術前輩都帶著自己的孩子。烈日當空，那些七八歲、十來歲的孩子跟著我們讀碑刻、看遺跡，中午就蹲在地頭吃簡單的農家飯。

　　我當時很納悶：“這么辛苦，帶上孩子干什么？”多年以后，當我也成為一個母親，我找到了答案。

　　我開始帶著我的兒子去運河沿岸的村莊跑田野。當我們站在一塊滿是青苔的古碑前，他會饒有興趣地湊上去讀起來。讀完之后，他還會就碑文里記載的某次災荒、某項稅收，用他所學的知識解讀一番，和我進行討論。

　　那時，我突然明白了當年前輩們為什么要在暑假把孩子帶到田野里。對于那些不從事歷史研究的普通人，甚至我們的下一代來說，曾經在田野里吹過的風，曾經在殘碑前讀過的字，終將化作他們骨子里的對這片土地的深情，化作他們面對復雜世界時的一種歷史縱深感，這就是冷門絕學對普通人的意義所在。

　　（本報記者 張赟芳采訪整理）

《中國教育報》2026年06月23日 第03版

作者：本報記者 張赟芳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