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此堅信著：許廣平作品選》，許廣平著，岳麓書社｜浦睿文化，2026年4月出版，280頁，39.00元

現代文學版圖中，頗有幾個特別的女性寫作者，她們留下了自己的文字，其中幾個被稱為女作家亦不為過譽。然而，如果不是因為那些與她們生平密切相關的著名男性，她們的寫作，甚至連她們本人，也許都將化作歷史的塵煙，默默，不為人知。即便是她們的文字，因著著名男性的緣故，大多落筆于關聯性回憶，或是以來往信件形式為人所知。《我與某某》《與某某通信集》，是她們最常見的書題，也是出版社約稿時最喜愛的命題。她們的寫作，當然還是一種女性寫作，但卻有著特殊的形態。

“她們”當然有自己的名字，只不過總是綴在相關男性的后頭，比如蔣光慈的宋若瑜與吳似鴻、郁達夫的王映霞、沈從文的高青子、朱生豪的宋清如、馮至的姚可崑、端木蕻良的鐘耀群……以及魯迅的許廣平。

早在1917年，許廣平就在《直隸第一女子師范學校校友會會報》上發表文章，以文言寫就，內容大致以言志論理為主，與現在的高考議論文頗為類似。而她的新文學初試筆則無疑與魯迅有關，景宋成為她最常用的筆名，魯迅主編的《莽原》是她的發表主陣地，她在寫作風格，甚至是意象取用上都有著濃烈的魯迅風味。發表于1925年7月10日《莽原》第十二期的《一死一生》，寫的是她夢見正在積極聲援滬案運動的阿姊死了，眾親友分食由阿姊尸體腌就的咸肉，“雖是病體，然而腌的肉還不壞”。大有《狂人日記》人啖人的意味。如此這般堅持寫下去，也許景宋真能在中國現代文學界占個席位。然而她終于還是放棄了工作，寫作也只是零星，在上海過起家庭主婦的日子來了。

從此，許廣平長久被固化為魯迅的伴侶、遺稿整理者、身后守護者三重附屬標簽。大眾認知中，她的存在似乎只為映襯魯迅的偉大，她是《兩地書》里經過魯迅刪改的溫柔通信者，是魯迅父子生活悉心的照料者，是愛人逝世后傾盡一生保全其文稿與聲名的堅守者。她個人的文字、思想、童年掙扎、五四精神烙印，以及作為獨立女性的撕裂與求索，長期被魯迅光環遮蔽。

魯迅、許廣平與兒子周海嬰

不僅寫作，許廣平作品的出版也呈現出嚴重失衡的狀態，幾乎高度同質化地聚焦魯迅相關主題。《欣慰的紀念》《魯迅回憶錄》《關于魯迅的生活》《兩地書》，無一不是以魯迅為核心，其文字淪為魯迅研究的輔助史料，個人創作價值幾乎被完全淹沒。研究者習慣性將她定義為“魯迅研究附屬性作者”，割裂她的自傳散文、婦女評論、紀實隨筆與雜文創作，只看見作為“配角”的許廣平，忽視了作為寫作者、思想者、女性先驅的許廣平。

許廣平生前只出過一個和魯迅無直接關系的單行本，即收入1947年上海出版公司“文藝復興叢書”第一輯的《遭難前后》，是本小冊子，講她被日本人拘捕前后的經歷。然而，如果不是因為她和魯迅之間的關聯，日本人不會關注到她，也不會有此牢獄之難，更不會引發廣泛關注。1998年1月，為紀念許廣平誕辰一百周年及逝世三十周年，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周海嬰編選的三卷本《許廣平文集》，收集了她的幾乎全部文字，包括《兩地書》在內的各種書信。在出版前言里，許廣平被稱為“現代婦女運動的前驅、偉大的魯迅旗幟的捍衛者”。雖然個人的“前驅”身份放在前面，但三卷本里，大部分還是與魯迅有關的文字。

景宋（許廣平）著《遭難前后》

海嬰編《許廣平文集》

最近浦睿文化出版了一本小開本口袋書——《我如此堅信著》，編選了許廣平的若干散文。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寫于1939年，載于《上海婦女》第三卷第六期的《生活亂談》一文，為《許廣平文集》所失收。選篇的初衷，據編輯說：“大概的方向是更貼近許廣平個人經歷、生命體驗、個人觀念和情感的篇目。整體希望更貼近許廣平本人的表達。”“我如此堅信著”是《遭難前后》中的原句，從這些文字里，隱約可以看見一個掙脫封建桎梏，承載五四啟蒙理想的景宋，以及在婚姻犧牲與自我堅守中兩難，試圖以文字完成女性精神突圍的立體的許廣平。不再是附驥魯迅的邊角解讀，而是重讀一代五四新女性的集體命運。她帶著啟蒙的覺醒走出舊家庭，卻困于時代與婚姻的雙重枷鎖，在犧牲與自我之間搖擺，不多的篇目，寫下屬于女性的苦難、抗爭與永恒堅信。

不難看出，《我如此堅信著》的編選試圖為許廣平完成一次關鍵性的文學歸位，跳出“魯迅本位”，重構她個人的創作體系。目錄頁雖沒有明確地概括，但觀察編目可以大致看出全書分為三個部分。其一是公共紀實維度，以《遭難前后》為核心，完整記錄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她被日本憲兵逮捕、歷經七十六天牢獄酷刑的真實經歷。文中直面電刑、毆打、人格羞辱等苦難，記錄囚室的骯臟擁擠、難友的堅守與苦難，既飽含個人生死試煉的痛感，更彰顯知識分子的民族氣節，鄭振鐸曾讀此文“且感且泣”，稱她以生命守護同道與良知。其二是個人成長維度，收錄《我的小學時代》《我的斗爭史》《像搗亂，不是學習》等自傳隨筆，回溯童年與少年時代的封建抗爭，是一代新女性的成長自白。其三是女性思想維度，收錄《三八節與中國婦女》《貢獻于全國婦女教育會議》《從女性的立場說“新女性”》等文論，直切民國女性教育、職業、婚姻、社會地位等核心議題，觀點銳利，極具啟蒙價值。同時兼收憶人、抒情、生活隨筆，比較完整地呈現了許廣平的文字風格，質樸直白、鋒芒內斂，兼具紀實的厚重、自傳的坦誠與雜文的思辨，當然也清晰地映出魯迅對她的影響。

其中最可貴者是許廣平對自己家族的回憶，雖然篇幅不多，但足以看出許廣平的文學底色與女性覺醒根植于童年的封建抗爭，而這份早年掙扎，又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思潮形成天然榫合。她出生于廣州舊式官宦大家族，門第森嚴、禮教繁復，男尊女卑的規矩滲透生活每一處。在《我的小學時代》《我的斗爭史》中，她細致描摹了童年處境，家族認為女子無需讀書識字，只需學刺繡、守女德，將來婚配嫁人即可。她寫到一些細節，長輩認定女孩子讀官話無用，只準學廣東方言，甚至有“女人不必做官，識字寫信足矣”的定論。

成年后的許廣平寫到自己的童年與少女時代，筆底帶著啟蒙之后的叛逆底色。八歲時，家人執意要為她纏足，父親卻挺身而出反對，這場家庭爭執讓她早早窺見封建禮教對女性的肉體與精神摧殘。她不無自豪地寫道，入私塾讀書時，長輩明令只教方言，她便以沉默消極抗爭，拒不跟讀，最終迫使先生改授官話，這份倔強，成為她一生反抗不公的初始底色。在舊式大家族中，她目擊家族女性的宿命，姑母輩恪守禮教，一生囿于家庭，無獨立人格，同齡女孩早早被安排婚嫁，喪失求學與走向社會的權利。這種近距離的悲劇凝視，讓她從小埋下不甘做附庸、追求平等的種子。

許廣平

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恰好為這份原生叛逆提供了思想武器與時代出口。五四以“反封建、倡平等、個性解放、女性覺醒”為核心，《新青年》等刊物席卷全國，打破千年禮教桎梏，呼吁女子教育、婚姻自由、經濟獨立。彼時的許廣平，走出廣州舊式家庭，北上求學，如饑似渴吸納五四新思潮。她考入北京女子師范大學，深度卷入女師大風潮，成為學生運動骨干，我們看到她在“先生”的影響下，學著以文字為刃，抨擊封建校方的守舊與專制，踐行五四“反抗強權、堅守公義”的精神內核。

童年的個體抗爭與五四的時代啟蒙，在許廣平身上完成了深度融合，童年讓她切身感知封建女性的苦難，五四讓她找到反抗的理論與路徑。這本小冊子里的自傳文字，不是簡單的童年回憶，而是以個人經歷映射時代困境。我們清晰地看到，舊式家宅是封建禮教的微縮場，她的叛逆不是個人任性，而是一代女性對命運的本能突圍。五四思潮則為這份突圍賦予了思想高度，讓她從反抗家庭束縛，上升到反思整個女性生存困境。在《我的小學時代》中，她回憶自己沖破男女分校、堅持求學的經歷，直言“女子求學，不是特權，而是本分”，這份認知，正是五四啟蒙最珍貴的落地。可以說，沒有童年的封建桎梏體驗，就沒有她對女性命運的深刻共情，而沒有五四啟蒙的精神滋養，她的叛逆只會停留在個人層面，無法升華為終生的女性關懷與文學堅守。

更值得注意的是，許廣平的文字始終保留五四啟蒙的平民底色。她不刻意標榜精英式覺醒，而是以樸素筆觸書寫普通女性的困境，她在寫她所看到的。農村婦女終日勞作卻毫無地位，都市女性困于家庭無法就業，知識女性囿于婚姻難以實現自我。然而她沒有寫到她自己在婚姻家庭中的困境，那個勇敢叛逆的許廣平，那個在兩地書里向先生夸耀自己酒量不錯的許廣平，成了先生的愛人，海嬰的媽媽。

五四塑造了許廣平的覺醒，而與魯迅的結合，卻讓她陷入新女性理想與現實婚姻的兩難。從世俗眼光看，她是五四自由戀愛的典范，他們沖破年齡差距、世俗非議、舊式婚姻的束縛，以知己相伴、靈魂契合的方式走到一起，摒棄傳統婚嫁俗套，不重名分，唯重心意。許廣平本人也曾直言：“我們以為兩性生活，是除當事人之外，沒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縛，彼此情投意合，以同志相待，無需俗套。”這無疑是五四個性解放思想的極致踐行。

但在不多的文字細節里，可以看到更多的“選擇背后”。同居上海之后，她主動放下個人事業與寫作理想，全面退居幕后，身兼伴侶、秘書、文稿整理者、生活管家數職。魯迅的手稿謄寫、校對、編訂由她一手包攬，日常會客、家務瑣事、生活起居由她悉心照料，為給魯迅營造安靜的創作環境，她隔絕社交、舍棄個人社會活動，甚至放棄外出教書、獨立從業的心愿。她曾在文中坦誠，自己讀完書卻只能困于家庭，終日料理瑣事，無法為社會效力，內心滿是愧疚與不甘，“只能做家庭主婦，徒負所學”。

1943年，許廣平在謄寫魯迅日記。

這種犧牲，并非被動依附，更多是主動的精神獻祭。她深深崇敬魯迅的思想與人格，認同其文學使命，甘愿以自我退讓，成就一代文學巨匠的創作巔峰。魯迅后期十年高產創作，離不開她的默默托舉。但這份獻祭背后，是五四新女性獨立理想的折損，她原是投身學潮、筆鋒銳利的青年革命者，本有自己的文學追求與社會抱負，卻在婚姻與精神共鳴中，將個人理想隱匿于魯迅的光芒之下。更殘酷的是，后世記憶進一步固化這種依附關系，讓她的自我價值徹底被“魯迅伴侶”的標簽覆蓋。

而許廣平的復雜性，恰恰在于她從未完全消解自我，始終在犧牲與堅守中撕裂共生。她從未因婚姻放棄女性思想的表達，即便終日操勞，仍堅持撰寫雜文、評論，發表《從女性的立場說“新女性”》等文章，批判社會將女性禁錮于家庭、只重賢妻良母身份的刻板認知，呼吁女性擁有教育權、就業權、人格獨立。她直言，所謂“新女性”，不是徒有新潮外表，而是擁有獨立思想、不依附男性、兼顧家庭與社會價值的個體。

在婚姻關系中，她也始終保持精神平等，從未淪為附庸。《兩地書》中，她與魯迅以師生、知己、戰友的身份平等對話，暢談人生、社會、理想與苦悶，不卑不亢，有獨立見解，從不刻意迎合。她敢于直白抒發情感，在《風子是我的愛》《同行者》等抒情文字中，坦率書寫愛意與精神共鳴，打破傳統女性含蓄隱忍的情感表達桎梏，彰顯現代女性的情感自主。魯迅逝世后，她更是重新走向社會，守護魯迅遺產、投身社會事業、堅持文字創作，以獨立人格續寫人生，沒有淪為依附逝者的符號。

這種犧牲而不沉淪、堅守而不叛逆的復雜狀態，正是五四新女性最真實的命運寫照。她們受啟蒙洗禮，覺醒獨立意識，追求自由戀愛與人格平等，卻身處新舊交替的時代，無法完全掙脫家庭、婚姻和世俗，不得不做出妥協與犧牲。無論在哪個時代，想靠寫作生存都是一件很為難的事，尤其是在現代中國，女性想吃文字飯難于登天，驚才絕艷如張愛玲，天賦不凡如蕭紅，尚且難以憑稿酬生活。許廣平的文學天分還不到破囊而出的程度，魯迅對此顯然有清楚的認識，因此他才勸許廣平與其出去工作或是寫稿，不如待在家里，自己多寫點文章多賺點稿費也就是了。平心而論，許廣平有一些才華，但不多，她的文字魅力更多出自鮮明的人格鋒芒。不過，這點才華對于許多男作家而言已是足夠，相較于同時代的男性，她寫得并不差。然而當時的女性悲劇就在于，她若不能遠超同儕，便無法繼續職業生涯。《我如此堅信著》里的文字不多，但已足夠讓我們看到一個恣肆不羈，甚至可以說是能量強旺的許廣平，那是一顆五四下的蛋，生俱雙翼，本應屬于更廣闊的天空。她本可以生產更多的文字，缺失的寫作里，隱含著更多的意味，不僅展示出時代的矛盾，也顯現出現代女性另一種意義上的勇敢與開放。這本小冊子之外，尚有許多未盡之言。

許廣平的撕裂，不是個人悲劇，而是時代的賦予，五四給予女性覺醒的思想，卻未給予完全獨立的生存土壤。新女性向往人格自由，卻仍要背負傳統家庭責任與婚姻倫理，在奉獻自我與堅守自我之間，陷入永恒的掙扎。她對魯迅的景仰，是背負一生的十字架。而她的文字，正是這份掙扎最真實的文學記錄。《我如此堅信著》的編選，讓我們精神重尋這位女性，看到只屬于許廣平自己的激進、革命與理想，并且照見我們自己的怯懦、保守與茍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