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6月22日上午9點，唐寧街10號門前的講臺再次被搬出。斯塔默的講話只有幾分鐘，語氣仍然克制，直到最后談及妻子維多利亞和兩個孩子時，一向被批評為“機器人”的他罕見哽咽。與此同時，白廳附近反脫歐人士播放著歐盟贊歌《歡樂頌》。在脫歐公投十周年前夕，這一聲音像是給英國政治過去十年來的循環配上諷刺的伴奏。

斯塔默在講話中說，工黨黨內現在提出的問題是，他是否仍是帶領該黨參加下次大選的合適人選。他已經聽到了議會黨團的回答，并“優雅地接受”。這不是一次選舉失敗后的例行交接，而是一個擁有壓倒性議會多數的首相，在任不滿兩年便遭本黨逼宮撤換。

對英國政治觀察者來說，這一幕在過去十年間已經成了某種儀式：首相走出唐寧街10號的黑色大門，在講臺前承認自己已經失去繼續執政的政治條件，隨后留下幾句關于國家、政黨和家庭的話，轉身退場。

2016年脫歐公投以來，英國已經先后送走卡梅倫、特雷莎·梅、約翰遜、特拉斯、蘇納克和斯塔默六位首相。英國首相職位仍然擁有龐大的制度權力，但其政治有效期卻越來越短。問題不只是斯塔默失敗了，而且唐寧街10號已經成為一間越來越窄的“酷刑室”。

6月22日，英國首相斯塔默與夫人走出唐寧街10號首相府。圖/視覺中國

沒有方向感的“改變”

2024年大選后，斯塔默本有一個近乎奢侈的開局。工黨結束保守黨14年執政，以巨大議席優勢重返權力中心。彼時，英國社會對保守黨內斗、脫歐爭執、特拉斯式財政冒險和公共服務衰敗已經極度厭倦。斯塔默的承諾很簡單：穩定、專業、改變。這也是他個人政治氣質的核心賣點。作為前皇家檢控署署長，他不是煽動型政治家，而是程序型政治家；不是“愿景人物”，而是“修復人物”。

但如今回頭來看，問題恰恰出在這里。英國選民在2024年投票反對的是保守黨的混亂，但并沒有真正被工黨的新藍圖所動員。工黨的勝利看似巨大，實則脆弱：議席很多，得票率并不高；支持基礎廣泛，卻缺乏深度忠誠。換言之，斯塔默拿到的是“反保守黨授權”，而不是重塑英國的授權。當“穩定”敘事完成其歷史使命后，選民馬上追問：改變在哪里？

斯塔默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他試圖用技術官僚式治理替代政治敘事，用財政紀律替代社會動員，用“可實現的改革”替代“能感知的改變”。但英國的現實已不允許這種緩慢修補輕易見效。承諾的經濟增長遲遲不來，國民保健系統積弊難返，移民問題繼續吞噬基層焦慮，福利、住房、治安和地方財政壓力不斷堆積。每一個領域都需要長期投入，而財政部又要求守住債務和赤字規則；每一次改革都需要得罪既得利益者，而斯塔默的執政團隊又本能地避免制造更大沖突。

于是，斯塔默政府陷入一種典型的中左翼執政困境：既不敢真正突破市場和財政紀律，又無法讓普通選民相信生活會迅速改善；既要向商界證明工黨已經擺脫科爾賓時代，又要向工黨基層證明自己仍堅持社會民主主義方向；既要對抗改革黨的極右敘事，又不敢在移民、福利和國家認同問題上完全讓渡議題。斯塔默政府缺乏一條能讓公眾理解這一系列動作之間關系的主線，看起來就像是一名沒做編排的花樣滑冰選手，賣力地嘗試著正滑逆滑、旋轉跳躍，呈現出來卻毫無美感可言。

更致命的是，一連串政治失誤破壞了他僅存的“專業”形象。團隊丑聞頻發、政策反復、內閣和顧問團隊磨合不良，都讓外界覺得這個政府并沒有想象中那樣準備充分。彼得·曼德爾森相關任命爭議尤其具有象征性：斯塔默本來以清理工黨反猶主義和派系毒素上臺，卻在權力運作中重新把“舊工黨—新工黨”的灰色人脈帶回公眾視野。對于一個把“廉潔、能力、秩序”作為政治資本的人來說，這類爭議比一般政策失誤更傷根基。

因此，斯塔默的失敗不能歸因于左或右的路線失敗，而是“無敘事的中間路線”的失敗。他把工黨帶回了唐寧街，卻無法把國家帶出停滯；他恢復了政府的可預測性，卻沒有恢復政治的可能性。他以反混亂者的身份上臺，最終被一種更深層的無力感吞沒。

斯塔默宣布辭職 圖：央視新聞

變成“酷刑室”的唐寧街10號

《紐約客》駐倫敦評論員薩姆·奈特曾用“英國政治的酷刑室”來形容英國首相職位，唐寧街10號已經變成了倫敦塔中一間名為“小安樂窩”的中世紀牢房：人在其中無法站直、無法坐穩，也無法躺下。這個比喻可以套用在近年來任何一位首相身上，區別無非是囚徒們應對禁錮的態度而已。斯塔默和特雷莎·梅、蘇納克一樣，選擇自降抱負甘于忍受；約翰遜用乖張的表現假裝自己還有自由；而特拉斯則干脆打算把倫敦塔炸個粉碎。

脫歐是牢房的第一道墻。2016年公投把英國政治從傳統左右分野中撕開，重組了身份、地區、階層和代際之間的關系。歷經三年半的撕扯，脫歐完成了法律意義上的“離開”，卻沒有完成英國在經濟和戰略意義上的重新定位。英國既不愿完全回到歐盟規則體系，又無法在全球貿易中找到足以替代歐洲市場的支點。每一任首相都必須在“主權敘事”和經濟現實之間走鋼絲，但結局都是跌落。

經濟停滯是第二道墻。進入21世紀后，英國生產率長期疲弱，公共投資不足，地區差距擴大。脫歐、疫情、能源價格沖擊和地緣政治危機又進一步壓縮財政空間。英國公眾希望政府修復醫院、學校、鐵路和住房，但不愿接受更高稅負；希望降低債務利息和通脹壓力，又要求政府增加補貼和公共投資；希望控制移民，又依賴移民填補護理、建筑、農業和醫療體系的低成本人力缺口。任何首相都被迫同時面對彼此矛盾的公共要求。

人口和福利結構是第三道墻。英國社會正在變老、變病，也變得更難被公共服務體系承接。英國政府每年財政支出的一半（大約6000億英鎊，約合5.4萬億元人民幣）要固定流向全民醫療、福利支出和國債利息三大領域，政府幾乎毫無騰挪空間。每一任首相都會發布宏大講話，但預算表上的數字很快會把愿景拉回現實。特拉斯試圖炸開這堵墻，結果被債券市場迅速擊倒；蘇納克和斯塔默選擇順從這堵墻，又被選民認為沒有改變。

政治機制本身也在加速消耗首相。英國憲制傳統上賦予了首相強大的議會控制力，但這種權力建立在穩定兩黨制和黨內紀律之上。如今，兩黨制正在碎裂。改革黨、自由民主黨、綠黨、蘇格蘭民族黨正在共同侵蝕傳統大黨的社會基礎。而民調和社交媒體的反應又把議員們的恐懼即時化，只要一個黨魁被認為會拖累下一次選舉，黨內“弒君”便迅速變得合理。

這就是英國首相職位的悖論：形式上高度集權，實質上高度受限；名義上領導國家，實際上卻同時被市場、媒體、黨團、民調、財政規則和國際環境圍困。首相仍住在唐寧街10號，但那扇黑色大門里面越來越像一個無法掙脫的陷阱。

“他不是斯塔默，也不是特拉斯”

按照工黨規則，黨魁辭職后將觸發新黨魁選舉。候選人必須是工黨議員，并獲得議會黨團一定比例提名，同時還需取得地區黨部或工會組織支持。斯塔默在講話中設定的時間表是，7月9日開啟提名，7月16日關閉提名；若出現多名候選人，則通過黨員和工會組織投票，在9月1日議會復會前完成；若只有一名候選人達標，則可更快確認新黨魁和首相。

目前形勢已經明顯倒向伯納姆。剛剛在梅克菲爾德補選中大勝并重返下議院的他，在斯塔默宣布辭職當天下午步入下議院議事廳宣誓就任議員，隨即成為工黨內部事實上的唯一繼任人選。原本被視為唯一潛在競爭者的前衛生大臣斯特里廷迅速宣布不再考慮參選并支持伯納姆，這使一場全面黨內選舉變成“加冕”的可能性急劇上升。英國媒體普遍判斷，當前已經沒有挑戰者有能力或愿望對風頭正勁的伯納姆造成威脅，他大概率可在7月中旬正式入主唐寧街。

伯納姆的優勢在于，他不像斯塔默那樣給人以倫敦職業精英和法律官僚的形象。他長期擔任大曼徹斯特市長，被塑造成“北方之王”，善于把地方治理、公共交通、住房、青年機會和地區尊嚴聯系在一起。他比斯塔默更會講故事，也更愿意承認英國存在階層和地區失衡。對當前極度恐懼改革黨繼續向北部和工人階層腹地擴張的工黨來說，伯納姆具有明顯的止血功能。

目前形勢已經明顯倒向伯納姆 圖：資料

但“加冕”同樣伴隨著風險。伯納姆尚未經歷充分的全國政策考問。他的“曼徹斯特主義”聽上去比斯塔默的“改變”更有溫度，強調地方分權、公共控制、重建基礎服務和降低生活成本，但一旦進入唐寧街，這些口號馬上會面對財政部、英國央行、債券市場和國際投資者的共同審視。伯納姆計劃重新國有化水務、能源和鐵路系統，可以回應民眾對私有化失敗的憤怒；但如果被理解為大規模國有化和無約束借債，英國國債收益率和英鎊匯率都可能重新承壓。

目前，市場對斯塔默辭職反應相對平靜，甚至因為權力交接路徑變清晰而短暫松一口氣。但這還不能算是對伯納姆路線的最終認可，只是對“沒有混亂”的獎勵。真正的考驗會出現在他宣布財政團隊和首份政策議程時。若任命前黨魁埃德·米利班德擔任財政大臣，將釋放明顯左轉和挑戰財政部正統的信號；若重用斯特里廷或其他更親市場人物，則可安撫金融城，卻可能削弱“改變”的政治質感；謝巴娜·馬哈茂德若留任內政大臣，則說明伯納姆不會在移民問題上突然左轉，而會繼續爭奪改革黨正在經營的身份認同和安全感議題。

伯納姆最可能的操作，是在政治敘事上明顯左轉，在財政規則上暫時克制，在公共服務和地方分權上制造可見變化，在宏觀稅收和債務問題上避免重演特拉斯式沖擊。他需要讓選民看到“他不是斯塔默”，也要讓市場相信“他不是特拉斯”。這無疑是一條極窄的路，但這恐怕也是傳統大黨阻止法拉奇帶領改革黨贏得下屆大選的最后一次機會。

因此，伯納姆即便上臺，也不意味著英國走出危機，只是英國政治又開始了新一輪嘗試。斯塔默的教訓在于，維持令人絕望的穩健無法長期執政；特拉斯的教訓在于，提出不加約束的愿景會被市場立即處決。伯納姆若想在這兩者之間找到通道，就必須把“北方敘事”和“曼徹斯特主義”轉化為全國治理方案，把“只有我能選贏改革黨”的強勁勢頭轉化為可信的財政和產業設計。

斯塔默已經被抬出唐寧街的“酷刑室”，伯納姆則躍躍欲試正準備進去。伯納姆或許會比斯塔默更善于在這間屋子里說話，但他很快也會發現，真正決定英國命運的，是這間屋子能否被重新撐開，讓一個人至少能體面站立。

作者：曲蕃夫

編輯：徐方清