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許多現實問題，已經很少按照傳統學科的邊界整齊出現。人工智能、數字經濟、平臺治理、新質生產力等議題，看似各有側重，實際上都把技術變化、產業組織、制度安排、行為方式和價值判斷交織在一起。若研究仍然從單一學科的既有問題意識出發，容易把復雜現實切成若干片段，只看到局部變化，卻難以把握問題的整體結構。

關鍵在重新組織研究

從管理學和消費者行為研究的角度看，變化尤為明顯。過去討論消費者決策，往往強調個體偏好、信息搜索、評價比較和最終選擇；而在算法推薦、智能助手、數字平臺和社交傳播共同作用的環境中，消費者的判斷已經嵌入平臺規則、數據結構和人機互動關系之中。組織管理也不再只是人與組織的關系，算法管理、智能決策和數字勞動正在重新塑造崗位邊界、協作方式和責任結構。社會治理同樣如此，制度設計之外，還必須面對數據治理、技術架構、平臺責任與公眾信任。研究對象本身變得更加復合，知識生產也就不能停留在原有分工之內。

因此，哲學社會科學交叉研究的關鍵，不是把多個學科并列起來，而是從現實問題出發重新組織研究。一個真正有解釋力的問題，常常會迫使研究者重新判斷：既有概念是否足夠？原有方法能否抵達問題核心？還需要哪些知識共同進入？以智能技術介入消費者決策為例，值得討論的不只是購買效率是否提高，還包括注意力如何被分配、偏好如何被塑造、信任如何形成，以及責任如何在消費者、企業、平臺和技術系統之間劃分。這些問題自然會把管理學、心理學、信息系統、法學和倫理治理連接起來。

機制解釋是學術要求

方法的變化也在推動研究方式更新。大規模行為數據、文本分析、平臺實驗、計算社會科學和智能體模擬，使哲學社會科學能夠觀察更復雜的行為過程，也能夠在更大的尺度上識別模式和機制。但新方法并不會自動帶來新理論。如果研究只是用機器學習預測點擊率，或者用生成式工具輔助材料整理，它仍然主要停留在工具應用層面。更重要的是，新方法能否幫助我們提出原來難以提出的問題，檢驗原來難以檢驗的機制，并對已有理論概念作出必要修正。

以社交網絡智能化模擬為例，單純依靠大語言模型生成個體行為，可能會得到流暢而相似的表達，卻未必具有穩定的行為邏輯。若把使用與滿足理論、計劃行為理論、社會認知理論等行為科學理論嵌入智能體建模之中，模型就不只是模仿人的語言形式，而是在動機、態度、認知、環境反饋和行為選擇之間建立可解釋的關系。這樣的交叉研究，并不是把社會科學問題交給技術工具處理，而是在理論、數據、模型和現實場景之間重新建立對應關系。

機制解釋，是交叉研究尤其需要堅持的學術要求。數字經濟中不少非常新穎的現象，需要進一步進行解釋。以智能技術進入組織和商業決策為例，若只是說它提升了效率、改變了流程，就仍停留在現象層面。更關鍵的是追問：任務邊界怎樣在人與機器之間重新分配？員工的自主性和創造力在何種條件下被增強或削弱？消費者對企業的信任如何受到影響？平臺規則和組織制度又怎樣放大或抑制這些影響？所謂機制解釋，就是把技術現象轉化為可以分析的行為鏈條、制度邏輯和邊界條件，使研究能夠回答為什么發生、如何發生，以及在什么條件下發生等問題。

價值問題不能被放到研究末端

技術越是快速演進，價值問題越不能被放到研究的末端。智能定價、精準推薦、風控模型、用戶畫像和智能客服，確實可以提升效率，也可能帶來公平感失衡、算法歧視、信息繭房、隱私侵犯和責任歸屬不清等問題。哲學社會科學的作用，在于把效率之外的判斷納入研究視野，在技術應用之前、之中和之后，提供概念辨析、價值評估、制度設計和治理方案。這不是對技術的旁觀，而是對技術進入社會生活之后所產生的關系變化作出解釋和引導。

從中國式現代化實踐出發推進交叉研究，還具有特殊意義。我國數字經濟、平臺生態、城市治理和產業升級的實踐場景，為哲學社會科學提供了豐富材料。研究者既要從中國經驗中提出具有普遍解釋力的問題，也要在中國場景中提煉能夠進入國際學術對話的概念和理論。對于綜合性大學而言，交叉研究的優勢并不只是學科門類齊全，更在于能把技術前沿、產業實踐和社會科學問題放到同一個研究場域之中。

歸根到底，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的交叉研究，不是追逐形式上的跨界，也不是被新技術的新鮮感盲目牽引。它需要以現實問題為起點，以理論重構為路徑，以機制解釋為目標，并以人的發展和社會福祉為尺度。只有這樣，交叉研究才能真正回應復雜的時代問題，也才能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不斷拓展哲學社會科學的解釋力、判斷力和建構力。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數字化管理決策重點實驗室副主任、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